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语》记载了这样一个小故事：
陈亢问于伯鱼曰：“子亦有异闻乎？”
对曰：“未也。尝独立，鲤趋而过庭，曰：‘学《诗》乎？’对曰：‘未也。’‘不学《诗》，无以言。’鲤退而学《诗》。他日，又独立，鲤趋而过庭，曰：‘学《礼》乎？’对曰：‘未也。’‘不学《礼》，无以立。’鲤退而学《礼》。闻斯二者。”陈亢退而喜曰：“问一得三，闻《诗》，闻《礼》，又闻君子之远其子也。”
大意是陈亢问伯鱼：“你在老师那里听到过什么特别的教诲吗？”伯鱼回答说：“没有呀。有一次他独自站在堂上，我快步从庭里走过，他说：‘学《诗》了吗？’我回答说：‘没有。’他说：‘不学诗，就不懂得怎么说话。’我回去就学《诗》。又有一天，他又独自站在堂上，我快步从庭里走过，他说：‘学礼了吗？’我回答说：‘没有。’他说：‘不学礼就不懂得怎样立身。’我回去就学礼。我就听到过这两件事。”陈亢回去高兴地说：“我提一个问题，得到三方面的收获，听了关于《诗》的道理，听了关于礼的道理，又听了君子不偏爱自己儿子的道理。”
孔子弟子将之记录下来，一是说明了读《诗》《礼》的重要性，一是见出孔子无私的伟大情怀。
《诗》《礼》是孔门教材，也是孔子给弟子推荐的第一书单。想想假期前后各色人等争先恐后给孩子荐读书单，不免想到这个故事。想不到伟大如孔子也要做荐读之工作。
在这方面，英国作家培根在《论读书》中这样写：读书足以怡情，足以傅彩，足以长才。其怡情也，最见于独处幽居之时;其傅彩也，最见于高谈阔论之中;其长才也，最见于处世判事之际。练达之士虽能分别处理细事或一一判别枝节，然纵观统筹、全局策划，则舍好学深思者莫属..........读史使人明智，读诗使人灵秀，数学使人周密，科学使人深刻，伦理学使人庄重，逻辑修辞之学使人善辩:凡有所学，皆成性格。
比较二者，孔子有针对性的荐书与培根无明确意义的谈书，都是从读该（类）书的作用谈起，目的是激起读书的内驱力。读书的功用讲清楚了，大家欣然去读，或许是好读书不求甚解，或许是熟读深思子自明，一切都是孩子从自身成长需要考虑。
第二点，两个人谈读书不是从自身偏好出发，而是从读书人的成长出发荐书，关注的是读书的价值，读书的功用。避免了己所欲施于人的恶习，避免了以己之偏漏引人入沟壑。
第三点，两人都是博学之，实践之后的大家，其读书之与否有深厚的学养与丰富的社会经验做支撑，避免了浅薄之陋习。
所以其人虽三言两语，却立意高远。
现在荐书虽然也有大家、实践家之真知灼见，但市面喧嚣，商业沸腾却足以乱花迷人。还有的人不惮于以自己之主见臆断，将自身之“经验”强加于人，气盛之处，武断之间，浑然忘却你我他之区别，忽略了自身之所见是否可推而广之。不读书而开书单或者少读书（读过若干而自以为是者）而开书单者更是等而下之，不足为论了。可惜有些人因所处身份地位之“高台”偏偏就有机会登高而呼！
对于荐书，我们还不妨看一看鲁迅先生的几段话：
先前也曾有几位先生给青年开过一大篇书目。但从我看来，这是没有什么用处的，因为我觉得那都是开书目的先生自己想要看或者未必想要看的书目。
说到读书，似乎是很明白的事，只要拿书来读就是了，但是并不这样简单。至少，就有两种：一是职业的读书，一是嗜好的读书。我们自动的读书，即嗜好的读书，请教别人是大抵无用，只好先行泛览，然后决择而入于自己所爱的较专的一门或几门；
不过我也曾用过正经工夫，如什么“国学”之类，请过先生指教，留心过学者所开的参考书目。结果都不满意。有些书目开得太多，要十来年才能看完，我还疑心他自己就没有看;只开几部的较好，可是这须看这位开书目的先生了，如果他是一位胡涂虫，那么，开出来的几部一定也是极顶胡涂书.不看还好，一看就胡涂。
那么鲁迅先生开过书单吗？
开过。
他的一位好友的公子考入清华大学做古文研究。鲁迅先生就此开了专门的研究性阅读书单。
所以书单还真不是随便开的。开之前要问问自己：自己有学养开吗？是实践证明有效的吗？是自己的偏好还是适合面对的群体吗？是专门的还是泛泛的书单？
开书单这种在别人地上种庄稼的事还是挺考验人的！
网友评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