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次给《大国大城》这本书开了个头(大城市VS小城市)，今天继续聊。书中谈到的很多问题是经常见到，却不曾想过的，作者用经济学家的眼光和通俗的语言解释出来了，让人茅塞顿开。
1、一个简单的事实：全球的经济活动高度集中在少数地区
这种现象叫做“空间集聚”。“集聚”这个词，学经济、管理类的应该多多少少听过，来自教科书和各种文献。我们也知道，东京、首尔，聚集了日本和韩国很大一部分人口，在澳大利亚，近一半的人口聚集在东海岸的悉尼和墨尔本。
作者引用了世界银行发布的《2009年世界发展报告》：全球有半数的经济活动位于1.5%的陆地区域——开罗以埃及总面积的0.5%创造了整个国家一半以上的GDP，巴西中南部三个州的生产活动也占全国的一半以上，但这三个州的土地面积仅占全国土地总面积的15%。
这些国家，有些是因为地理原因不得不聚集在适宜的地方，更多的应该是人口的自由聚集吧。
中国也越来越有这种趋势了，作者提出了问题：中国的人口空间分布会不会走出一条和其他国家不一样的道路？特别是对于生活在大城市的人们，周围的种种问题、矛盾、冲突与城市人口向大城市的集中有什么关系？
2、为什么大国梦如此迷人？
中国历代王朝，从秦统一六国开始，就开始了分分合合、不断循环的历史，每一朝都在追求“大一统”，不管怎么分裂，最终都要回到统一。为什么非要统一呢？
作者总结了三点原因：
一是为了收税。这很容易理解，国家越大，人口越多，税收越多。
二是分散风险。比如，同样一场地震，对于一个小国的打击可能是毁灭性的，而对于中国这样一个大国，却能够做到“一方有难八方支援”。
第三是安全。中国的“中原地带”以平原为主，没有什么特别难以逾越的自然屏障，因此，中国古代历朝，一旦分成若干小国，就战火不断，而一旦国家统一，则相对长治久安。同时，大国在提供国防、保护整个国家的安全方面也有规模经济效应——国家大了，人均军费支出就可以被摊薄。
3、对于现代经济，大国有什么好处
既然国家大是如此重要，具体到经济方面，到底有什么好处呢？
第一个方面是规模经济。在现代经济里，经济结构以工业和服务业为主，规模的重要性更强。大国有可能借助规模经济而发展“战略性产业”。例如民用大飞机产业，初始的投入非常大，国内市场规模越大，生产的平均成本越低。如果要保证这个产业实现收支相平衡，就要有一个最低的国内市场规模。到目前为止，这个世界上只有三个地方有足够大的市场来满足发展大飞机产业所需要的规模，美国、欧洲和中国。
第二个方面是技术创新。中国由于市场规模大，很多细小的技术创新都能在这个市场上得以生存。市场规模有利于创新，这非常重要。中国的市场销售量足够大，足以弥补产品研发阶段的初始投入，也有利于某种细分产品的规模化生产。包括淘宝网，要知道，如果离开人口总数，淘宝网不可能活得那么滋润。全世界的网上购物平台，就美国和中国发展得最好，这同说英语和汉语的人多不无关系。
第三个方面就是公共品提供。在前现代时期，公共品主要是指国防，但到现代，公共品就更多了。比如说卫星导航系统，早期是美国和俄罗斯开发并应用，如今中国也有能力紧随其后。
第四个方面与现代服务业有关。现代国家的竞争力体现在金融、医疗、教育、文化等现代服务业中。美国的竞争力有三个标志性的来源，一个是华尔街，一个是大学，另一个就是好莱坞。这些现代服务业都需要一定的规模来吸引全世界的一流人才。文化和教育产业特别受益于大国的规模经济，因为这两个行业在国与国之间带有一定的文化壁垒。
4、大国的难题：中国经济上的“分权”体制
大有大的好处，但是又有俗话说：大有大的难处。接下来，作者讲述了中国经济的一个困局。
中国的政治体制在历代总的来说是集权的，但是在经济上，即使在计划经济时代，中国还是比较分权的。到了改革开放以后，分权的趋势就更加明显了，甚至将省以下官员的任免权都交给地方了。
分权的好处是激励地方政府去发展经济，它的坏处是埋下了市场分割的隐患——每一个地方政府都不愿意其他地方把自己的经济资源给吸纳过去，也不想注册地在“外地”的企业到本地来参与竞争，所以地方政府就要分割市场来保护自己本地的经济。每一个地方都想做些未来可能有大发展的产业，结果弄得全国各地产业同构。然而最终这些产业是要面临市场竞争的，于是总有一些地方发展的产业可能缺乏竞争力，这样，他们就更有动力通过市场分割和加大补贴的方式来保护本地产业。
这种地方保护在很大程度上限制了经济的发展。
读到这里我想到一个例子，可能不太恰当。读高中的时候，考班级名列前茅、但绝对分数不高，和名次不高、但分数高这两种情况，很多人是倾向于选择第一种的。换句话说，即使考的分数低，只要考过了身边的人，都会开心一些。但是我们都知道，高考却是和全省的人竞争的，仅仅考过身边有限的人并没有什么用，但我们就是喜欢这样自己骗自己。
5、“分权”产生的弊端：市场和生产要素分割
前面讲的是市场分割，限制竞争，接下来作者重点论述了“分权”导致的生产要素分割。
三大生产要素是指：劳动力、土地、资本。直到今天，中国这三大要素市场其实都是分割的。
在劳动力方面，以农民工为主体的城镇非本地户籍人口的社会保障、劳动力市场的公平就业、公共服务的分享都和本地户籍的城市居民不一样。在公共服务方面，尤其是基础教育和医疗，如果没有当地城镇户籍，待遇会很不一样。
第二就是土地。中国为了保证“粮食安全”，要保持一定数量的耕地，于是就实行了“建设用地指标配给制度”，每一年中央给各个省一个农业用地转为非农业用地开发的总数，然后再由省分配给下面的市和县，不能突破。特别是在2003年之后，建设用地指标被作为鼓励中西部省份发展当地工业的政策工具，而对于人口流入较多的东部地区，特别是大城市，建设用地指标受到了严格控制。东部的地价、房价涨得这么快，和这个政策原因密不可分。
再来看资本市场。中国的资本市场并不是统一的，在此仅举出一个重要原因：中国的资本市场实际上在被政府的项目审批制度分割着。中国的很多投资项目是需要国家发改委来审批的，因为有鼓励中西部投资的政策倾向，所以，在中西部能够获批的项目在东部就不行。
6、讨论任何公共问题都不能走极端
讨论到这里，作者帮我们厘清了许多基本概念后，开始纠正我们常见的错误思考方式了。我认为谈论的这点很重要。
许多人在讨论社会问题时容易走极端，说一个现象，许多人反对的理由是：如果全国人都这样了怎么办？放心，这种情况永远不会出现的。比如，有人建议放开计划生育，反对者会说，如果大家都放开生，人口会爆炸的。事实上，世界其他没有认为限制人口的国家，其人口并不是按照预测的数目增长的，也远没有达到人口爆炸的程度。
回到人口集聚问题上，就常有人问，是不是说全国13亿人口都集聚到大城市来？当然不是。在讨论问题的时候，把一个观点推向极端是一种错误的而且有误导性的讨论方式，要不得。事实上，一个国家的集聚程度有多高，是由好处和坏处相权衡决定的。当人口达到一定程度后，产生的问题大于好处，增速自然会下降。
比如说，一个人大学毕业了，想留在上海工作，主要是因为相比于其他地区，他在上海就业的收入更高。到一个什么阶段他就不来了呢？如果他觉得在中西部老家的实际收入和在上海工作的实际收入（扣除物价差异）差不多，他就不来了。实际生活中，还会考虑到气候、环境等因素，得出一个“均衡”的值。
讨论城市在物理意义上的人口极限（即城市的空间本身能够承受多少人生活），这个问题意义不大，原因在于，在城市规模的物理极限到来之前，价格机制已经成为制约城市扩张的力量。换句话说，当城市人口增加时，会带来地价和房价的上涨，如果一个人（或企业）在这个城市生活（或生产）的好处还抵不上其成本，那么，城市就不会继续扩张。
今天讲到这里，下次继续。
（To be continue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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