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少有人走的路》day8 第三部分 成长与宗教（1）

《少有人走的路》day8 第三部分 成长与宗教（1） 《少有人走的路》day8 第三部分 成长与宗教（1）

第三部分:成长与宗教

宗教与世界观
    随着自律的不断加强，爱和人生经验一并增长，我们会越来越了解自身成长的世界，以及我们在世界中的位置。由于天赋以及成长环境的不同，每个人对人生体验的广度和深度常常有着天壤之别。     对人生的认识和了解，属于我们的宗教范畴。我们对于人生都有各自的认识，有着或广阔或狭隘的人生观和世界观。人人都有自己的宗教。虽然我们常常没有意识到，但这是确凿无疑的事实。     通常，我们对宗教的定义过于狭隘。我们认为，拥有某种宗教信仰，就意味着要相信某些神灵，加人某个信徒组织，举行某种宗教仪式。某个人从来不去教堂，也不相信超自然的神灵，我们就会做出结论—他没有宗教信仰。有的学者还发表这样的言论:“佛教不是真正的宗教。”“在一位神论者的信仰中，没有任何宗教的成分。”“神秘主义是哲学，而不是宗教。”我们容易把宗教过于简单化和单一化，正因为如此，某些事实令我们大惑不解，比如:两个完全不同的人，为什么都以基督教徒自居?为什么和某些经常做弥撒的天主教徒相比，有的无神论者更能遵守宗教的道德规范?     我在指导新来的心理医生实习时，经常发现他们对病人的人生观、世界观毫不在意。病人不信神灵或从不参加教会活动，并且自称没有宗教信仰，医生就认为这些病人不是宗教主义者，因此也就不必再去了解病人的信仰。事实上，对于世界的规律和本质，每个人都有特定的看法与信念，只是未必说出来而已。例如，病人是否认为世界是没有任何意义的混沌状态，只有及时行乐，才是最现实的活法?病人是否认为他们生活在人吃人的世界里，只有残酷无情的人才能变成强者?还是认为世界充满善意，人人都会得到帮助和支援，所以任何人都不必为身处困境而过分烦恼?他们是否认为世界欠他们很多?他们是否认为世界自有严厉的“隐形”法律，任何人行为不端，终将受到惩罚?     人们的世界观各不相同，甚至相去甚远。医生迟早都会与病人的世界观发生冲突，甚至形成短兵相接的局面。所以医生应该从一开始，就在这个问题上多下工夫。病人的心理向题，常常与世界观有着密切关联，因此，对于他们的治疗，就涉及对其世界观的纠正和调整。我总是这样提醒接受我指导的心理医生:哪怕病人自称不信宗教，也要弄清他们信奉的“宗教”。   一个人的宗教信仰或世界观，只有局部属于意识思维层面。多数病人无法体验到自己的潜意识思维，以及对世界真正的看法和整体的观念。他们自认为笃信某种宗教，其实信仰的却是另一种东西。斯图尔特是位出色的企业工程师，他五十多岁时，突然极度消沉起来。他的事业一帆风顺，又堪称理想的丈夫和父亲，他却觉得自己毫无价值，甚至是个坏家伙。他抱怨说:“也许我哪天死掉了，对这个世界更有好处。”他的话完全是内心感受。他感到自卑，经常失眠，烦躁不安—这是忧郁症的典型症状。他还曾两度自杀未遂。病情严重时，他甚至无法吞咽食物。他觉得喉咙严重梗塞，有时只能进食流质食物。但是，X光以及其他检测证明，他的身体没有任何问题。对于他的“宗教”，斯图尔特没有怀疑，也没有抱怨。他认为自己是无神论者和科学工作者。他对我说:“我只相信看得见、摸得着的东西。据说，假如信奉充满爱心的上帝，或许对于我的成长更有好处。可是，我从小就听够了这一套谎言，我是不可能再上当的。”他的童年，是在观念保守、民风淳朴的美国中西部度过的。父亲是基督教牧师，母亲也是虔诚的教徒，不过斯图尔特长大以后，很快与家庭和宗教脱离了关系。     经过几个月的治疗，斯图尔特在我的鼓励下，开始对我说起他做过的短暂的梦:“我回到童年时代，回到了在明尼苏达的家乡。我好像还是个幼小的孩子，可我分明知道，我仍旧是现在的年龄。有一天晚上，一个男子突然走进房间，想要割断房间里每个人的喉咙。我好像从没见过这个人;奇怪的是，我知道他是谁—他是我高中约会过的一个女孩的父亲。梦做到这里就结束了，我惊恐地醒过来。我知道，那个男人想割断我们的咽喉。” 《少有人走的路》day8 第三部分 成长与宗教（1）

        我让斯图尔特尽量回忆过去，把他了解的那个男人的情况都告诉我。斯图尔特说:“其实很简单，我根本不认识他。只是有几次，我把他的女儿送回家，或是去接他的女儿参加派对。我和她很少有过真正的约会。”他拘谨地笑了笑，又说:“我在梦里觉得，我接触过他本人，而在现实中，我顶多是从远处望见过他。他在我当年居住的小镇火车站当站长。夏天的傍晚，我去看火车进站，偶尔会看见他站在站台上指挥。”

    他的话让我产生了共鸣。小时候，我也在火车站附近消磨掉不少慵懒的夏日，我也喜欢在火车站那里，看着火车进进出出。火车站是热闹又有趣的地方，而站长是这里的总导演。他似乎是个无所不能的人，拥有无上的权利。他知道火车经过哪些大城市，哪趟火车停靠在我们这个不起眼的小站，哪趟火车会疾驰而过，一刻也不停留。站长还负责安排铁路的转轨，设置火车进出的信号，负责收发无数邮件。他还会在车站电报室里，使用我们无法理解的密码，与世界各地保持联系。     “斯图尔特，”我对斯图尔特说，“你认为自己是无神论者，我相信你的话。不过，我想你的潜意识中，可能有一部分是信仰上帝的一你信仰的是个可怕的、想割别人喉咙的上帝。”     我的怀疑没有错。斯图尔特也意识到，他有一种古怪而可怕的信仰—世界被邪恶的势力所操控，它想割开斯图尔特的喉咙。任何冒犯或者错误的行为，都会遭到最严厉的惩罚。而在斯图尔特的心目中，所谓的冒犯或者错误，不过是些无伤大雅的调情行为。譬如，他曾偷偷亲吻过站长的女儿。他表现出的症状，就是头脑中自我惩罚的意识。他希望通过被人割断喉咙这样的意象，来逃避上帝对他的惩罚。     斯图尔特的心里，为什么隐藏着邪恶的神灵与邪恶的世界?这种消极的观念从何而来?人们怎样形成各自的宗教?世界观的形成取决于哪些因素?……这些问题很复杂，本书无法一一解答，但有一点是肯定的:人的宗教都来自其文化环境。欧洲人大概认为上帝应该是白人，非洲人则相信上帝是黑人。印度人更容易成为印度教徒，并形成相对悲观的世界观;生长在美国印第安纳州的人大多会信奉基督教，他们对世界的看法，也比印度教徒乐观得多。我们通常很容易接纳周围人的信仰，并把口耳相传的东西视为真理。     形成宗教思维的基本因素来自我们的家庭，父母是我们信仰的根植者。他们的影响，不仅在于他们的话语，更在于他们处事的方式。比如，他们之间如何相处?他们如何对待我们的兄弟姐妹?而更为重要的是，他们如何对待我们本人?如果说世界是大宇宙，那么家庭就是小宇宙，在家庭的见闻和感受，决定了我们对世界本质的看法。父母的言行举止，为我们创造了独有的外在世界，在此基础上，我们逐渐形成自己的世界观。     “我同意你的说法。”斯图尔特说，“是的，我相信世界上有一个邪恶的上帝，他会割断我们的喉咙，可我不清楚我为什么有这样的想法。小时候，父母就说:‘上帝是爱芸芸众生的，我们也要去爱上帝和耶稣，而且爱无所不在。”     “既然如此，想必你的童年一定很幸福，是吗?”     他瞪大眼睛说:“你是开玩笑吗?我根本不幸福。我的童年太痛苦了。”     “为什么痛苦呢?”     “我几乎天天挨打。皮带、木板、扫把，都是父母教训我的工具。不管做错什么，我都会挨打。他们还说，每天打我一顿，可以让我的身体更加健康，而且能促进我的道德修养。”     “他们是否威胁过要掐死你，或割断你的喉咙?”     “没有。不过我相信，这是因为我小心谨慎的缘故，不然他们真的可能那样做。”说到这里，斯图尔特突然停住了，他沉默了好久，脸上露出沮丧的神情。他面色凝重地说:“我好像明白是怎么回事了。”     斯图尔特不只是惟一相信“恶魔上帝”的人。很多病人都对上帝有相同的认识和看法，提到上帝，他们就感到恐惧。当然，在人们的头脑中，“恶魔上帝”的观念并不是一种普遍存在的情形。我说过:在孩子的心目中，父母就像是神和上帝，父母处理事情的方式，就是宇宙间的至高法则。孩子对所谓神性的了解，往往来自父母的人性—父母充满爱心，悲天悯人，孩子们就会相信上帝充满爱心、普渡众生。这样，即便到了成年，在他们的心中，世界仍和童年时一样，充满爱和温暖。假如父母言而无信、眶眺必报，孩子成年后，就会感觉世界充满邪恶。从小得不到关心的孩子，长大后就会缺乏安全感，对世界和周围的人充满戒心和敌意。     我们的宗教和世界观，常常取决于童年经历的影响，这就构成宗教与现实的对立，也就是小宇宙和大宇宙的对立。在斯图尔特的心中，世界充斥着邪恶和凶险。童年时代，他必须谨慎而严格地遵循“家庭小宇宙”的法则，不然喉咙就会被上帝割断。他生活在近乎残暴的成年人的阴影之下。当然，并非所有成年人或父母，都像斯图尔特的父母那样不可理喻。在世界这个“大宇宙”中，有着不同的文化环境，也有着不同的孩子和父母。     要建立与现实相适应的宗教与世界观，我们必须不断学习，增进对世界的认识。我们必须突破自我界限，涉足更广阔的领域，修正我们的地图。斯图尔特的宗教和世界观，可能仅仅适用于他的家庭。在更加广阔的世界里，他的认知显然不切实际，也帮不上他的忙。尽管事业一帆风顺，他却生活在恐惧中，认为上帝随时会割断他的喉咙，这是典型的移情现象。许多成年人的宗教，其实正是移情的“产品”。     我们毕竟不是“超人”，我们无法超越自身文化、父母乃至童年经验的影响，我们只能依据狭窄的人生参照系来待人处事。人类世界充满矛盾，人们面对自己和他人，有着各种感受和观点，它们起源于过去的经验。人们很少想到，他们的经验不是“万灵药”，不是“放之四海而皆准”的法则，他们对自己的世界观并没有通盘的、深人的认识。专门研究国际关系的心理学家布兰恩特•韦吉，对冷战时期的美苏关系深人研究，发现美国人和俄国人在对人性、社会、世界的理解上，存在着惊人的差异，这些差异在很大程度上，操纵着双方的交往和谈判，他们却浑然不觉。由此导致的结果是:美国人觉得俄国人怪里怪气，在谈判桌上的言行不可理喻，甚至可能心存歹毒，俄国人对美国人也有同样的反感。我们都熟知“盲人摸象”的寓言，其实我们就像寓言里去摸大象的瞎子，没人知道这个“怪物”真实、完整的面貌。我们一味坚持自己的“小宇宙观”，为此不惜与别人对抗，不惜把每一场争执扩大化，甚至将其演变成一场圣战。
科学的宗教

    心智的成熟，其实就是从小宇宙进人到大宇宙的历程，本书注重论述这段旅程的初级阶段。从本质上说，这一阶段，就是不断迈进的求知之路。只有学习和进步，才能摆脱昔日经验的限制。我们必须消化和吸收新的资讯，扩大我们的眼界，敢于涉足最新的领域。     本书的主旨之一，就是探讨增加认知、扩大视野的意义。我说过，爱的本质，其实是自我完善，而爱的风险之一，就是必须进人未知的领域。我们必须放弃落后的、陈旧的“自我”，把陈腐的、过时的认知踩到脚下，及时抛弃狭隘的人生观。但是，做到这一点并不容易，似乎不做任何改变更符合我们的惰性。我们更容易保持现状，更愿意使用以“小宇宙”为基础的地图。我们不想让旧有观念遭受丝毫损伤。但是，这样无异于自掘坟墓，与心智的成熟之路背道而驰。我们应该对过去的信仰提出疑问，主动探索陌生领域，挑战某些久被视为真理的结论。只有怀疑和挑战，才能使我们走上神圣的自由之路。     为此，我们必须从科学起步，别无他途。我们应该逐步以科学的“宗教”，来代替父母的“宗教”，向小宇宙法则提出挑战。科学的宗教，旨在帮助我们从实际出发，采用现实的经验、历史的教训去认识世界，更新人生观、世界观。如果盲目信奉父母的宗教，我们可能不会有任何改观。最有活力、最适合我们的宗教，理应从我们对现实的经验和认识中产生。经由质疑、挑战、检验的宗教，才是属于我们的宗教，正如神学家艾伦•琼斯所说:     我们存在的一个问题是:几乎很少有人有独一无二的人生。我们的一切(包括我们的情感)，似乎都是“二手的”。在许多情况下，我们只有依据二手材料，才能够让自身发挥作用。我可以信任一个内科医生、一个科学家、一个农民的话，我本来不想这样做，但我不得不这样做，他们提供的，可能是各自领域的核心知识，而对那些领域我一无所知。关于我的肾脏的状况、胆固醇的作用、饲养小鸡的经验……这些完全是二手的材料，我完全可以接受。但是，有关人类生存的意义、目的与死亡的问题，一切二手材料我都无法接受。我不可能依靠对“二手上帝”的“二手信任”来生活。我要想真正地活着，就必须拥有自己的语言，拥有独一无二的怀疑和挑战的意识。     我们有了自己的宗教，才能有成熟的心灵。完全沿袭父母的宗教，就会处处碰壁。那么，什么是“科学的宗教”呢?科学是复杂的世界观，它具备若干重要信条。所以，科学本身也是一种宗教，其重要信条包括:宇宙是真实的存在，我们可以对它进行观察，人类对宇宙的观察具有重要价值;宇宙的运行遵循若干规律，而且是可以预测的;人类易受偏见和迷信的误导，在解释宇宙时易犯错误;人类要形成世界观，理应具有足够的怀疑精神，理应接受科学方法的指导，由此总结出观察宇宙的经验。还有，除非经过亲身体验，否则，我们就不可以自以为无所不知。另外，科学方法的提炼，虽然来自实践经验，但我们仍不可相信单纯的经验，惟有多次重复实验而获得的经验，才是值得信任的“知识”。还需要补充一句:只有在相同情况下，其他人通过类似的经验，也能够得到一致的结论，这才是可靠的经验。     在上述信条中，关键字眼包括“真实”、“观察”、“知识”、“怀疑”、“经验”等等。科学是一种以怀疑为基础的宗教。为摆脱童年经验的“小宇宙”、文化教条的“小宇宙”、父母似是而非教导的“小宇宙”，我们必须怀疑自以为了解的一切。凭借科学的态度，我们才能把个人的“小宇宙”经验，转化为广大的“大宇宙”经验。我们必须信仰科学，迈开人生观和世界观的第一步。     许多病人在治疗之初，就告诉我:“我不相信宗教，我从来不去教堂。我不相信教会的训诫，也不相信父母的话。我不像父母那样对宗教过于虔诚。我大概永远与宗教无缘。”每当我质疑他们凭什么自认为与宗教无缘时，他们都很惊讶。“其实，你是有宗教信仰的。你的宗教博大精深，因为你崇拜真理。你坚信自己会不断进步。”我对他们说，“你的宗教所具有的力量，使你敢于承受一切痛苦、一切摆脱既往经验和迎接未来挑战的痛苦。能够接受治疗，本身就说明你重视进步。你所做的一切，都是为了你的宗教。我绝不认为你比父母缺乏虔诚，正相反，我甚至觉得和他们相比，你对宗教和上帝的信仰更具神性。你的信仰有着更高的境界，因为你具有质疑一切的勇气。”     对塑造世界观而言，科学能够起到巨大的推动作用，比其他任何宗教都更为进步。最好的证据之一，就是科学显著的国际性。在全世界范围内，它都具有稳固的“科学群体”，其规模要比基督教会更加庞大，而且更为团结，其他国际性团体都无法与它匹敌。各国科学家互相交流，他们的热情之大、能力之强，远远超出其他宗教人士。他们超越了自身文化的小宇宙，更加睿智和务实，也更加接近人类和世界的本质。 即便如此，他们对世界的认识也是有限的。拥有科学思维的人，能够对一切现象提出质疑，这远比单纯依靠盲目的信仰、迷信和教条，更有利于我们的进步。但是，我也相信，到目前为止，科学也只是踏出了实现心灵进化的第一步。大多数有科学思维的人，对于世界和上帝本质的认识，仍然是狭隘而有限的。就是和许多盲目继承父辈信仰的普通农民相比，科学界人士的见识也未必高明多少。在认识上帝本质这一问题上，科学家还面临诸多的困难。 具有怀疑一切的态度，我们就会意识到，笃信上帝不是一件多么了不起的事情。过分信仰上帝，容易使我们更加教条。而且，正是从教条主义中，曾产生过无数战争、宗教裁判所乃至各种迫害。在宗教盾牌的背后，曾隐藏着无数伪善的嘴脸。有的信徒假借信仰的名义，戴上“博爱”的面具，向同类挥舞屠刀。他们唯利是图、巧取豪夺，甚至禽兽不如。他们搞出各种匪夷所思的宗教仪式，以及别有用心的“偶像崇拜”:六手六脚的女神、高踞宝座的男神、象神、虚神、诸神殿、家神，“三位一体”，“众神合一”。而我们看到的则是无知、迷信、教条和僵化，对上帝真正的信仰却少得可怜。这不由得使人想到:假如不相信上帝，也许我们会活得更好吧?无数事实证明，在相当多的情况下，上帝非但不是来生的期许，反而是今世的毒药。有时候，我们即便大胆预言，认为上帝是人类心灵的幻象—一种具有破坏性的幻象，似乎也是合理化。也许对于上帝的信仰，其实是人类普遍存在的一种心理病态，必须设法救治才行。     信仰上帝，是否真是一种疾病呢?它是否是一种特殊的移情现象呢?是否源于我们过多地接受了父母的“小宇宙”观念，由此阻碍了我们去接纳“大宇宙”观念?或者说对于上帝的信仰，是否是原始而幼稚的思考方式?为寻求更高境界的认知和道德，我们是否必须敢于将“小宇宙”观念彻底舍弃?我们在因心理治疗而走向成熟的过程中，我们的宗教信仰会发生怎样的转变呢?为从科学的角度解决类似疑问，现实中的“临床数据”是必不可少的。
凯茜的故事
    凯茜是我接待过的最胆小的病人。我清晰地记得初次见到她时的情形。当时我走进房间，她蹲坐在角落里，嘴里嘟嘟嚷嚷，就像是在做祷告。看到我出现在门口，她立刻瞪大眼睛， 目光充满恐惧。她尖声哭叫，缩成一团，背部紧贴着墙壁，似乎是想缩进墙壁里。我对她说:“凯西，我是心理医生，我是不会伤害你的。你不用害怕。”随后我搬了一把椅子，坐在离她稍远的地方，静静地等待。在很长一段时间内，她只是缩在墙角处。渐渐地，她的神态放松了些，随即放声大哭。哭了一会儿，她停了下来，又自言自语地祷告起来。我问她是怎么了，她的声音含糊不清，“我就快要死了。”她没有中断祷告，也不想同我说话，嘴唇不停地蠢动，念念有词。大约每隔五分钟，她会因疲倦而停顿一下，咳嗽几声后，又继续祷告。不管问她什么问题，她总在祷告的间隙偶尔回答我:“我就快要死了。”好像只要不断祷告，她可以既不休息，也不睡觉，就可以阻止死亡的来临。     凯茜的丈夫叫霍华德，是个年轻的警官，他向我讲述了凯茜的基本情况。凯茜22岁，他们结婚两年，婚姻正常，凯茜也没有任何心理异常症状。那天早晨，凯茜一切正常，还开车送丈夫去上班。两个小时后，霍华德的姐姐给他打来电话，说她去看凯茜时，发现她变成了现在的模样。于是他们把凯茜送到医院。霍华德告诉我，凯茜最近几天，没有任何怪异的言行，不过在过去的四个月里，她很怕到公共场所去，霍华德甚至不得不替她进超级市场购物，让她独自坐在车里等候。凯茜也害怕孤单一人。结婚以来，凯茜一直有做祷告的习惯。她的家人是虔诚的教徒，她的母亲每周至少两次去做弥撒。奇怪的是，凯茜自从结婚以后，就再也没有去做过弥撒，霍华德也没把这件事放在心上。不过他注意到，凯茜经常独自祷告。“那么，凯茜的健康怎么样呢?”“非常好，她从没有住过院。”“她婚后采取过避孕措施吗?”“她经常吃避孕丸。”值得注意的是，大约一个月以前，凯茜曾告诉霍华德，她不准备再吃避孕丸了。她从报纸上了解到，避孕药品可能对健康有害，霍华德听后也不以为然。     我给凯茜开了大量镇静药，让她按时入睡。随后两天，她的病情没有多少起色，每天仍在祷告，念叨着说她很快就会死掉，此外什么也不肯说。显而易见，她有着某种强烈的恐惧感。到了第四天，我给她进行了静脉注射，说:“凯茜，我给你打的这一针，会使你很想睡觉。你不会真的睡过去，你也不会死掉。药效发作以后，你就会停止祷告。你会觉得很放松，愿意同我说话。现在我要求你告诉我，来医院的那天早晨，到底发生了什么事?”     “没发生什么事。”凯茜说。     “你送丈夫去上斑了，对吗?”     “是。然后我就开车回家了。后来，我知道自己快要死了。”     “你还是和以前一样，把丈夫送到单位，然后直接开车回家的吗?”     凯茜不再同我说话，又开始祷告起来。 “别念了凯茜。”我对她说:“你现在绝对是安全的，你可以放松下来。那天早晨，你在开车回家途中，发生了一件事，告诉我是什么事?”     “我走了另外一条路回家。”     “什么路?”     “我从比尔家门前经过，我走了那一条路。”     “谁是比尔?”     凯茜又开始祷告。     “比尔是你的男朋友吗?”     “是，不过是在结婚以前。”     “你还常想着比尔，对不对?”     凯茜突然哭了起来，“啊，上帝!我就快要死了!”     “你那天见到比尔了吗?”     “没有。”     “不过你很想见到他。”     “我快要死了。”     “你认为自己想去见比尔，上帝就会惩罚你，对吗?”     “是的。”凯茜又开始祷告。     我让她祷告了十分钟，而自己则在一旁，紧张地整理着思绪。     我对她说:“凯茜，你认为自己快死了，是你自以为了解上帝的想法。你对上帝的了解，都是来自别人的看法，但那大都是错误的。我也不是十分了解上帝，但我想，我知道的比你多，也比那些自以为了解上帝的人多。我每天都能接触到许多和你有同样想法的男人女人，他们都产生过背叛伴侣、与人私通的念头，有的还真的做了那种事。可他们都没有受到惩罚。我知道这一点，是因为他们都来找我看过病，后来也都变得乐观而开朗，没有任何心理压力。我想，你也同样会快乐起来。你一定会意识到，你根本就不是坏人。你会了解真相，知道上帝的想法。现在，你好好睡一觉，明天醒来时，你就不用害怕马上死去了。明天见到我，你就能和我自如地交谈了。我们可以谈谈上帝，也谈谈你自己。”     次日早晨，凯茜的情况有所好转，不过恐惧感并没有消除，她还是担心自己随时可能死去(尽管不再像以前那样肯定了)。她一点点地向我吐露心事。她高中三年级时，和霍华德有了性关系。霍华德要同她结婚，她马上答应下来。两周后，她去参加朋友的婚礼，突然意识到自己其实不想结婚。极度的痛苦和懊丧，使她当场昏倒在地。后来她更加怀疑，自己也许不该草率结婚。她无法确认是否真的爱霍华德，不过，她毕竟同霍华德发生了关系，她以为只有通过婚姻，才能使这种关系合法化，不然，她的罪孽就会更大。在确认真的爱霍华德之前，她不想生育子女，并开始服用避孕丸。这样做，显然是天主教禁止的另一种“犯罪”行为。她不敢带着罪孽去面对耶稣，所以婚后甚至都不去做弥撒了。她喜欢同霍华德享受床榻之欢，可是，差不多从结婚当天起，霍华德对此就很冷淡了。他仍然关心凯茜，给她买各种礼物，而且似乎很疼爱她，甚至不让她外出工作。然而，凯茜一再恳求，他才答应同她做爱。凯茜的生活很单调，大约两周一次的性生活，成了她惟一的调剂。凯茜也从未想过离婚—那又将是一种难以饶恕的罪孽。     凯茜孤独难耐，居然有了与人私通的幻想，她希望借助祷告，驱除头脑的杂念。她每个小时都会抽出五分钟用于祷告，这遭到霍华德的嘲笑，于是凯茜决定，趁白天丈夫上班，独自在家里祷告。为弥补夜晚漏掉的祷告，她必须增加白天祷告的频率，每隔半小时就祷告一次，祷告的速度也越来越快。这并没有消除她的性幻想，反而使之变得更加强烈。她甚至到了每次外出，就会死死盯着别的男人发呆的程度。她开始害怕和霍华德一起外出。即使有霍华德陪伴，她也不希望置身于有男人的场合。她曾想过到教堂去做弥撒，不过她知道，到了教堂，却不向牧师“忏悔”她的性幻想，仍然是一种犯罪。无奈之下，她增加了祷告的时间和频率，还创造出一种特殊的祷告方式:将祷告词的字句进行缩读，甚至以个别字词代替整篇祷告。她整天念念有词，其实是在重复单个的音节或者词语。不久后，她就把这套方法演绎得更加熟练了，可以在五分钟内“念完”一干多遍祷告词。这种特殊的“祷告系统”，似乎在一定程度上减少了她的性幻想。可是不久后，一切又恢复了老样子:她越来越渴望把性幻想付诸实施。她想给过去的男友比尔打电话，还想每天下午到酒吧里约会男人。想到真的有可能做出那种事，她感到极度恐惧。她停止服用避孕丸，希望借着对怀孕的恐惧，阻止自己做出越轨的事。一天下午，她甚至开始自慰，这让她更加紧张，在她看来，这可能是“最大的罪恶”。她洗了大半天冷水浴，以便让自己冷静下来。她好不容易等到霍华德回家。但是第二天，一切却又依然如故。     那天早晨，凯茜终于难以自控。把霍华德送到警察局后，她直接把车开到比尔家门口。她坐在驾驶室，等着比尔出门，可一直不见动静。她下了车，身体倚靠在车前，还做出挑逗性的姿势。她默默祈祷:“求求你，让比尔看见我吧!让他看到我在这里等他吧!”还是没有人出门。“随便什么男人看见我都可以!不管是谁，只要愿意，我都会答应他的要求!我非要跟 别人上床不可。”“啊，上帝!我是个裱子，我是巴比伦的婚妇!上帝，你杀了我吧!我就快要死了!”她跳上汽车，飞快地开回家。她找了剃须刀刀片，想割开自己的手腕，最终还是放弃了。“上帝会帮助我，给我应有的惩罚。上帝最清楚我的罪孽，他会了断一切。”凯茜夜以继日地等待，“啊，上帝!我好害怕，求求你，快动手吧!我好害怕啊!”她不停地祷告，提心吊胆地等待死亡的到来，后来，就到了近乎精神失常的地步。     我用了好几个月，才了解到上面的情况。我的工作重心，主要是围绕其罪恶感的来源进行，比如，她为什么认为自慰是一种罪恶?是谁这样告诉她的?那人又凭什么说自慰是罪恶?与人私通的念头，为什么是一种罪恶?罪恶的要素究竟是什么?……在我的心目中，心理治疗是最诱人，也是最值得全身心投入的一种行业，但是，当医生不得不询问病人，询问其亲人和朋友，了解病人头脑观念的一切细节时，工作就会变得单调而乏味。比方说，凯茜对罪恶感自行提出质疑时，才开始透露其性幻想以及自慰带给她的诱惑。她甚至质疑整个天主教会的权威。跟教会对立当然不容易，她能够做到这一点，是来自我的鼓励和支持。她渐渐相信，我是为她着想，而非带她步人歧途。我们形成的“治疗同盟”关系，是让治疗获得成功不可或缺的要素。     以上大部分工作，都是在临床治疗的基础上进行的。那天，我给凯茜注射了巴比妥类催眠药，并同她做了深人交谈，过了一个星期，她就出院回家了。又经过四个月的强化治疗，她才说出对罪恶感的想法:“我现在觉得，天主教会的那一套并不可靠。”凯茜产生这样的认识，说明对她的治疗进人了新阶段。     我让她思考这样的问题:她以前为什么对天主教会那样虔诚，几乎完全接受而没有丝毫怀疑?她为什么一直缺乏独立的思考?凯茜说:“我的母亲很早就提醒我，对天主教会不能有任何怀疑。”接下来，我们开始探讨凯茜和父母的关系。凯茜和父亲没有感情，父亲白天在外面工作，晚上回家就捧着啤酒瓶，在椅子上打瞌睡。只有星期五晚上例外—他那天晚上会在外面喝酒。家里是她母亲说了算，任何人都不能和母亲唱反调。她的母亲看上去温文尔雅，但是，她绝不允许凯茜和她顶撞。凯茜只能乖乖听她训话:“你不可以做那件事，亲爱的!好女孩可从不做那种事。”“你不应该穿那种鞋，正派女孩从不穿那种鞋。”“你是否愿意去做弥撒不是你说了算的，这是上帝的要求，你必须去。”在我的帮助下，凯茜逐渐意识到，在天主教会庞大权力的背后，隐藏着她母亲同样庞大的权力。在她母亲貌似温情地言传身教的背后，隐藏着一种至高无上的权威。与母亲冲突和对抗，对于凯茜是不可想象的事。     心理治疗难免出现意外。凯茜出院六个月后，在一个星期天早晨，霍华德给我打来电话，说凯茜又把自己反锁在浴室里，不停地做起了祷告。在我的建议下，霍华德说服凯茜回到医院。就像我第一次见到的那样，凯茜仍躲在角落里，浑身瑟缩。霍华德不明白，究竟什么原因使她病情发作。我把凯茜带进病房，说:“别再祷告了，凯茜。告诉我到底是怎么回事?”     “我不能告诉你，我做不到。”     “你做得到，凯茜。”     凯茜不停地喘着粗气。她在祷告过程中对我说:“给我吃那种让我说真话的药吧，这样我才能告诉你实情。”     我说:“不行，凯茜。这一次，你有足够的力量，你要靠自己努力才行。”     她突然哭了起来。然后她看着我，又恢复了祷告。从她的眼神中，我感觉得到，她是在生我的气，甚至有些怨恨我。     我对她说:“你是在生我的气。”     凯茜摇摇头，继续祷告。     “凯茜，我想得出十个以上的理由，证明你有可能生我的气，但是，你不说实话，我就不知道你到底为什么生气。你告诉我吧，我是不会介意的。”     “我就快要死了!”她哭泣着说。     “不，你不会死的!凯茜，你不会因为生我的气而死去，我也不会因为你生气而杀死你。你有权生我的气。”     她仍然哭泣着说:“我的日子不长了，我的日子不长了。”这些话突然让我感觉有些怪，似乎能让我联想起什么，但一时间又想不起来。我只好再次重复一遍:“凯茜，我是爱你的，我不会因为你恨我而惩罚你。”     她便咽着说:“我恨的不是你。”     我突然想明白了:“我的日子不长了”—在地球上的日子不长了。“凯茜，你说的是不是圣经第五诫呢—孝敬父母，你在地球上的日子就可以长久;不孝敬父母，你就会很快死去?这就是你的心事，对不对?”     凯茜喃喃地说:“我恨她。”仿佛把这些可怕的字眼说出来，就能增加她的勇气，她突然大声说:“我恨她。我恨我的母亲。她从来不让我……从不让我成为我自己。她总是要我像她一样，她老在逼我……逼我……她从来不给我任何机会。”     对凯茜的治疗刚刚开始，前面的路依然障碍重重，她必须战胜困难，才能真正成为她自己。意识到母亲的控制带来的伤害，凯茜决心改变这一切。她需要建立自己的价值观，自行做出决定，这让她感到害怕。在通常情况下，由母亲替她打理生活，做出决定，才让她感到安全。按照母亲和教会的价值观行事，一切便简单得多。自行去寻找人生的方向，显然需要经受更多的痛苦。后来凯茜对我说:“其实我不想回到过去，但是有时候，我还是怀念过去。至少就某些方面来说，我可以不费多少力气，让一切变得简简单单。”     凯茜逐渐走向自立，而且鼓起勇气，跟霍华德讨论起他在性生活上没有带给自己满足感的问题。霍华德答应做出改善，却没有付出实际行动。凯茜开始施加压力，而霍华德益发焦虑，并且和我谈起这件事。我鼓励他另找一位心理医生，进行更有针对性的治疗时，他才说起埋在心底的同性恋倾向。原来，他是借着和凯茜结婚，来压抑自己潜在的问题。凯茜有着性感的身材，看上去也很迷人，霍华德便把她当作至高无上的“奖品”—与凯茜在一起，就证明他有男性的魅力。不过，他从未真心爱过她。他们正视了各自的情况以后，就平静地离了婚。     凯茜后来到一家大型服装店做售货员。此后，她在工作和生活中，面临各种选择和决定时，还经常同我探讨。她经受了磨炼，变得坚强而自信。她和男人约会，希望找到理想的伴侣，并且生育儿女。她在工作上也得心应手，始终心情愉快。我对她的治疗结束时，她已晋升为服装店经理助理。我不久前还听说，她转到了另一家规模更大的公司上班。如今，凯茜是个快乐的27岁的女郎，她不再到教堂做弥撒，也不再以天主教徒自居。她不能肯定自己是否仍信仰上帝，不过她会明确地告诉你，至少到目前为止，这个问题对她无关紧要。     凯茜的病例，显示出宗教环境和心理疾病的密切关系。世界上，像凯茜这样的人成千上万，所以，我有时半认真半开玩笑地说:“感谢那些教会，有了它们，才让我们这些心理医生在职业上更有保障。”我说的教会，包括天主教会、浸信教会、路德教会、长老教会等等。     当然，教会不是造成凯茜神经官能症的根本原因。教会只不过是凯西的母亲大权独揽，建立不合理权威的工具罢了。母亲的颐指气使，父亲的不闻不问，才是凯茜得病的根本原因。即便如此，教会还是难逃其咎。在凯茜就读过的教会学校，神父从不鼓励凯茜发挥主观能动性，对教会的信条提出质疑并自行做出判断。对于教条可能产生的误导，以及教会规定的过分苛刻的要求，教会从来不做任何考查和纠正。凯茜信奉上帝、“十诫”和原罪的观念，她沿袭的宗教观和世界观，其实不符合实际需要。她不能自行提出质疑，也不懂得独立思考。教会根本不能帮助她结合自身情况，去建立适合的宗教观。教会只想让信徒们原封不动地继承上一代的宗教观念。这种情形在世界范围内，都是一种普遍而典型的现象。     凯茜的病例如此常见，以致许多精神病学家和精神治疗医师把宗教视为“撒旦”，他们甚至认为宗教本身就是一种神经官能症—一种禁锢心灵的非理性观念。重视科学和理性的弗洛伊德也有类似看法，兼之他在现代精神病学界的先驱地位，更促使心理学界趋向于把宗教视为疾病。心理学家从现代科学出发，与古老的宗教迷信进行较量，给人类带来了很大的福音。所以他们必须耗费时间和精力，帮助病人摆脱落后而陈腐的宗教观念，使他们的心灵重获自由。 《少有人走的路》day8 第三部分 成长与宗教（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