俗话说“少不读水浒”，讲的是怕年少轻狂读了这些侠义好汉闹出乱子来，其实读了《水浒传》，我更多的是叹息：一百零八将“各无异心，生死相托，替天行道，保国安民，若有存心不仁者，天地不容，神灵灭顶”，可到头来却落得个四分五裂，死的死，走的走的悲惨下场。于是不得不想到这样一个问题：梁山泊悲剧，到底是谁之过？
第一反应是宋江——她是梁山泊的领军人物，而且拒绝了李逵“杀上东京，夺了鸟位”的主张，自觉选择接受朝廷的诏安的政治道路，带领梁山泊义军去残杀“僭号称王”的方腊义军，在两败俱伤的厮杀中遭到了惨痛的失败。这么看来，梁山众兄弟确实是被宋江所害，如果当时不归顺朝廷，就不会是这般凄惨的结局。
其实不然，就算梁山不归顺朝廷，且内部团结，所占地形有利，人马也毕竟有限，经不起朝廷的轮番作战。这可以从梁山征方腊看出：在征方腊的过程中，可谓是粮草充足，兵强马壮。但打下方腊时，义军损伤过半，其一百单八将，仅剩六十九人。不难想象，就算梁山泊不归顺朝廷，只要朝廷加强攻打力度，增加人马，梁山泊迟早会被攻下。到那时，众兄弟免不了都被斩首，且名为“草寇”。
而且梁山泊众兄弟接受招安，也并不只是宋江一人的意思，也有很多人想归顺朝廷来建功立业，想报效国家，而不愿世代为寇。如卢俊义，其个人志向就是能报效朝廷，建功立业。虽然战死沙场，但那也是“精忠报国”，比起一辈子为“草寇”，孰优孰劣已无须再说。
所以，把梁山泊的悲剧归罪于宋江一人，我是不太赞成的。
那么，是谁造成的呢？
我以为是梁山好汉的观念使然。他们只反贪官，不反皇帝，这是历代农民起义的一个根本的普遍的局限，他们的造反目标是低下的。其次，宋江把自己同权臣腐朽的冲突看作是“忠”与“奸”的冲突，他不把自己排除在统治阶级之外，造反只是以非常手段来实现统 治阶级的正常职能，迫不得已的“权借水泊暂时避避难”，只待朝廷赦罪招安，以待日后“封妻荫子，青史留名”。
同时，起义军的内部成员虽然大多是遭受官府迫害或地主压榨的普通劳动者，但也不乏出于“无奈”而被逼上梁山的官府中人：原为郓城小吏的宋江因杀了阎婆惜而不得不上了梁山，卢俊义原为一元外大户，被其妻与管家诬陷下了死牢，被梁山好汉搭救后才上了梁山······他们“身在梁山，心向朝廷”，渴望有朝一日能够再穿官衣、吃皇粮。正是有这些人的支持，宋江的归顺计划才会成功。招安之时，他们欢呼雀跃，就像是在外多年的游子重返家乡。
无疑，梁山泊起义军以悲剧告终，这不禁让人扼腕叹息。纵观华夏五千年历史，农民起义可谓多也。从陈胜吴广到巾军，从李自成到洪秀全之辈，处于社会底层的农民从来没有放弃过挣扎，但中国历史上没有一次农民起义成功过。至于其失败的原因，我想与梁山泊都有些相通之处。他们都没有革命经验，没有革命纲领，革命目的也不明确，他们的起义宗旨也只不过是“劫富济贫”、“替天行道”等最初级的反抗思想。有点农民阶级小生产者的意识和自身文化水平的低下，靠农民自己的力量无法推翻封建势力，无法取得革命的成功。
虽然，身经百战的梁山好汉们屡立战功，但无法逃脱悲惨的结局；虽然，这一百单八将各有神通，但只能看着奸臣当道而自己无能为力。虽然各路英雄让我震撼，但仍感到深深的遗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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