陪同钱先生检查病情的还有数位儿童医院的管床医生，他们对孩子的病情一直束手无策，闻听有药可治，迅速围拢了过来。
讲解病情的同时，钱先生的药方已经出来，甚至于出院应带的药物也一同开具。现在孩子情况依旧危重，此时就开出出院药物，也就意味先生对于病情康复有十足的把握。
孩子的用药法则与成人有很大不同，必须详细计算药物剂量和浓度，甚至每分钟滴数。由于科室和医生主看系统的不同，床位医生并不熟悉钱先生提出的药品，而作为皮肤科专家，先生对婴儿确切剂量也需与儿科医生沟通。
几位医生床边商讨时，母亲在一旁从随身小包中翻找什么。我的精力全心关注医生之间的商榷，只是眼中余光瞄到了母亲的动作。孩子重病在前，我无暇多想母亲的举动。
“这药我们医院没有。”一位医生已经联系了儿院的药房。
眼看希望出现，却突然又遭不期困难。全家听了，刚才露出的笑容瞬间僵硬。
“去你们医院看看，这个药你们可能有。”听闻此处无药，钱先生也愣了一下，然后转头跟我说。我所在的是苏州市一家综合性三甲大医院，药物配置相对齐全。只是先生开出的药，在当时都属于新品，我也不确定药房一定备货。
“如果你们那里配不到，我来帮你想办法。”先生看出了我的焦虑，把保底给了我。
这个持续了一周多的疑难杂症，并导致儿子性命危在旦夕的病，在先生眼中樯橹灰飞。会诊并没持续很久，先生转身的一刻，母亲从包中拿出了一个信封。
“实在感谢您，这是您的会诊费。”母亲毕恭毕敬递上手中的信封，我才知道，刚才余光所见，是母亲在准备先生的辛苦费。外院会诊不属于义务范畴，劳务费是正常惯例。
“不要不要，您是我老师。”儒雅的先生突然局促起来，一边推开母亲的手，一边转身出了病房，母亲和父亲紧随着跟了出去。几分钟后，俩人再次回到病房。
“他坚决不收，而且往返打的的路费还是自己出的。”母亲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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