鬼谷子，本名王诩，主要活动时期为春秋战国，而关于其生卒年、所生之地、所居之地等等，至今仍无法确证。而其在民间的传说颇多，各类学说中也多有托其名的著作。田海林先生对此评价曰：“人尽皆知而不识，家喻户晓而不明”。²
传说其弟子遍布天下，纵横春秋战国时期。然而，由正史可考的仅有苏秦、张仪二人：
《史记·苏秦列传》载曰：“苏秦者，东周洛阳人也。东师事于齐，而习之于鬼谷先生。”
《索隐述赞》评价说：季子周人，师事鬼谷。揣摩既就，阴符伏读。合从离衡，佩印者六。天王除道，家人扶服。贤哉代、厉，继荣党族。
《史记·张仪列传》载曰：“张仪者，魏人也。尝与苏秦俱事鬼谷先生，苏秦自不及张仪。”《孟子·滕文公下》中更言其：“一怒而诸侯惧，安居而天下熄”。
但野史、演义以及民间传闻中一般还包括孙膑、庞涓、徐福、范蠡等人。在此需提及的是，虽有学者从所在时间来考证某些传说之人不可能为其弟子，但是或许忽略了两点：一是鬼谷子的详细生卒年并不能被证实，其寿亦可能非普通人可比；二是其弟子之说或非指代其直接弟子，也就是说并不一定为其嫡传或第一代弟子，后世习其所传之术者，皆可称其为师，号为其弟子。
那么，鬼谷及其弟子闻名天下的纵横之术是到底非比寻常，还是仅为口舌工夫？这就得从苏秦、张仪到底从鬼谷处学到了什么知识来探究。冯梦龙在《东周列国志》这本演义中提到了鬼谷子的能力：“其人通天彻地，有几家学问，人不能及。那几家学问：一曰数学，日星象纬，在其掌中，占往察来，言无不验；二曰兵学，六韬三略，变化无穷，布阵行兵，鬼神不测；三曰游学，广记多闻，明理审势，出词吐辩，万口莫当；四曰出世学，修真养性，服食导引，却病延年，冲举可俟。”³后世的其他逸闻野史中所提其能力，大多也不超过上述之言。《史记》中也只提到了苏秦所学为“周书阴符”。既然此方面史料较少，那么我们可以从苏秦、张仪所实行的“合纵连横”来看看其所学到底为何物。
其一，从合纵连横所追求的本质来看，虽然目的各有不同，例如秦国最终的目的是想扩展、统一，而魏、韩之流从追求扩张逐渐转变为追求自保。但是其宗旨无非是平衡各个国家的势力，国家势力差异的日益扩大才是合纵连横产生的原因。从战略学上看，即是各诸侯国施展均势战略的过程。
其二，从合纵连横建议所需的基础来看，需要审视所在国，以及其他国家的国力情况的。这就包括国家的政治文化基础、经济基础、军事力量基础等因素。而这些因素都基于或者关联于如何全面地审视国家之地理。粗略地来说，地理直接对诸侯国以下三个方面产生重大影响：
一是对于战争的影响。在古代战争，特别是局部战术上来看，在人工条件有限的情况下，作战、防守等战术布置是十分依赖地理因素的。
二是对于经济的影响。战国时期的商业还不发达，仍属于萌芽期，国家经济尚依赖于人力农耕。所以，国家能控制的土地面积、土地肥沃程度、地区天气环境等因素，直接影响到人口、收成等基于地理环境的因素，而这些直接决定着诸国的经济基础。经济基础既能决定战争发动的可行性，同时也可以是左右战争发生的动因。
三是对于政治文化的影响。我们可以来看一个典型的例子：战国七雄之中，文化最为繁荣、政治最为稳定的，最初为齐国。这也是百家争鸣这一著名的历史事件能在齐国产生的原因之一。而其政治文化能够繁荣稳定的关键原因则在于齐国的地理位置。抛开其他地理原因，齐国位置的最大优势即是远离了扩张意图强烈的秦国。换做是魏韩之国，自是不可能有稳定的环境来供养百家学者。当然，由于与燕赵魏楚众多国家相邻，加之其他方面的短板，齐国的政治文化稳定亦是短暂的。
所以对于仍然处于青铜时代的战国，地理的重要性远比今日在国家战略中的重要程度高。同时，不论从《史记》、《战国策》态度较为严肃的史书，还是《东周列国志》、《鬼谷四友志》等历史小说中都可以看到，苏秦初到秦、赵等国面见诸侯之时，皆先分析地理环境方面的优劣，张仪亦然。早在春秋初期，管仲即提出：“地者政之本也，是故地可以正政也。”⁴时至战国，孟子更是直言：“诸侯之宝三：土地、人民、政事。”⁵
而从整个春秋战国的战略来看，包括地理在内，以上所提到的因素实际上构成地缘政治学的地缘要素。地缘政治学最早由德国教授基伦所提出，其建立了一套以地理环境来说明政治现象与事件的地缘政治学。而地理其实是空间结构问题的具体化和人文化。特别是在空天技术还未成熟的时代，陆地以及沿海海域几乎是人类生存的全部空间。所以时至今日，所谓地缘（地理）政治学中的“地缘”其实已经开始了“立体化”的进程，需要更为准确地使用“空间”这一词语。毛主席在其青年时代就对此问题看得甚为透彻：“地理者，空间之问题也。历史及百科，莫不根此。研究之法，地图为要；地图之用，手填最切。地理，采通识之最多者也，报章杂志言风俗，而地理有风俗之章。政治、军事、产业、交通、宗教等等，无一不在地理范围之内。”⁶毛主席将历史百科，皆归为了“地理”这一“空间”，可见其对于“地理”以及相关学说早就有了本质上的认识。
而在西方地缘政治学说的发展历程中，也曾因为牵涉某些历史原因而被唾弃。而纵横术也曾长期被误会为投机取巧之术。鬼谷、苏秦、张仪名气如此之大，但几千年来历史评价并不高，甚至多为人所嘲笑。以至于司马迁在《苏秦列传》之末记之：
“苏秦兄弟三人，皆游说诸侯以显名，其术长于权变。而苏秦被反间以死，天下共笑之，讳学其术。然世言苏秦多异，异时事有类之者皆附之苏秦。夫苏秦起闾阎，连六国从亲，此其智有过人者。吾固列其行事，次其时序，毋令独蒙恶声焉”而沈伟烈先生甚至赞其“地缘政治大师”，并提出了：“地缘政治学的雏形观念实在古代中国的战略思想中最早形成。”并认为《孙子兵法》“开创了中国地缘政治理和提出地缘战略思想的古代的雏型。”⁷这是对于中国古代思想的一种还原和肯定。
再来从地缘的角度上看，苏秦、张仪等之所以想要拉拢，并且能够拉拢魏韩等国，正是因为魏韩等国处于大国间的缓冲区，而魏韩本身也是自然明白这一点。（在此需说明的是，春秋战国时期，国家合并分裂较为频繁，此处探讨背景为以战国中后期）
回看公元前260年的战国七雄，在秦、赵燕、齐、楚各居四方的情况下，魏韩居于其中，所以苏秦、张仪在选择国家的时候，除开其他因素外，挑选的是秦、赵这样的地理存在优势、先行改革而基础较好的国家。而后，不论是苏秦合纵，还是张仪连横，处于缓冲区的魏韩都是其争相拉拢和吞并的对象。换句话说，左右了魏韩等诸侯国的倾向，等于直接控制魏韩的行动，还间接制约其他三个方位诸侯国的行动。而对于中央区域控制的问题，其本质与华尔福德·麦德金爵士所提出的“心脏地带学说”也是较为一致的。
直至近现代，尽管空天技术有了较快的发展，地理因素对于战争的影响仍是非常重要的。以第二次世界大战来看，德国的战略失败，受地理因素的影响主要来自于两个国家：西北方隔着海峡的英国和东北方幅员辽阔的俄罗斯（苏联）。从整个欧洲来看，德国的地理位置处于中间。从1933年吞并奥地利到1939年吞并捷克斯洛伐克，再到1939年9月1日闪电吞并波兰，其意图以吞并小国，逐步形成与英、法、苏联等大国相抗衡的局面。但是地理位置上的战略失误，从其开始闪电吞并波兰之时就已经埋下了隐患。吞并波兰之后，其与苏联签订和约，调转枪口开始进攻西欧，其主要目的当然是吞并英法等实力较强的国家。然而在迅速击溃法国之后，德军在英吉利海峡遇到了阻碍。如此一来，德军转而在1941年6月22日撕毁与苏联签订的和约，发起了全面进攻。所以，麦金德爵士在探讨世界政治枢纽地区的时候，仍然谈到：“在全世界，它（指他所认为的枢纽地区——主要指俄罗斯）占领了原由德国掌握的欧洲的中心战略地位。”但同时也继承了德国区位上的优势和劣势：“除北方以外，它能向各方出击，也能受到来自各方的攻击。”所以，二战时期的德国占领了欧洲的枢纽位置，但却未能达成其目的，最主要的因素或许来自于低估了其同时遭受多方面的攻击的可能性，且并未充分利用此区域而斡旋。最终，进攻苏联成了其致命的战略失误。
而这一战略失误，其实像极了战国时期的魏国。魏国处于几个大国之间，然而自恃其高，在战国前期屡屡挑起战争，主动侵犯他国，一方不成又挑起另一方战争，最终导致被灭。作为战略来讲，德军未把握东西两线的地理和时机。如果一早就计划先与英法开战，那么提前吞并波兰反而是错误的选择。
对于盟军来说，英国的地理位置，特别是海峡的阻隔，很好地保存了英国的实力，延缓了德军的推进，也给后来美国、加拿大的支援起到了支撑作用，而法国则充当了英国与德国之间的缓冲区域。而如果从1933年德国吞并奥地利之时探讨，那么，奥地利和捷克斯洛伐克，也都充当了整个欧洲战场的缓冲区域。缓冲区域的消失，将能使德军能够直接闪击英法，整个大战的局势将可能不是今日所记载的样子。所以也可以看出，所谓的战略失误，实际上正是因为忽略了其地缘上的劣势，过分强调了“心脏地带”的整体占领而非“控制”，让波兰为缓冲区域的这一优势丧失殆尽。
相较而言，秦国的选择更突显其主政之人深明“地缘”的重要性。从战国七雄形成初期的关键事件——三家分晋中来看，晋一分而成赵魏韩三国，为秦、齐、楚等国在中心地带创造了绝妙的缓冲区，也为秦国的东进扫除了障碍（晋国非常强势，是为秦国的劲敌）。而秦国深知地处中原之西，虽然中心区域的控制相当重要，但是其变法优势还未显现，国力尚未强大之时，其聪明地选择了以游说和战争相结合的方式来控制魏韩等中心地带，并未强行攻下而导致与赵、齐、楚全面相接。
在近现代来看，英国的选择同样如此。英国地处欧洲最西，特别是与法国的相对位置十分关键。两国仅隔英吉利海峡，在“逐鹿中原”的情况下，法国所在的区域相当于其“桥头堡”。所以反过来，法德所处的地带在地缘上也将成为英国的威胁。罗恩·史密斯就谈到：“自1066年法国成功入侵英国以来，英国就一直担心法国会不断入侵英国这种威胁。”⁸因为一旦大陆平衡严重倾斜，各个小国所成为的缓冲区域，甚至其“桥头堡”将会逐步消失，来自欧洲大陆的威胁将逐步增大。丘吉尔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回忆录》中说：“英国四百年来的对外政策，就是反对大陆上出现最大、最富于侵略性和最霸道的国家。”因此直至二战后，整个英国坚持采用大陆均势战略，使欧洲大陆的各个国家保持内部平衡。而第二次世界大战中，德军吞并法国，以之为跳板侵犯英国，更是验证了英国的担忧。
当然，地理上的各项优势要充分发挥，还得依靠于时机的把握。就以苏秦、张仪的历程而言，虽包括《史记》多言苏秦、张仪如何以地形之优劣游说各国，但处处都蕴含时机地把握。拿苏秦来说，首先，选秦，因其各方面基础较好；次而历经各国，各取其合适的时机，例如游说赵肃侯之时，适逢赵奉阳君故去，其言：
“天下卿相人臣及布衣之士，皆高贤君之行义，皆愿奉教陈忠於前之日久矣。虽然，奉阳君妒而君不任事，是以宾客游士莫敢自尽於前者。今奉阳君捐馆舍，君乃今复与士民相亲也，臣故敢进其愚虑。”⁹
虽有夸张奉承之嫌，但所言亦表明其选此时献策，实乃择机而动。其得志燕赵之后，除了利用韩魏来缓冲秦国的进犯，还以张仪初入秦国之机，拖延秦国，得到合纵稳固的机会。张仪应对而顺之，除却还苏秦人情之外，亦是其缓兵之计。“高筑墙，广积粮，缓称王”¹⁰，其待商鞅变法之基础牢固之后再行统一之业。当然，苏秦由鬼谷处出山之时，亦是对时机的把握。春秋战国时期的例子还有很多，在此就不一一列举了。沈伟烈先生在其著作中已论及不少，尤为值得读者了解的是，沈先生也已提及春秋时期范雎“远交近攻”，以及诸葛亮“三分天下”等古老的战略，都是地缘政治研究的典型例子。
所以在二战时期，包括卡尔·豪斯浩弗在内的德国地缘政治家们，甚至抱有国家的强盛完主要依靠地理条件的信念，也是错误的。从博弈过程的整体来说，地理上的分析和准备只能算作基础，更为具体的行动需要依赖准确时机上地切入和转变。而康德在研究中也抓住了这一重点。其虽然将地理学看成是空间科学，但又把历史这一由时间贯穿的科学，看成是一种延续的地理过程。这一想法，实际上与百年之后爱因斯坦用四维来描述时空的都同样抓住了时空的重点，即时间和空间的不可分离性：爱因斯坦将我们所生活的空间看成是三维空间，而第四维则是时间，当三维空间随着时间线变化且时间为“直线”时，我们就能将其看作是一个无限延伸的柱状形态。所以说，忽略了“时间”这一因素，对于“空间”的研究和操控，就将停留在静止状态。然而事物每时每秒都在发生改变，失之毫厘常常谬以千里。
如此来看，常被误会为口舌之术的纵横之法，其实乃把握空间、时间交汇之机的思想，世人之所见，皆为其象而已。那么苏秦所学之“阴符”是否正是这类思想的名称呢？
传言《本经阴符七术》乃鬼谷子所作，虽不能证实，且此经看似主言修炼之事，但“阴符”二字与鬼谷子肯定是分不开的。《史记》记载苏秦苦读阴符，由鬼谷传之的可能性非常大。而看似记载苏秦只读一年，其实或亦从鬼谷子学数年，历经挫折之后“温故而知新”¹¹罢了。所以依纵横术的根本来看，“阴符”二字应该就和“时间”和“空间”脱离不了关系了。而关于“阴符”二字，现世的经本除开鬼谷子的《本经阴符七术》之外，就属《阴符经》了。在笔者看来，虽然有部分学者认为苏秦之“阴符”与《阴符经》非为同一书籍，但是笔者在此可言，“阴符”二字非仅指某本书之名，而是一类知识的代称，虽不见得为同一书籍、同一版本、同一说法等，但是其本质是在指代同一个关于运用“时间与空间”的智慧。
所以世人皆以为《本经阴符七术》为修炼之言，其实乃与《阴符经》一脉相承，皆言“阴符”之秘，以人之修炼之言“乔装”而已。我们可以回头再来看一下《本经阴符七术》中的第一节《盛神法五龙》。“内修练而知之，谓之圣人”一句实乃与《阴符经》“知之修炼，谓之圣人”之言如出一辙。也因此，《本经阴符七术》与《阴符经》皆被误会为仅为修炼之言，实乃未通其本。“盛神中有五气”，五气者谓之五龙，陶弘景注之曰五行，其实更可简单解之为东西南北中五方。“九窍十二舍者，气之门户，心之总摄也。”后世之注解者，皆言“九窍十二舍”为人身各部分，虽不可言错，但其本误矣。九窍者，九宫也；十二舍者，隐于九宫之十二地支也。神者隐居中心，以其“气”轮值四方，似为其使，类于帝之北斗巡视四方，故言“神乃为之使”，其本仍为“心”仍“总摄”其出入（运行）之窍。故《阴符经》有言，“禽之制在气”。在空间的角度来看，其实也正言“中心”与“四方”皆为关键的道理。至于其余之言，且看对于《阴符经》的解读。
² 引自田海林《鬼谷子与中国传统文化》一文，《中州今古》，2000年第2期
³ 引自《东周列国志》第八十七回：《说秦君卫鞅变法 辞鬼谷孙膑下山》
⁴ 引自赵守正《管子注译》上册，广西人民出版社1982年版，P39
⁵引自《孟子·尽心下》
⁶ 引自毛泽东《致萧子升信（一九一五年九月六日）》，载于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中共湖南省委《毛泽东早期文稿》编辑组编《毛泽东早期文稿（1912.6~1920.11）》，湖南出版社，1990年7月，P22
⁷ 引自沈伟烈著《地缘政治学概论》，国防大学出版社，2005，P6-8
⁸ 引自(英)罗恩·史密斯著《军事经济学》，孙建中译，新华出版社，2010年09月，P134
⁹ 引自《史记·苏秦列传》
¹⁰ 注：此策为朱元璋的谋士朱升所提，此处因形势相似而引。
¹¹ 引自《论语·为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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