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今天处在一个讯息和行动比严重失调的时代，在空前便利的电子传媒时代，我们比任何时候都聪明，也比任何时候都轻飘。”
我们随时随地刷网页、看新闻，实际上却并不关心发生了什么，只是想知道“某事”发生了。信息和新闻的极大丰富，让我们感受到了信息流动带来的快感，却越来越缺少严肃的思考。
“通过电视和网络媒介，一切都以娱乐的方式呈现。人类心甘情愿成为娱乐的附庸，最终成为娱乐至死的物种。”
有两种方法可以让文化精神枯萎，一种是奥威尔式的——文化成为一个监狱，另一种是赫胥黎式的——文化成为一场滑稽戏。
我们无须别人提醒就能认识到，我们的世界已经深受各种监狱文化的残害，奥威尔在他的寓言中已经对这些监狱文化的结构进行了准确的描写。如果你读一读他的《一九八四》和《动物农庄》，以及阿瑟·凯斯特勒的《正午的黑暗》，你就会非常清楚地看清目前在数十个国家几百万人民身上发挥作用的控制思想的机器是个什么样子。
当然，奥威尔不是第一个警告我们专制会带来精神毁灭的人。但他的作品中最可贵的一点就是，他一再强调，不管我们的看守人接受的是左翼思想还是右翼思想，对于我们来说并没有差别，监狱的大门一样是坚不可摧的，管制一样是森严的，偶像崇拜一样是深入人心的。
而赫胥黎告诉我们的是，在一个科技发达的时代里，造成精神毁灭的敌人更可能是一个满面笑容的人，而不是那种一眼看上去就让人心生怀疑和仇恨的人。在赫胥黎的预言中，“老大哥”并没有成心监视着我们，而是我们自己心甘情愿地一直注视着他，根本就不需要什么看守人、大门或“真理部”。
如果一个民族分心于繁杂琐事，如果文化生活被重新定义为娱乐的周而复始，如果严肃的公众对话变成了幼稚的婴儿语言，总而言之，如果人民蜕化为被动的受众，而一切公共事务形同杂耍，那么这个民族就会发现自己危在旦夕，文化灭亡的命运就在劫难逃。
在美国，奥威尔的预言似乎和我们无关，而赫胥黎的预言却正在实现。美国正进行一个世界上最大规模的实验，其目的是让人们投身于电源插头带来的各种娱乐消遣中。这个实验在19世纪中期进行得缓慢而谨慎，到了现在，20世纪的下半叶，已经通过美国和电视之间产生的亲密关系进入了成熟阶段。
在这个世界上，恐怕只有美国人已经明确地为缓慢发展的铅字时代画上了句号，并且赋予电视在各个领域的统治权力。通过引入“电视时代”，美国让世界看见了赫胥黎预见的那个未来。
奥威尔预言的世界比赫胥黎预言的世界更容易辨认，也更有理由去反对。
我想指出的是，只有深刻而持久地意识到信息的结构和效应，消除对媒介的神秘感，我们才有可能对电视，或电脑，或任何其他媒介获得某种程度的控制。但我们应该怎样培养这种媒介意识呢？我脑子里只有两个答案：一个纯属无稽之谈，我们马上可以否决掉；另一个成功的希望渺茫，但这是我们仅有的办法。
那个已遭否决的答案是要创作一种新型的电视节目，其目的是告诉人们应该怎样看电视，向人们展示电视怎样重新定义和改变我们对新闻、政治辩论和宗教思想等方面的看法，而不是让人们停止看电视。
那个希望渺茫的方法是依靠从理论上来说能解决这个问题的唯一大众传媒：我们的学校。这是美国人解决一切危险社会问题时采用的传统方法，当然这要取决于人们对教育的效力是否保持一种天真而神化的信仰。这种方法很少起作用。
对于我们讨论的这个问题，我们更没有理由指望学校能帮助我们解决。毕竟，对于铅字在塑造文化中起过的作用，我们的学校还没来得及思考。确实，哪怕你允许有500年的误差，你也不可能在100个高中生中找到两个人可以回答“字母是什么时候发明的”。我怀疑，大多数人甚至不知道字母是人发明出来的。
我这里建议的解决方法也正是赫胥黎提出的。我无法超越他的智慧。他和赫伯特·乔治·威尔斯一样相信，我们正处于教育和灾难的竞赛之中，他不懈地著书强调理解媒介政治和媒介认识论的必要性。最后，他试图在《美丽新世界》中告诉我们，人们感到痛苦的不是他们用笑声代替了思考，而是他们不知道自己为什么笑以及为什么不再思考。
——文章节选自尼尔・波兹曼《娱乐至死》
尼尔·波兹曼（1931—2003），世界著名的媒介文化研究者和批评家，是继麦克卢汉之后世界最重要的媒介文化研究学者之一，他在纽约大学首创了媒介生态学专业。他认为强势媒介能够以一种隐蔽却强大的暗示力量重新定义现实世界，甚至塑造一个时代的文化精神，人们实际上是生存在媒介所制造的巨大隐喻世界中而不自知，因此发展出了“媒介即隐喻”的理论。波兹曼出版过20余部著作，《娱乐至死》和《童年的消逝》是他的两部代表作，已被译成多种文字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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