在一个冰天雪地的日子，寒风凛冽，路滑难行，父亲骑自行车带着我在崎岖的山路疾行，前往坐落在山沟沟里的故乡。当时年仅七八岁的我一个劲地喊冷，父亲急忙停下车，把自己的棉袄脱下给我围上；我又喊脚冷，父亲又把他的围脖解下，缠绕在我的鞋上。这是我回忆父亲时常常想起的一幕。
儿时，家里困难，我们姊妹兄弟五个都在长身体，父母相当设法买来当时流行的炼乳给我们喝。不料，我上火，耳朵后生了个大疮。在医院动手术拔脓的时候，我胆怵得大哭大闹，几个人都按不住。父亲急中生智，把自己心爱的钢笔从上衣口袋抽出来递给我，不料被我一把扔了。后来父亲移开床，找遍每个角落，都没有找到那只钢笔。那个年代，父亲在区委从事档案工作，钢笔是稀罕物。这件事给长大后的我留下深深的遗憾。
父亲工作兢兢业业，待人诚恳，但在文革时也险受波及。当时父母工很忙，很难分身照顾我们几个年幼的孩子，就挤出一部分工资，雇了个保姆，平时把人家当亲戚一样对待，特别尊重。一天见保姆在悄悄写着什么，以为人家在学大家踊跃准备张贴大字报呢。在保姆出去时，好奇地看一眼。不料却大吃一惊：原来保姆写的全是刻薄、中伤我的父母之言，有对待保姆不好，为人奸诈之类，真是子乌虚有,信口雌黄！于是赶忙给她结算工钱，好言打发回家了。
父亲是老党员,从不拉关系、走后门，在乡下知青插队的大姐的工作迟迟得不到解决。一天我放学后，大姐骑着自行车风风火火地赶回来，进门就大声地抱怨父亲:"同伴们都快走光了，我啥时候能回厂啊？太窝囊了！”父亲一直保持着沉默，但脸色很尴尬。大姐甩了门帘，哭着走了。后来，大姐是最后一批进厂工作的。好在我们四个弟妹学习都很刻苦，工作都是自己考上的，让邻里羡慕，父母也露出久违的甜蜜微笑。我填报志愿时，父亲亲自给我参谋，填报了离家很近的一家国企， 说这样我有啥事大人可以照顾到。
当时是公费医疗，开药较便利，家里总是有不少的存药，父亲每次回老家，就带给爷爷.爷爷懂医术，常把大部分药送给生活拮据的村民。村里吃水困难，每天得去很远的沟底去挑水，爸爸、爷爷和村里的几个富裕点的家户集资，买了水泵和铁管，在村头建了蓄水池和自来水。爸爸的善良和正直一直对我影响很深，潜移默化。
近年，父亲所在的厂子因经营不善，包袱缠身，举步维艰。父亲虽已退休，仍关心着这个曾付出半辈心血的厂子命运。他常常抱怨有些干部只顾自己的利益，挖厂里的墙角，不顾大家的生计。记得一次被人家顶撞几句后，回到家里因气忿吃不进饭。这个我曾为之自豪的老牌厂子，在父亲病逝后不久宣告破产。母亲因此常说：“你爸的病多因是厂里不景气，生气得的！”
爸爸临终时，没有给儿女们留下遗嘱，但他曾语重心长地对妈妈说：“这五个儿女是我留给你的最大财富，你会衣食无忧的!”父亲是很了解我们的，他把所有都奉献给了我们和工作，同时也用自己的言行塑造了我们的人格和品质，可谓父爱如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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