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繁忙之中，抽出一周时间来参加世界哲学大会，是很值得的。思想启发，故友重逢，不亦快哉。
第24届世界哲学大会
世界哲学大会（World Conference of Philosophy）第一届于1900年举办，每五年一次，两次世界大战期间中断之外，一直延续至今。今年是第24届，主题是学以成人（learningto be human，学做人），8月13-20日在北京国家会议中心举行。
官方报道说，8000多人报名，7000多人参会，与会者来自121个国家和地区，5场全体大会报告，10场专题会议报告，7场捐赠讲座，99个分组会议，及其他116场特邀会议、156场圆桌会议、98场协会会议，以及160场学生会议。会议的规模远超以前的记录，可谓盛况“空前”。在举办前两个多月，中国组委会决定改变会议地址——从北京大学迁至国家会议中心，这一变化的实现，震撼了此次大会的主席莫兰先生，说“此事完成的高效令人叹为观止，我想，只有在中国才能做到。”
我本身对哲学就很感兴趣，能够参加这样的哲学会议，自然翘首期盼。聆听来自全世界的人，讲儒学，谈庄子，论佛家，真是很异样的体验。也发现具备中英双语能力的哲学学者，好像比较多，而会中文的外国管理学者，好像没有。这个现象可能以后会改变。
哲学的定义
哲学是什么？有必要界定一番，这是西方科学思维的范式。中国古有“名实”之辩，也有“名可名，非常名”的老子训令，辨则辨矣，却未能启迪逻辑与科学。以下摘录对24位参加本次大会哲学家的访谈：
张世英：哲学是关于人生的精神境界的学问。
彼得·辛格（PeterAlbert David Singer）：哲学的功用在于帮助我们弄清如何去生活，如何让这个世界变得更加美好。
奥克雷：哲学——作为对智慧的爱——必须起来维护其地位、履行其义务，劝导人们将智慧应用于人类事务，通过放弃残忍的武力（将武力留给野兽吧）以彰显人的理性与动物兽性的区别，进而更好地解决冲突，来再次学习成为人。
居纳尔·希尔贝克（GunnarSkirbekk）：宽泛地说，一切世界观都可视为哲学；狭义而论，哲学关乎对自己观点进行论证——不仅持有一种世界观，而且为这种世界观提供论证。
杜维明：从广义来讲，哲学是一门人对自我了解的学问，它涉及到对人对社会理想、存活环境如暴力、贫富不均等，对人的自我认同，对人生意义的追问等问题。几乎每个有反思能力的人都会触及，不仅仅是部分知识精英的特权，是一般人也要涉及到的。尤其当下，世界范围内的温饱问题大都解决，更多的人有足够的时间去考虑这些意义，反思的年龄也逐渐下降。比如最近弗罗里达州发生了枪击案，是否该废除持枪法的电视辩论中，高中生的质疑就极具哲学性。现在甚至在中学、小学里都教哲学，不仅出现了儿童哲学，而且儿童的思考也具备哲学性。因此，凡是有反思能力的人都会有哲学问题，并非只是为了追求真理，要过美好生活也需要有哲学反思。
从狭义来讲，就如同人文、社会科学、自然科学中的某一领域，哲学具有专业学科的专业性，它是哲学系、哲学院里的研究，有逻辑学、认识论、形而上学、语言学、心灵哲学等。同时，哲学也已经跨学科地存在，没有一个学科能排除自身学科的哲学问题，这些都值得哲学家反思。因此，一方面，哲学研究会变得越来越细致，另一方面，作为思考的方式和能力，哲学的追问永无止境，也是无穷无尽的。
作为学术的哲学，正在自我边缘化，一方面，选哲学的学生越来越少了；另一方面，哲学的专业话题离社会关怀越来越远了。相反，社会学、文化学、宗教学领域，对社会的影响力在扩大。
饶毅：哲学是生命科学还未解决的问题（语出王博）。
徐少春：哲学是研究人性、人心的学科。
李文潮：哲学是一种特殊的文化自觉意识，它积极地影响着自身的发展，也推动着新的社会生活方式的形成。如果使用现代意义上的类比法，那么哲学可以被表征为一项基因工程——创造社会生活之未来状态的可能性基因。
我的定义，哲学是对万事万物反过来想、跳出来想的思维过程及结果。毛主席曾说“我比别人高明一点的地方，就是懂一点辩证法，会搞调查研究。”辩证法，就是正反两方全面看问题的哲学思维，调查研究是关于认识论的哲学方法。
有趣有启发的观点
现场听讲座报告的内容还未来得及整理，都在录音文件和PPT的照片里，先把从对24位哲学家访谈的内容中摘出有趣有启发的东西，并略作一点思考：
若瑟兰•伯努瓦（Jocelyn Benoist）：为了要了解中国传统，首先要学汉语......是的，我们没那么不同，但毕竟，为了能从细节上谈论那些小差异，语言对我们而言是非常重要的，它构成了文化的真正精髓，我们必须要为此做出一番努力。从这一点来说，我们的关系并不对称，你们较之我们是大大超前的。
朱利安在其《进入思想之门：思维的多元性》中也提出这个观点，要进入一种哲学思想，掌握其语言是第一个要求。哲学家的这点共识，解释了会汉语的国外哲学家为什么这么多。中国学者掌握外语的水平及人数，都远超西方学者，所以说大大超前。我的一个看法，中国人改革开放以后之所以要拼命学习外语，就是在补前面几十年、甚至前面两三百年，闭关锁国，封闭保守落下的课。
张世英：我也产生了一种渴望：中国人的哲学怎样走出新路子，或者说，中国哲学向何去，哲学何为。我于是重新将中国哲学和西方哲学都放在整个人类思想发展的长河中去评价其地位、作用和意义。到《哲学导论》讲解时，我进一步把两本书中已经成形的“万物一体”思想做了新的诠释，既吸取了老庄的“万物与我为一”思想和宋明道学家“仁者以天地万物为一体”、“一体之仁”的思想，又更多地结合了西方的“在场”和“不在场”综合为一的观点。
核心意思就是，天地万物千差万别，但彼此又如尼采所说是“相互联系、相互影响、相互作用”，三个相互统称为“相通”，而“在场的东西”又以“不在场的东西”为根源；人生在世或世界文明，大体都经历了“前主客关系的天人合一-主客体关系-后主客关系的天人合一”三个阶段，为了区别中国传统的旧的“万物一体”观，我主张称之为“万有相通的哲学”。由于孙月才和陈环泽两位学者都对我的观点提出了“只讲个人精神境界”的评价，所以，我反思后进一步探索，又写了两本书。
哈贝马斯提出了“主体间性”，即人和人之间要和谐。我认为，主体间性的思想是当代应该推崇的主流，它要求彼此平等对待、和谐共生。复旦大学的孙向晨教授最近写了一本书《面对他者》，就研究了尊重“他者”的概念。
你问我哲学和当代世界的关系，我就借黑格尔“仙女”之说，当今世界也要请“哲学仙女”下凡，让哲学现实化，同时现实的人也要懂点哲学，有点精神追求。
中国传统哲学大多是围绕“怎样做人”研究的，缺乏自然科学中认识世界的认识论。西方传统哲学非常重视抽象的东西。比如在柏拉图看来，有现实的世界和概念的世界之分，现实中的方的、圆的桌子等具体实物都不是很真的。人是无法找到一个绝对方的或圆的实物，只有方的圆的概念才是最真的。
这类概念哲学一直统治着西方哲学世界，一直到黑格尔这位概念哲学之集大成者。在中国先秦哲学中，只有名家的公孙龙有过类似的思想，比如白马非马，就强调了概念。
从海德格尔到哈贝马斯都讲共生，表面上看是一种对天人合一的恢复，有人就说了：中国传统文化中很早就有这种思想了。在我看来，并不是一回事。中国传统提倡尊重自然，强调天人合一，自有高远的境界，但是，我们必须看到，中国人没有注重科学的底子。
“万有相通”有些许新意，是在中国传统思想的大伞下面，与西方的哲学思想及方法做了一些勾兑的尝试。张老先生的大方向是不错的，中西融合，与古为新，尤其把西方之长拿来弥补东方之短。另外，哲学现实化，接地气的主张，深表认同，人们都应该懂点哲学。
两外国大叔用非常流利的汉语讲庄子的“游”，讲得非常好
迈克尔·斯洛特：在孔子之前，阴阳概念已经在中国思想和文化中存在很长时间了。我们知道，它起源时就主要是一种基于形而上学或原始科学的区分，涉及自然状态和过程的对立与互补。与性别相关联也是深层理解阴阳观念的一部分，并且男女两性的互补作为一种互补／对立／对比的模式，在属性方面，燥与湿、暖与寒、明与暗、积极与消极之间———这每一对应范畴中的前者在某种程度上代表事物的男性方面，更少可取性的后者则代表女性。
斯洛特对阴阳的理解很准确，“自然状态和过程的对立与互补”，这是很有西方科学严谨味道的表述了，中国人就缺乏这样严谨、精确定义的表达。不过斯洛特后文对阴阳的解读，存在很大的偏差，指出了阴为何就对应不好的，却没能从更大一个范畴去考虑阴的积极一面，及阴阳转化的情况。
陈来：几项工作同时或有交叉研究时，我的体会是能够突破单一的狭窄的眼界，真正形成人文学的广阔视野。单一的纯粹哲学的看问题方式，不能适应中国百年来遇到的文化挑战，也不能满足现代中国人文学重建的综合需要，不能处理一个具有几千年连续发展的文明在当代复兴过程遇到的问题。
在这个哲学体系之中，基本的对峙是理性本体和物质材料、道德理性和感性情欲、理性方法和内向直观等。找到这四大对峙是理解朱熹哲学体系的关键。
《仁学本体论》一书的宗旨是将儒家的仁论演为一仁学的本体论，或仁学的宇宙论。仁学本体论的本体非心非物，不是心也不是物，这是哲学根本的不同。
仁体论对生活世界的理解是我们生活的世界在本质上是一个活生生的世界，一个包含无数关联、变化的世界，一个内在地含有价值的世界。生活的意义、世界的意义，可称为本体。仁体生生，天道生生，人生亦乾乾不已。仁学把人的存在看成与这一生生大流融合的一体，是不断生生向生的。把人生看成与万物一体，人在与万物共生中获得伦理意义，也在生命的继承和延续之中获得生命的意义，这种生生之仁指向的是人生之“乐”。
应当把哲学看成文化。换言之，“哲学”是共相，是一个“家族相似”的概念，是世界各民族对宇宙人生之理论思考的总名。在此意义上，西方哲学只是哲学的一个殊相、一个例子，而不是哲学的标准。因此，“哲学”一名不应当是西方传统的特殊意义上的东西，而应当是世界多元文化的一个富于包容性的普遍概念。价值也具有多元普遍性，我提出“价值的多元普遍性”这个概念，是强调西方价值和东方价值都具有普遍性。在价值的多元普遍性的基础上，跨文化的哲学对话才能得到真正的促进，进而发展当代世界的人类哲学智慧。
哲学智慧不应只是哲学家头脑中的逻辑思辨，哲学应该从书斋中走向人的生活世界。就儒学而言，在发展作为形而上的建构的儒学时，我们更应该强调作为生活伦理的儒学。儒学的任务或功能并不是直接推动当代世界的发展，而是在当代世界全球化和现代化等种种趋势之下提供与其相补充的一种人文主义精神，来引导人的一般精神方向。
非常认同陈来老师对于跨学科研究的观点，而且他对待这个问题看法的立意很高，从中国百年文化挑战、中国人文学科重建和文明复兴的高度来看待哲学研究如何以更加广域的视角发展自身也推动社会进步的价值。这是一个具有历史纵深感与责任担当的学人视角。我在会场与一些年轻学生讨论如何把儒家等哲学思想与商业管理研究结合起来做，不过好像她们并不是很感兴趣。
本体论本是西哲的概念，在中国传统思想里没有这样的说法。以“意义”为本体，是个很有意思的提法。成中英也有类似的说法，说“本体，无处不在，无处不是”。按我所想，本体也是阴阳之体，阴成物，阳为“神”（规律、法则）。
陈来老师同样强调了“哲学应该从书斋走向人的生活世界”。他所主张的儒学在当代世界全球化和现代化趋势之下提供一种人文主义精神，来引导人的一般精神方向，深表认同。
从概念到启发到如何践行，全活了
李文潮：无论是对社会国家还是针对个人的人生而言，需要的是哲学性的思维或者反思,而不是对哲学的研究。成熟的人多是有点哲学头脑的人。人生中会有精神与心灵困惑,至少生老病死是无法避免的，也是需要面对的。康德提出的三大疑难（上帝是否存在？灵魂是否不死？意志是否自由？）是每个人一生中或多或少会问到自己的。哲学原本是一种很基础、很平常，在基本解决了温饱之难之后产生的精神活动。即便在大学兴起后，哲学在最初也只是一门公共课，其目的并不是培养哲学研究者，更不是培养哲学家，而是要求从事专业学习的人，具有一定的包括逻辑和伦理在内的哲学修养。随着哲学的专业化、学院化、教授化，哲学才变成了一个有待研究的专业，哲学研究成了一个学术性的事业，渐渐远离社会与人生。简言之，从事哲学研究不等于就是哲学家。在这个意义上，我对学生的建议大约是，不要期望得到智慧，把哲学当学问做。
汉语中哲学这个词是黄遵宪1877年从日本引进的，日语中哲学一词是1874年才有的。
在社会的发展中，总会出现一些时期——先前建立的、用以表达普遍的文化共相系统的意识形态不再能够保证社会必要活动的再生产与融合——届时，我们就必须打破传统，在新的世界观意义之中寻求出路。
哲学的结构预测功能清楚地体现于社会发展的根本变革时期和新型文明发展的形成时期。近三十年来我在自己的著述中已经证明：人类已经进入了一个新的彻底变革的时期，将会出现一个调节人类生活实践的新型价值系统（精神性模型）。就彻底转型的程度而言，该时代可以与“传统类型的发展向技术类型的发展的转变”相比较。但是，如果第一阶段的转型持续了一个世纪，那么在当前的条件下，转型将会加速进行。
在现代文化的变迁之中，哲学必须找到新价值的增长点，并使这些新价值能够成为未来文明的可持续发展的基础。此时，主要的目标出现了——一个对现代哲学，甚至不仅仅是哲学，而是对整个人文社会科学系统而言都异常重要的任务。
李文潮老师是一个在西欧很受重视的哲学家，他寓居外海的经历，使他更有全球化的哲学思考。哲学性思维或反思，成熟的人多少是有点哲学头脑的人，说得很中肯。打破传统，在新的世界观意义之中寻求出路，这一观点，非常具有哲理。反观我们的现实，从最高层面的意识形态，到企业管理理念，我们都未能打破不合时宜的条条框框，在新的世界观意义中寻找到出路。
对其“将会出现一个调节人类生活实践的新型价值系统（精神性模型）”的主张，深表认同。“哲学必须找到新价值的增长点，并使这些新价值能够成为未来文明的可持续发展的基础”，这一主张套用到其他人文学科，大概都是正确的，组织管理研究就应如此“组织管理研究必须找到新价值的增长点，并使这些新价值能够成为未来商业文明的可持续发展的基础”。
伊万多·阿伽西（Evandro Agazzi）：在我看来，中国哲学在整个世界哲学的发展中作出了非常重要的贡献，特别是它坚守了对智慧（wisdom）的追求。与此相比，西方哲学过度地纠缠于细致琐碎的认识论主题，却丧失了对智慧的关注。
智慧不同于科学知识。科学关心事实如何，但智慧不能只关心事实，还要更关心如何给生活以价值和意义，这就是一个道德实践的维度。当然，智慧与知识的区分（distinction）并不意味着彼此的分离（separation）。譬如，亚里士多德在论述科学知识方面是公认的大师，特别是在逻辑学方面作出了突出的贡献，但他同样也强调实践智慧的重要价值，是把知识与智慧联系起来的典范和榜样。
可以这么说，智慧总是关联到决定人们如何理解事实的那些价值目标上。不论是做科学还是普通人的日常生活，都有一个反思内在价值追求的向度，这只能由人的意向性自我解释来实现，而不可能由非人来实现。所以，“学以成人”应当是当代哲学非常迫切的任务。在这个意义上，中国哲学与东方价值大有可为。
阿伽西的观点有启发，说出了中国哲学对智慧的坚守，西方哲学过度追求细碎的认识论主题。智慧不仅仅关心事实，还要更关心如何给生活以价值和意义，对这个主张深表认同。事实是阴，价值与意义为阳，负阴抱阳，循环共进。也就是智慧与知识不是绝对割裂的，得意忘言，也得先得意，先求知。物质基础不打牢，而求精神高度，不是不行，实在最难，相当于从至阴直接转化到至阳，太不容易，从一定的阴再求一定的阳，循序上升的路径，可能更可取，不过，求阳是要坚持的方向，方式则各有不同。
杜维明：一种思想只有具有广度和深度才会具有达到前瞻性和突破性的可能，才能通过论域来浸润到意义世界里来。
申报世界哲学大会中国举办时，陈述了三点：一，中国需要哲学。中国从1840年开始，民族精英都在做救亡图存的爱国大业，但改革开放30多年来，社会又回到了经济、政治、社会、文化和生态五位一体的人的全面发展问题上来，这必然会重新追问人生价值、世界观认同。二，西方哲学需要走出象牙塔。近年来，比起政治学、社会学、经济学和自然科学上的人才辈出，哲学必须走出象牙塔以展示更大的影响力和公共性，而中国能提供丰富的资源。三，哲学本身必须全球化。哲学的太阳从希腊升起，要落到多个文明大国，包括中国、印度和非洲、拉美。虽然全场掌声热烈，但论辩阶段依然遇到了很尖锐的提问，包括“能否保证不出现雾霾”，“能否保持学术的独立性”等等。
我们尊重自己的文明，从中找到自我认同，找到发展的渠道，我必然有自己的特殊性，我的特殊性中必然有着普遍性，有普遍性就可以分享给其他文明和民族。同理，对其他文明也要能认同他们的优越性，和人分享就是要承认他人的特殊性和普遍性，这里就点出了学习的自觉性。所以，儒家提倡“为己之学”，就是要开拓自我性和主体性。这种主体性不仅仅是主观性，还是一种personal learning。
中国文化是多元的，但也有核心价值，我们如何将核心价值交融到多元价值中。以公和私的这对范畴而言，个人利益对于家庭利益而言，就是私；家庭利益对于个人利益就是公。所以，个人利益就要服从于家庭的公，同理，家庭的私就要服从于社区的公，社区的私就要服从于国家的公。中国文明中还一直有宇宙天地的维度，所以，国家利益的发展对于地球宇宙而言，就是一种私。比如，有关气候协议的《巴黎协定》，美国人就不愿意拿“美国第一”的私来服从于爱护地球的公，那这是否是一条通向人类文明的道路呢？应该不是。
杜维明老师作为当代新儒家的一代大家（新道家以陈鼓应老先生为翘楚，学养也是由内而外，大家气象），思想境界自是不凡。
很认同其特殊性与普遍性的主张，特殊性是阴，普遍性是阳，阴中有阳，阳中有阴，承认他人的特殊性和普遍性，也就是要既慈悲也有智慧之心去面对万事万物，这就涉及到自我的主体性，每个人给自己的定位，自己赋予自己的意义和价值，这是每个人一切起心动念、言行举止、作为成就的起点。公私也是一对阴阳，其中又有阴阳，兼顾公私，利己则生，利他则久。
陈鼓应老先生在演讲
安乐哲（Roger T. Ames）：将儒家伦理学刻画为一种“角色伦理学”。这种角色伦理学将角色作为理解一个人以及其行为规范、生活理想的核心概念。安乐哲认为，儒家哲学持有一种关系性的、过程性的宇宙论。它将整个宇宙看作一个有机的、互相关联的全息性整体。任何一个部分都与其他部分有着内在的关系。人作为宇宙中的一员也不例外。个人与其他共同体成员之间的关系对于每个个人来说都是构成性的。换句话说，脱离了共同体的人是无法被理解的。在这个意义上，角色伦理学挑战着西方个人主义的传统。后者将个人视作一个可以脱离于任何关系而独立的个体。如果我们能够把握到这种对关系优先性的洞见，那我们就不难理解儒家为什么会将“孝”作为首要的道德命令：因为对儒家来说，家庭是最为核心的共同体。
安乐哲，当代汉学的大家，汉语说得很好。儒家持有的关系性的、过程性的宇宙论，就是阴阳的宇宙观，阴阳两面是关系，阴阳转化是过程。阴阳一体两面，互根互克，当然是“有机的、互相关联的全息性整体”，万有阴阳，所以“任何一个部分都与其他部分有着内在的关系”。西哲的研究呈现，总是能够很让人信服地接受他们的观点，因为他们的论证过程环环相扣，论据、推理充分严密，没有东方思维里的模糊，泛泛而论，逻辑松散，禁不起推敲。
Ernest Sosa：透彻的理解不仅仅要求我们对于构成原因的相关事实有一系列把握。仅仅掌握足够量的信息并不一定能够使我们拥有透彻的理解。透彻的理解常常要求我们能够拥有关于为什么的
“第一手”的知识。第一手的知识需要我们通过自身的“直观性洞见”来获得，而不能够仅仅通过遵从他人的证言来获得。
例如：“一个老师告诉一个对平面几何尚处于无知状态的少年，毕达哥拉斯定理是真的。老师列出了定理（不是证明，只是定理），并肯定它是真的。一个记忆力很好的聪明孩子，会通过遵从老师因而知道这个定理的真。但是，他对为什么这个定理的真的理解还是不足的，缺乏
对这个证明的充分掌握。如果这个学生通过纯粹遵从接受了如下的条件句：该条件句的前件合取了所有的前提， 而其后件则包括了定理自身；除此之外这名学生还接受了前件的真；所有这些都无济于事——他仍然没有很好地以第一手的方式掌握这个合取式的真。他只是通过遵从老师来接受它。”
在艺术、道德、人文甚至是包括几何学在内的广义上的liberal arts等很多领域中，关于为什么的透彻理性理解都要求我们通过洞见来获得第一手的知识。在某种意义上，正是通过这种第一手的知识，我们才实现了自身作为理性动物的发展。
Sosa的逻辑非常吻合我的看法。Sosa的逻辑是“透彻理性理解”，需要通过“第一手”知识实现，“第一手”知识来源于亲自实践或实验。这与我的两个主张完全契合，第一，每个人作为阴阳体（立体），以自己这个点感知到的世界是与其他任何人都不同的，所以人们需要沟通交流，达成共识，形成一致的规范等等，但是人在思想上的差异是人与人之间所有差距最大的，因为每个人都有自己的立足点，这一点与其他任何人都不同，与此同理，任何一件事物，都有其全息的一个点，我们人无论作为实践者还是实验观察者，都不可能穷尽得到所有的信息，那就必然会有信息缺失，透彻理解就成为奢望（《阴阳球说》、《干支图说》）；第二，第一手知识来源于实践（社会学科）或实验（自然科学），只有亲身参与实践或实验，才可能尽量获取较为全面的信息，进而才可能得到透彻理解所需要的知识（《作为社会实验的组织管理》）。Sosa对第一手知识的强调，深表认同，事上磨练，是成人的根本。
杨国荣：最近这段时间考虑的问题，主要是“事”的哲学意义。这个题目也可以说是接着《人类行动与实践智慧》而论。“事”从一个方面来说与行动有关联，但它还是有更广的意义，按照中国传统哲学的说法，“事”即人之所“作”，引申为广义上人的各种活动。就人之所“作”而言，科学研究、艺术创作也是“事”，通常所说的“从事”科学研究、“从事”艺术创作，也从一个方面体现了这些活动与“事”的关联。这一意义上的“事”既包括中国哲学所说的“行”，也包括马克思主义传统中的“实践”。
从哲学的不同领域看，中国哲学中的“行”更多地与日用常行、道德实践联系在一起，并相应地呈现伦理学的意义，马克思主义所说社会实践则往往比较多地侧重于认识论的意义，前面提到《马克思主义的认识论是实践论》，便比较典型地指出了马克思主义视域中实践的认识论意义。就广义而言，“事”同时包括以上两个方面，并表征着人的存在：人并非如笛卡尔所说，因“思”而在（所谓我思故我在），而是因“事”而在（我做故我在）。“事”既包括做事，也涉及处事。做事首先与物打交道，处事则更多地涉及人与人之间的交往。总体上说，“事”在人的存在过程中，具有本源性的意义，这是我最近所关注的问题。
现实的世界不同于洪荒之世，洪荒之世在人做事之前已存在，人生活与其间的现实世界则与人做事过程息息相关。另外，人自身也是因“事”而在，我刚才提到的，不是我思故我在，而是我做故我在，也体现了这一点。广而言之，哲学层面关于心物、知行关系的讨论，其本源也基于“事”，哲学上一些基本的问题讨论，都可以从“事”中找到源头。这一意义上的“事”，是中国哲学中的独特概念，在哲学上，似乎没有十分对应的西方概念。宽泛而言，“事”包含了affair、engagement、humanized thing等多方面的涵义，但其哲学意义又非affair、engagement、humanized thing所能限定。前面提到中国哲学可以成为世界哲学的资源，“事”这一概念可以说提供了一个具体例证。确实，可以从中国哲学已有的传统中，梳理出“事”这一类具有普遍意义的哲学资源。金岳霖在《知识论》中也谈到“事”，并与“东西”、“事体”等联系起来讨论，这无疑值得关注。。大略而言，我主要以广义上的成己与成物为关注之点。在我看来，工夫本身以成己与成物为指向，离开了成己成物的过程，工夫就失去了内在意义。从这方面看，我正在关注的“事”的哲学意义，也同样涉及人的成就，因为人本身因“事”而在。工夫论的问题不能再走宋明理学的老路，不能将之仅仅限于心性涵养之域。现在一些讲工夫的人，仍趋向于主要把工夫和意识活动联系在一起。事实上，工夫并不仅仅囿于意识活动，工夫的展开过程就是具体做事（与对象打交道）、处事（与人打交道）的过程。它固然需要个体的自我省思，但不能单纯地限定于个体在内在精神世界中的活动。事实上，即使宋明理学中的一些大家，如王阳明，也注意到了这一点，他提出“事上磨练”，亦即把“事”和工夫联系起来。“事”并不是外在的，它同时也与我后面会提到的人的感受问题相关，其具体内容既涉及人向世界的适应（humanbeings to world），也关乎世界向人的适应（world to human beings）。
人总是离不开意义的追寻，前面提到的感受性也与之相关。康德曾指出，如果没有人，那么这个世界就如同荒漠，这实际上是说，离开了人，世界就没意义。另一方面，人如果失落了对意义的追求，便会走向虚无主义。虚无主义的内在特点在于消解意义。意义的追寻，包括追问什么是好的生活或值得过的生活，什么是完美的人格，什么是理想的社会，什么是合理的交往关系，等等，这些问题不是仅仅凭借经验知识就能够解决的，这里同样需要哲学的思考。哲学家不一定解决具体问题，但他可以引导人们去关注、思考意义问题，使这个社会、使人本身的存在更合乎人性。
杨国荣老师更是将“事”上升到了一个很高的哲学意义高度。这对组织管理研究有很重大的意义。组织管理，掰开来就是两个东西，一个人，二是事。归根结底是人，因为事是人的事，事需要人来完成。这也是一对阴阳，人是阳，事是阴。做人需要做事，做事为了做人。对人要“虚”（礼、感情、利益），对事要实（谁糊弄事，事就糊弄谁），不同的对象，采取的方法、背后的指导原则，则又不同。这是阴阳分殊，区别对待的要求。
人做事的目标在于寻求一种意义。商业社会里，一切活动都会被归结到价格与价值（也是一对阴阳，价值为阳，价格为阴），在此基础上衍生成这个物质琳琅满目的消费社会。价值也变成了一种意义，可衡量可交换的意义。更大的意义，可能在于满足需求，被需要，但不一定是等价的交换，即，像太阳一样发出光热，却不求回报。这是超越了价值意义的意义，是站在了天地众生角度来衡量自身的意义，中国人大概比较擅长这个“上帝视角”，像老子、庄子，道家的逍遥，就是一种超越性，跳出来。
民哲，大开眼界
中国民间，历来不乏奇人、神人，一是民众基数庞大，总有不一样的鸟；二是地域辽阔，总能为奇人异士提供滋长的土壤；三是人们在精神思想层面，既无主导的规范，又兼畜各种思潮，甚至怪念头。出现搞笑、扯淡的民间哲学家，就毫不为奇了，借助世界哲学大会，民哲可算找到自我宣泄的大舞台，蜂拥而至，出尽洋相，贻笑大方。在那篇微信公号文章里，收集的民哲“上帝”，我可以笑到今年年底了。不过在我看来，中国商业哲学论坛，在根本上也得划归到民哲这个范畴。这个捐赠论坛，商业元素都有了，煽情、吹捧、讲故事、喊口号、表演极佳、足够奢华，唯独缺了哲学的内涵。也是来搞笑的吧。形式大于内容，表达大于思想，修饰大于精神。
民哲一类人等的出现，是一面镜子，反射出他们自身的荒诞与可笑，也某种程度折射出人们思想精神上的混乱，以及大众在精神文化方面的迫切需求。前面多位哲学大家均谈到这个观点，哲学需要现实化，需要关照当下，并有切实可行的路径引导人们的精神走向。反过来说，哲学纯学术化，与人间烟火隔离很远，那得不到哲学甘霖的民众，自动自发“创造自己的哲学”，变身民哲，也是解决问题的一个方式之一了。
阅读书目
收集了一些阅读书目，需抽时间阅读学习一下：
迈克尔·斯洛特：《从启蒙到感受性（Receptivity）：重新思考我们的价值》（2013），讨论了西方过分强调理性控制和自主性，而以牺牲感受性价值为代价的问题。论证了西方思想过于强调理性控制并高估了它的价值，以 至于几乎完全忽视与之衡平的美德与感受性的价值（P214-220）。
彼得·辛格：短篇论文集《真实世界中的伦理学》（Ethicsin the Real World，2016）
熊十力：《体用论》（2006），提出“体用不二”与“即体即用”。
陈来：《陈来儒学思想录：时代的回应和思考》、《仁学本体论》
《17世纪基督教的中国传教史》
约翰·洛克（John Locke）代表作：《政府论》
居纳尔·希尔贝克：《虚无主义？》、《西方哲学史》
冯契代表作“智慧说三篇”：《认识世界和认识自己》、《逻辑思维的辩证法》、《人的自由和真善美》及《中国古代哲学的逻辑发展》
杜维明与池田大作合著：《对话的文明——谈和平的希望哲学》
杨国荣：《人类行动和实践智慧》、《成己与成物》、《心学之思》、《善的历程》、《道论》
方以智：《药地炮庄》
杜威代表作《杜威家书:1920年所见的中国与日本》（LettersFrom China and Japan）（1920）
张世英：《境界与文化》、《中西文化与自我》
魏源：《老子本义》
孙向晨：《面对他者》
六祖坛经》
网友评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