武乙之死
《史记·殷本纪》只说商王武乙暴虐，猎于河、渭之间，暴雷震死。按渭水流域是周族势力范围，武乙猎于河渭，是在“周王季历伐西落鬼戎，俘二十翟王”（《后汉书·西羌传》注引《古本竹书纪年》）之后。武乙看到周族逐渐强大，他的西畋不一定只是田猎，而很可能是对周的侵犯。武乙不是死于雷震，而实是死于与周之战争。这一点，丁山主之最力，他说：“商、周两大民族的对立，到了武乙时代，确很严重。我所以断定武乙死于河渭之间决不是‘暴雷震死’，而是死于兵败。”又说：“武乙之死于河渭，似乎不是田猎，可能是去征伐周王季，兵败被杀，殷商史官乃讳言‘暴雷震死’而已。”
丁山：《商周史料考证》，第153—154页。
季历之死
关于周王季历之死，《世本》、《史记》等书，止言王季历卒。《吕氏春秋·开春论》说“王季历葬于涡山之尾”，《战国策·魏策》作“楚山之尾”，《论衡·死伪》则作“滑山之尾”，其他皆不详。唯《古本竹书纪年》有“文丁杀季历”（《晋书·束皙传》引，《史通·疑古》、《杂说》引），是季历为商王文丁所杀。按《吕氏春秋·孝行览·首时》谓：“圣人之事，似缓而急，似迟而速，以待时。王季历困而死，文王苦之，有（又）不忘羑里之丑，时未可也。武王事之……立十二年而成甲子之事。”下面又说到伍子胥报父兄之仇，带兵攻楚，亲射王宫，鞭平王之坟。那么所说的“王季历困而死，文王苦之”，似乎也是说武王伐商与报旧怨有关。《史记·龟策列传》所记宋元王语有商纣“杀周太子历”，《索隐》谓“杀周太子历，文在‘囚文王昌’之上，则近是季历，季历不被纣诛，则其言近妄，无容周更别有太子名历也”。季历与纣不同时，说季历被纣所杀，固属“近妄”，但其谓季历死于被杀，而杀者又为商人，则与《竹书纪年》、《吕览》之说若合符节。特以周之后世子孙，羞言其祖被敌人杀害之事，是以不见于一般古书载记。但是，综合上面这些片断记载，我们倾向于认为《竹书纪年》之说为近实。
文王
《史记·周本纪》说西伯受命称王，断虞、芮之讼，后十年而崩。《尚书大传》谓文王七年而崩。是病死，还是被害？不详。武王伐纣时的誓师词《泰誓》记载周武王曾说：“予克纣，非予武，惟朕文考无罪；纣克予，非朕文考有罪，惟予小子无良。”
《礼记·坊记》所引之古《泰誓》逸文。
这几句话是说：我若战胜商纣，并不表明我们武功大，而是由于我父亲文王本来无罪；纣若胜我，并不是文王有罪，而是出于我之无能。细审武王之言，为什么伐纣要以其父无罪为借口？而《吕氏春秋·首时》把季历困而死，文王囚羑里同时举出，说武王立十二年而“成甲子之事”（即指伐纣事），又述伍子胥伐楚报杀父之仇。我们很自然会联想这些故事似属同类史例。周文王之死可能也是被杀害。武王之伐纣，也似乎是为父报仇。尤其是伍子胥攻入楚都，掘其仇人楚平王墓，鞭其尸三百。 见《史记·伍子胥列传》。
这与武王灭商后，对已死的纣，亲自以箭射之，又以剑斩其头，前后作为何其相似乃尔？我们揆情度理，则周文王或死于商纣之手，周武王伐商当含有报仇雪耻之意，不是很显然吗！这种看法，主之最力者为丁山先生。他曾钩稽载记传闻，证之以《泰誓》“文考无罪”之说，乃认为“纣为黎之蒐”与西伯戡黎实为商、周两族的一次决战，结果文王兵败被俘，死于羑里。周武王与纣有不共戴天之仇。因而在誓师时极言其父无罪，载以文王木主，显示文王死于非命，归骨未得，借木主以激士气。自称“太子发”，以顺续文王受命之年，不自改元，以自惕励。这些真情不见于《诗经》、《尚书》，是因为《诗经》、《尚书》大抵周人之遗，文王死于羑里，尤为周人奇耻大辱，后世子孙皆所不忍言故也。 丁山说见其所著《商周史料考证》，龙门书局1960年版，第187—191页。刘毓庆研究这个问题，也得出与丁山同样的结论，见《文王之死献疑》，《晋阳学刊》1982年第3期。
截止到现在，我们对于周文王到底是寿终于周，还是为商纣所杀？还难以作出最后的定谳，只能两说并存。但是，不管怎样，商末年自武乙死于河、渭之间，文丁杀周王季历，周文王复仇未遂，而被囚于羑里，或说死于羑里，都说明商、周两族的仇恨越来越深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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