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章与生活的关系，相信一般人都是知道的，尤其是小说，最大的特点就是虚构，所以不会把小说的事件和人物当成真实生活的事与人来看待。即便是其他文体也存在虚构，就拿最能体现写作者个性的散文体来说，一般认为这种文体是真实的，然而，最新理论即便散文能体现作者真性情的文章，也还是可以适当的虚构，也就是只要是创作，除了纪实性文体，一般而言，所有文章都某种程度上存在虚构的成分，只是虚构的成分比例不同罢了。
因此，由此，除了纪实性文体，一般人不会把文章中的生活、人与事当成真实生活、人与事，这是不约而同被公认的创作理论了。
然而，如此说来，并不是说创作与生活毫无关系，恰恰相反，好的创作，无论是那种文体，都是来源于生活，但又高于生活，这才是艺术。否则就是反映生活或者是拍照而已。所以，这样，很多时候，伟大的作品，就在很大程度上体现了生活的艺术性真实，尤其是人类共性的某些东西——真实的心理、情感、感受等等，无论是在人物身上还是在具体的事件或是情感的体认上，这就是作品能获得读者的共情或共鸣的根本原因，而失去了这些的作品，至少是不成功的或是失败的作品。在这个程度上，作者的个性，也就是写作者越能深入生活或是人类情感的深水区，或是探究人类心灵深隐细密精神内里这些人性本质的东西，就越能让读者有一种深深的代入感，也就越能引发读者的共情或共鸣。当然，这些是需要读者的生活或精神阅历的，否则读者与作品就必然有一种“隔”的感觉，这就是为什么有的伟大的作品或是经典名著，有的人读起来完全感受不到他的伟大与经典，甚至于味同嚼蜡毫无共情或共鸣。所以，好的作品必须遇到好的读者，正如好的老师“的天下英才教之”的知遇之恩。
然而，不幸的是，有的人还有一种“骑驴找马”的小说阅读理论，认为小说里的生活一定是在某个地方的某种真实生活，或是某个人物一定是指现实中的某个真实人物，这不能不说是贻笑大方之举了。虽然说，作者对他作品里的人的生活或情感具有一定程度的体验或感受，但不一定是对等的关系，更不可完全一一对应，否则，那就是自报家门，那对创作者也是某种程度的自取其辱的不打自招了。即写犯罪心理活灵活现的陀思妥耶夫斯基的《罪与罚》，就必定是一个罪犯了。写《情人》的杜拉斯就是一个生活作风败坏的女人了。
因此，身为今天的读者，必须有一种基本的阅读理论：那就是作品来源与生活但高于生活，既不把作品与生活中的人、事相互对应，也不认为作品与生活毫无关联。因为作品是生活在作者心灵与精神内化后的感知，这就是艺术的本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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