七、胜利大逃亡
虽然说农村是个“广阔的天地”，但我在农村摸爬滚打近三年，却愣是没能“大有作为”起来。后来看到一批又一批知青，包括那两个写了《扎根书》的上海姐儿，都像鸟儿一样飞往城里当工人去了，我的心也开始发痒了。
1976年初，我被抽调到大队部，先是搞社教外调，之后又专职负责大队的宣传工作（注：主要负责收交、修改各连队的新闻稿件，然后投送到公社主办的《相山通讯》），并兼任民兵执勤任务，因此，和大队的头儿们混得挺熟。
一天，我找到大队书记，想提出我的招工的诉求。话还未说出口，书记却先开了腔：“小D，我正要找你，大队石灰窑会计有经济问题要停职审查，大队部研究决定让你去当会计。”
“什么？让我去当会计？”我感到很突然，“我几乎连算盘珠有几个都不清楚，怎么能当会计？”我试图拒绝这份官差。
“你年轻有文化，干几天就学会了。”大队书记说得很轻松。
“不行，我干不了！”其实，我是担心这会成为我招工的绊脚石。
“这是组织上对你的信任，一定要干，不干一年会计就别想招工！”大队书记甩出了杀手锏。于是，我这只“鸭子”被逼上了“架”，笔算加珠算地干起了会计行当。
“鸟儿”陆续往城里飞，我更是日思夜盼早日能得到那个曾经拥有过的城市户口本儿。
公元1977年，国家恢复了高考制度，我很想走这条路跳出农门，于是，便拾起书本准备复习迎考。但这事儿很快就让大队书记知道了，他批评我不安心，并正告我：想考大学就不给招工！
天哪，考大学谁知道能考出个爷爷奶奶来，一旦考不上大学，再失去了招工机会，下场岂不太惨了？得，撤退！就这样，一场美好的大学梦让大队书记给搅黄了。
1977年8月份，我当会计已经有10个多月了，正当我求学不成招工无望的时候，市郊区委（注：当时主管农口的政府机构）政工组要从相山公社抽调一名知青去帮写材料，公社又将这个名额落实到了中城大队，并点名指派让我担当此任。上级调人，大队书记不得不放行，于是，我终于和会计行当“古得拜”了。
在郊区政工组，除了写写材料，还经常要跟着领导们到各公社、大队检查工作，了解知青情况。那段日子，虽然是常常吃得满嘴流油，小车坐得洋洋得意，但我心中仍期盼着能早日“还我城市装”。
这年深冬的一天，我正在忙于整理筹备市第五次知青先代会的相关材料，突然接到一份通知书，要我在指定时间到市人民医院做招工体检一一我兴奋得几乎发了疯。
公元1977年12月26日，我正式去工厂报到，幸运地成了淮北纺织一厂的一名职工，从此结束了两年零九个月的“公社新社员”生涯。
（全文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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