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姑娘收到了爱她的男人送来的礼物，她满心欢喜的打开，发现里面是那个男人的一只耳朵。
这个吓人的故事的男主角是文森特·梵高，他在那之后为情所伤，创作出了一幅《割耳朵后的自画像》。
或许你会认为，梵高本身就是以深井冰出了名的，他做出这种癫狂之举也不能怪到人家姑娘身上吧。的确，要怪就只能怪梵高先生过得太苦了。
泰戈尔有一句诗：“世界以痛吻我，要我报之以歌。”一句话道出不少作家、诗人的心境。不过，若不是世界以痛亲吻那些敏感的心灵，世界上流传的无数华章恐怕都是绝响。
痛苦来源于哪？一方面是现实的逼迫，另一方面是理想的落差。前者如巴尔扎克，他老人家在1830~1840年间创作出了大量作品，一生著作等身，写出了91篇小说，塑造了两千四百七十二个栩栩如生的人物形象，合称《人间喜剧》，被誉为“资本主义社会的百科全书”。人家能够在那么短的时间内刷出这么多作品，一方面的确是天赋使然，另一方面也是被逼的——要知道巴尔扎克年轻时响应号召去创业（咦？），结果失败了，债台高筑的他被迫靠写作来还钱。估计巴尔扎克在埋头写稿的时候不止一刻的想：“生活不止眼前的苟且！”抬起头来看看日程表上的“deadline”和“债方”，只好呷一口黑咖啡继续埋头苦干了。所以《人间喜剧》的成书，有不少功劳得归功于催稿的编辑和催钱的要债的。后者如同时代的维克多·雨果。雨果作为浪漫派的殿堂级大作家，出身简直不要太好。人家出身在法国的军官家庭，作为一个富二代从小生活就不错，年轻时还写过歌颂国家的颂歌，收到了国家领导人路易十八的年金赏赐。按说雨果先生应该可以就这样继续自己优渥的生活做一个拥有面朝大海春暖花开的大庄园的文艺青年，但是好死不死的是，雨果先生是一个有理想的文艺青年。他20岁之后逐渐走向民主共和的道路，但是那时的法国依旧处在革命阶段，形势风起云涌。他在49岁那年终于被流放了（为什么要用终于。。），但在那之后，他真真正正迎来了自己创作的高峰。鸿篇巨著《悲惨世界》、《海上劳工》、《笑面人》都出自他的流亡时期。在内外交困之中，他的文学才情得到了真正的释放。
所以说，文学是一个奇怪的东西。它永远是在你精神上饱受痛苦折磨的时候才能够爆发出来。痛苦、绝望、嫉妒、仇恨、愤怒……种种情绪酝酿在心中，再加上才情慢慢搅合，靠时间把它酿成醇美的文学的酒。
“世界以痛吻我，要我报之以歌。”
我要问，如果世界没有以痛吻你，你还唱得出美丽的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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