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文知识分子何去何从（三）
当知识分子批评社会、关心国是时，有人会说这是不务正业，知识分子把学问做好就行了，管那么多闲事做什么。可是当我们从广义上理解知识分子的概念，就像哈耶克理解的，新闻从业人员、教师、演说家、政论家、电台评论员、小说作家、卡通画家、艺术家、科学家、社科与人文学者等等都是知识分子，除了科学家与学者，其余知识分子专业都不是做学问，他们如果不关心社会，根本做不好本职工作，可是他们与专门学者比起来，讨论社会问题不会有多少深度与广度，却擅长采用老百姓喜闻乐见的方式来传播各种观念。他们的这些观念从哪儿来？从古今学者的通俗文章和学术著作学到，当然他们大部分人喜欢通俗文章，通俗极可能意味着偏见。并不是说通俗文章一定就肤浅偏激，如果学者迎合市场需求或者追求酣畅淋漓，肯定肤浅，不过，学者从自己的专业角度认真地写点通俗文章，像费孝通的《乡土中国》，将是功德无量的。这更说明了学者不能不务正业。
1.陈寅恪的专业与不专业
20世纪90年代，陈平原、陈思和等学者就反思了80年代知识分子的激情、浮躁、空疏以及单凭常识与灵感提问题，他们呼吁知识分子回到自己的专业领域，这才是安身立命之处（许纪霖，2003，40-41页）。他们以陈寅恪为真正学者的典范。许纪霖先生认为陈氏的学术著作是有思想的学术，蕴含着丰富的历史意识、忧患意识、问题意识（许纪霖，2003，29页）。佐藤慎一更是说陈氏对政治世界全然不关心，从不参与社会评论活动，沉浸在学问世界中，学术固然与政治脱不了关系，他也试图从这个角度来分析唐代的学术，但他本人始终拒绝政治性的言行，只是按照学问的逻辑与步骤行事，不是以西方学术权威自居展开启蒙活动，而是将西方学术与语言作为研究中国史的工具（佐藤慎一，2006，24、28页）。
如果只读陈氏的学术著作，佐藤慎一的说法不能说有问题。可是葛兆光先生读了陈氏的诗集后，却发现了另一个陈寅恪，他似乎是深悉中西政治社会之内幕的卧龙式人物，其在诗中的所思所想大大超越了学术的领域，袁世凯当总统，他讽刺如巴黎选花魁，张群组阁，他讥讽张装模作样，他总觉得自己对于政局有着他人不及的睿智见解，满腹经纶却无人理会。当然，葛先生也说，世事险恶时局多难，非文人所能应付，陈氏不切实际的抱负让他自寻烦恼，不过，中国传统士大夫向来有治国平天下的理想，如此就不难理解陈氏的政治理想了（葛兆光，1993，3-5页）。我们还可以补充一点家庭的因素，陈氏的祖父、父亲都有相当的从政经历，爷爷、爸爸能做的事情，我为什么不能做？
2.陈寅恪的独立与自由
对于陈寅恪，最广为人知的就是他那句“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这句话取自陈氏为王国维所写碑文，之所以要提倡独立与自由，是因为“士之读书治学，盖将以脱心志于俗谛之桎梏，真理因得以发扬。思想而不自由，毋宁死耳”（陈寅恪，2001，246页）。这里谈的是学术研究的独立自由，如果有人将这里的“独立”、“自由”与西方的自由民主制度扯上关系，也许在陈氏看来，就是受制于俗谛之桎梏。按照葛兆光先生的看法，陈氏所谓独立自由还有民族有关，他写《柳如是别传》的真实意图就是窥见其孤怀遗恨、表彰我民族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葛兆光，1993，7页）。
没有自由民主制度的中国封建王朝何来独立自由呢？柳如是、钱谦益的反清复明是为争独立，历代士大夫以儒家规范影响皇帝的言行是为争取道统的独立。而佐藤慎一提到的清朝遗老柯劭忞则表现了传统学术研究的自由，他对西方学术不关心，因为关于人或社会的真理包含在中国传统学术的积蓄中，没有特意向西方学术学习的必要，一个人一辈子也不能触及中国学术浩繁积蓄的全貌，所以利用全部时间研究传统学术才是学者的使命，传统学术是开放的体系，可以对经书进行再解释，也可以补正旧史书或者撰写新史书，因为开放所以自由（佐藤慎一，2006，9-10页）。不过再怎么自由，还是局限于传统的积蓄，不像陈寅恪，可以利用西方学术的丰富知识对中国历史进行独到的研究，虽然很独到，他和柯老先生一样，在学术研究中是不涉及当下政治的，学术世界是自足的世界，有自己的套路与规范。在学术文章中顺带批评时事的行为似乎欠妥的原因也许是中国人历来相信盖棺定论，黑格尔所谓黄昏中起飞的猫头鹰的比喻也是要说明，只有当认识对象发展成熟到衰落的时候，我们对它的反思才是恰当中肯的。所以，不关心时事的学术研究更容易做出成果。
3.专业学术的落寞与是非
好，我们就假设现在的学者安心做学问，最终写成了类似凯恩斯《就业、利息和货币通论》、陈寅恪《隋唐制度渊源略论稿》、马克斯·韦伯《经济与社会》的巨著，这些作品的思想，老百姓能够了解几分？老百姓不了解，作品的意义何在？有人会说，这些巨著不是给普通人看，而是给精英看的。首先，实干派的精英一般是没有时间与水平去看那么多学术著作的，撒切尔夫人只能赞赏哈耶克《通向奴役之路》这种一根筋的书，美国总统罗斯福则对凯恩斯带有烦琐数字的经济理论半信半疑，认为凯氏是数学家而非政治经济学家（伯恩斯，1987，428页）；其次，理论派精英也许看得懂学术著作，可是他们一般也是学者，以论文形式发表观点，对社会舆论的影响有限，当然他们可以将对名著的理解以通俗的方式表达出来，不过通俗很多时候意味着误解，这是没有办法的事情。所以，最好的办法是写出有分量学术著作的学者自己写点深入浅出的学术小品，既避免误解，又普惠大众。当然，学者不是只能写本专业的文章，以前我们也说过，只要对别的学科阅读广泛深入，经济学家可以谈社会学，社会学家可以谈哲学，哲学家可以谈政治学，如此谈问题也许能谈出新意。如果学术小品大部分能够深入浅出，那些非学者的知识分子，比如新闻从业人员、作家等等，被误导的可能会大大降低。
学者写学术小品是在普及有用的学术思想，不能算不务正业，只有专业水平不低的学者才能写好这样的小品。不过，专业水平高，在某些人眼里却成了缺点，因为专业化学者只是在学科专业标准的规训之下生产高度专业化的知识产品，按照国家规定的学科等级评价制度，步步追逐更高的专业权威，原先统一的知识场域被分割成蜂窝状专业领地，不同学科的知识者不再有共同的语言、论域和知识旨趣，每个专业领域的学者成了封闭的、孤芳自赏的阶层（许纪霖，2003，37-38页）。文科学者只有在那些所谓核心期刊发了论文，才能评教授，才能有学术地位，至于这些论文价值几何，有没有人看，并不重要。在这样的评价制度下，没有多少学者愿意去写通俗化的学术小品，因为不算学术成果，而且也不一定有水平写出好的小品来。在核心期刊发文章不一定靠水平，学者为什么要坐冷板凳拼命读那么多书去提高学术水平呢？所以大部分文科学者水平不高是必然现象，除非他们真心爱好做学问。当然，也有少数学者比较分裂，一手写没有多少价值的论文应付职称评定，一手真心做学问。
4.学术体制化的成与败
真心做学问一定不是局限于本专业孤芳自赏，特别是文科专业。中国大部分经济学者写的书没有多少人看，就是因为眼界太窄、术语太多、理论生搬硬套，极其乏味。经济学者韦森教授的书，读来颇有味道，主要还是因为他的阅读书目涉及法学、政治哲学、伦理学、人类学、语言哲学等等，再看历史学者葛兆光教授在《且借纸遁》中列出的书目，也是范围极广，阿伦特、福柯、陈荣捷、殷海光、福山、伯林、萨义德、赵鼎新等等学者的书，他都看，所有这些人，都不是专门搞历史的。
所以，许纪霖先生说国家推动知识体制的专业化导致原来的公共知识分子回到知识体制寻租，使得知识支离破碎，是有点欠妥的，责任并不全在知识体制。我们宁愿相信这样一种说法，认为知识分子成为无法控制的环境的牺牲品，忽视了这样一个事实，即他们往往乐于利用学术体制所包含的机会，知识分子在推进学术体制化方面扮演了关键角色（富里迪，2005，39页）。这样一些积极寻租、不学无术的学者即使在宽松的学术环境中，照样出不了像样的成果。相反，就是在如今备受争议的学术体制下，依然可以有韦森、葛兆光这样优秀的学者，学术研究主要靠天赋、兴趣、勤奋而非体制。
说得极端一点，我们如今的学术体制还有一定的积极作用，因为它明确告诉学者谋生的套路，只要按套路出牌，就可以评上职称。没有学术兴趣和天赋的，尽管制造了学术垃圾，至少有助于他们体面生活，哪能奢望所有学校的所有学者都能写出有价值的论文呢？拥有学术兴趣和天赋的，首先也得生存，学术成果不是一蹴而就的，需要慢慢来，先制造学术垃圾让自己地位稳固，再一门心思做学问，也无可厚非。当然，不以垃圾论文的数量为标准来决定学者的晋升固然很好，可以模仿公务员面试的模式请专家组对学者的学术水平进行评定，不过公务员面试是短时间的，学术评定需要长时间的考量，把被评定学者的论文和著作读完就不是一天两天的事情，评定时间越长，越容易有意无意走漏消息，所以，到底是可能减少还是扩大学术腐败，就很难说了。
似乎扯远了，还是回到学术小品，即使学者的小品写得再好，也是在表述学术思想，并没有用这些思想来评价社会现象。前面我们说过，社会现象离我们太近，不容易看清看全，不能轻易进行评论。不过，如果学者不去评论，就有一知半解的人去评价，极容易误导大众。为了舆论的健康，学者还是应该勉为其难去做一些社会现象的评价，评价的时候应该综合利用各种文科的知识，尽量多角度地看问题，避免武断与简单化，重在启发民众去多维思考可能性，而不是告诉他们一个真理。这不是不务正业，而是社会责任感的体现。写到这里，正好读到徐贲先生的文章《关注“小真相”的知识分子》，徐先生提到托尼·朱特的观点，认为知识分子不是主张或宣扬某种“更高的真理”，而是关注小真相，比如不公不义的社会现象、生活中的阴暗面、被隐藏或扭曲的真相、民众权利被侵犯的事实、公权力的失责、生存环境的破坏和危机，等等，他们以知识根据和真诚之心来揭示这些真相。不过，除了生活中的阴暗面、被隐藏或扭曲的真相只需要记者来揭示，其余事项都包含了道德评价，而不仅仅是事实真相，同一个不公不义的社会现象，不同的学者也许会给出不同的评价，同一个现象，在不同的理论背景下会显现出不同的意义，换句话说，同一个现象具有不同的真相。如果一个现象只有一个真相，根本不需要知识分子来发言，老百姓凭常识就可以判断。
参考书目：
葛兆光：《最是文人不自由》，读书杂志，1993年第5期
弗兰克·富里迪：《知识分子都到哪里去了》，戴从容 译，江苏人民出版社，2005年09月
陈寅恪：《金明馆丛稿二编》，北京三联书店，2001年07月
佐藤慎一：《近代中国的知识分子与文明》，刘岳兵译，江苏人民出版社，2006年05月
许纪霖：《中国知识分子十论》，复旦大学出版社，2003年10月
詹姆斯·麦格雷戈·伯恩斯：《罗斯福传—狮子与狐狸》，孙天义 等译，商务印书馆，1987年02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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