尽管柳比歇夫离开了研究所，他仍然坚持把自己的稿子写完。如果他去合乎逻辑地考虑一番，他是无法为自己辩解的：犯不上为了这项工作引起这么些不愉快的事，犯不上为了它分散搞主要任务的精力……除非出自公民的良心。
人应有“癖”
这倒可能。不过良心是一个非常含混的概念，似乎绝对不能同理智相容，不是吗？而且他的良心也由于撇下了自己的毕生事业而备受折磨。他老像是在请事假，向自己心爱的工作请假。这是为了什么？为真理而斗争？可这并不是他的使命，他是一个科学家，他是探求真相的，并不是探求真理的。真相更为重要……而真理更为需要……到底他必须如此还是不必如此，到底他应当这样还是不应当这样。他的良心碎裂了。他感觉到这一痛苦的矛盾，感到了在介入争论和发表意见的职责与自己一生主要职责之间发生的剧烈争执。他明白，他撇下心爱的事业不干，在某种意义上他是在牺牲自己。实际上，他牺牲了自己的时光。他无法两全。
在他漫长的一生中，这问题一直没有得到解决。他的一生是无休止争执的一生。内心的争执使他对生活中的一切邪恶更加敏感，更加无法容忍。这无休止的争执培育了他的道德。当一个人意识到历史是由他，也是为他创造的时候，他就能胸怀全世界。能意识到国家的命运就是自己个人的命运，这就是公民责任感。季米里雅泽夫能把一个科学家对纯科学的忠诚与对全体人民的社会责任感结合在一起。柳比歇夫对他如此崇敬绝非偶然。胸怀全世界，这是从属于整个人类的一种感觉。
在他仰慕的人中还有爱因斯坦、开普勒41、莱奥纳多·达·芬奇。也就是说几乎包括了各种不同类型的科学家。对于莱奥纳多，柳比歇夫赞赏他不承认教条、不承认有什么权威。柳比歇夫还赞赏他从数学角度去看待形形色色的现象。莱奥纳多是相信宗教的，但柳比歇夫发现宗教并未使莱奥纳多消极，反而推动他去进行创造。莱奥纳多的伦理思想如同马基雅维里在这方面的思想一样，丝毫没有使柳比歇夫感到不安：
“这种思想令人感到不道德仅仅是由于新的伦理令人感到不道德。事实上，这仍旧是苏格拉底的那种崇高的伦理，用理智来解释道德。”
柳比歇夫通常对理智评价很高。然而他自己的行动却缺乏理智，不善于算计。他的自觉纪律还是生效的，不过在结账时，往往会发现他的花销是他绝对支付不起的。
天哪，对于嗜癖和精力分散我们又能知道些什么呢？！谁能说清楚“人应当是怎么样的”。我们从何知道人应当是怎么样的呢？要是做不到集中精力，又该怎么办呢？请回想一下牛顿精力分散的情况。牛顿认为《评先知达尼拉的书……》是自己一生最伟大的创作。他花费了很多时间在神学的著作上，要说他白白浪费时间，那是再容易不过了。某些历史学家善意地为他遗憾。实际上，他的宗教观点同他的科学观点协调一致，甚至相互作用。谢尔盖·伊凡诺维奇·瓦维洛夫在他写的出色的《牛顿传》中指出了这一离奇的特点，而在他之后，柳比歇夫也指出，牛顿在解决万有引力定理这个问题时，需要有东西来填补宇宙空间。他就用上帝来填补了这空间。只有靠上帝，他才能解释万有引力。对神学的研究似乎反而给他带来了好处——这正如开普勒对占星术的迷信反而促使他创立了潮汐说的正确理论一样。
但愿你能知道，
诗句可从糟粕中寻找，
不需要害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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