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路走来(二)

浪子印记

2010-3-8 13:4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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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创文\刘满贵

第二篇 农转非

上世纪五十年代末出生的一代人，如果问起他们对自己的童年记忆最深刻的是什么，答案只有两个字，那就是“饥饿”。虽然对后来的情境仅有朦胧的记忆，但饥饿对于我，的确是与生俱来的。据母亲说，一九五八年是个穷折腾年份，家家户户不让存有带铁的东西。家里用的铁锅、铁铲、铁勺子，门上的铁门铧子等等，凡是带铁的东西都要取下来去炼钢铁。说是中国要搞工业化，“十年赶英二十年超美”，全国人民要“跑步进入共产主义”。村里的壮汉们都去山里炼铁去了，剩下的老少都集中在人民公社的大食堂里吃大锅饭。做饭的大师傅们可牛粪了，他们嘴里常哼着小调“一人一碗零一勺，来的晚了捞不着”

轮不着是常有的事儿，母亲说：“我要是有个好身体也行，那时我的鼠疮疙瘩一天比一天大，脖子上的破了口，胳肢窝里也长上了，走起路来磨的生疼。你爹每天忙工作，我领上你大哥，拽着你二哥，怀里抱着你，等到了食堂人家都快吃完了。剩点汤汤水水，饿不饿就是这个了……唉，别提有多难了！”

“添乱”的我生不逢时，虽然爷爷的一句话勉强把我留了下来，但生活的煎熬，病痛的缠身，“大跃进”的折腾，把母亲折磨的死去活来。后来父亲从邻村打听到一位能根治鼠疮的老中医，请上门来给拾掇了两服药，吃上后才慢慢地好了。谁知细心的母亲居然把药方的组成和泡制过程记在了脑子里，为后来许多此类患者的康复带来了福音。或许可以说，这也是古老民间秘方的无意传承吧！母亲康复后，虽然在饥饿中大的闹、小的叫、怀抱的哭，但毕竟免去了她的病痛折磨。

在父亲眼里，母亲是个贤惠的妻子。自解放初期俩人走到一起，父亲一直在村乡干部的岗位上工作。母亲虽说没有文化，但她全力支持父亲的工作，并在父亲的影响下知晓了许多国家大事和党的一些政策，在言行举止上绝非一般木讷的家庭妇女所能比拟。生活上母亲知冷知热地疼爱父亲，知晓父亲工作忙，家务活一点也不忍心让他去做，自己全包了。但同时，母亲又是一个“刀子嘴豆腐心”的妻子，她一边以“大包大揽”操劳家务的实际行动对父亲尽贤妻之责，又一边以“刀子嘴”经常埋怨父亲像个大“佛爷”，油瓶子倒了也懒得去扶！作为老一辈夫妻感情的交流方式，母亲的“刀子嘴”也只是说说而已。在那艰难的岁月里，父亲和母亲相濡以沫，同甘共苦，携手克服苦日子的煎熬，奠定了深厚的感情基础。就连爷爷对母亲的一段身世抱有偏见的屡屡“找茬”,也未能影响和阻止父母彼此在生活道路上的恩恩爱爱。母亲在世时常常和我们说起她那段心酸的历史……

母亲姓武，一九三二年生人，比父亲小四岁。家中姐弟二人，舅舅比母亲小七岁。外祖母姓刘，是张家口地区涿鹿县人，二十世纪二十年代末由涿鹿县城关镇嫁到蔚县前堡村武氏家族。武姓在村里是大户人家。外祖父在兄弟中排行老二，他性情憨厚，不善言表，老实巴交，是兄弟中最窝囊的，他最大的嗜好是贪杯，不甚顾家。四十年代初，外祖母积劳成疾，患上了老鼠疮（淋巴结核），颈部、腋下、大腿内侧全是破溃流脓的疙瘩，临终时浑身爬满了绿豆苍蝇，可怜凄惨的目不忍睹。外祖父每天半斤酒一下肚，那真是迷迷瞪瞪上山，稀里糊涂过河，房顶着火他也不会着急的。外祖母命归西天后，扔下了十二岁的母亲和五岁的舅舅。姐弟俩相依为命，受尽了当家大爷大娘叔叔婶子们的歧视甚至是打骂。后来外祖父到百乐镇上一家小油坊帮忙，丢下两个年幼的孩子每天很晚才回家。

入冬后一个月圆的深夜，七分醉意的外祖父上演了一处“与狼相伴”的闹剧。他刚出白乐镇，一只狼便尾随其后。他回头瞅瞅那只狼，没有丝毫的恐惧感，转身坐到路边的石梗上点着旱烟锅子大口抽了起来。狼或许是胆怯了他的沉稳，与他保持距离地蹲在一边昂头相牟。他起身开步，狼也起来跟着。就这样走走停停、停停走走，外祖父与狼相伴了三里多地，那只狼居然没有对他发起攻击。进村口时，那只狼托着长长的尾巴扬长而去。回到家里外祖父丝毫没有惊吓的神态，靠酒壮胆的“沉稳”还真让他躲过了一劫。

外祖母病逝的第二年，外祖父听信他弟弟的歪点子，只为换取两石米的彩礼，居然把只有十二岁的母亲许给后堡村梁氏家族当童养媳。梁家公子绰号叫梁二，其父是村里甘为日本人当奴才的恶霸地主，养了个公子好吃懒做，游手好闲，经常骑着日本人的高头大马村里村外，狐假虎威，仗势欺人。年少的母亲自幼打骨子里就憎恨这种人，但任凭她怎样与父亲抗争，终归也未能逃出封建包办婚姻的牢笼。在梁家，母亲时常发泄心中的愤怒，受尽了梁氏家族的欺辱折磨。一九四八年蔚县解放后，性格刚烈的母亲到共产党建立的百乐区政府控诉了梁家串通日本人欺压百姓的种种劣行，毅然决然地提出与梁二离婚。在区政府的支持下，母亲终于摆脱了梁家，告别了童养媳的悲惨命运。

一九四九年十月，父亲由时任区委会武装部长王地同志举荐，在前堡组建了村党支部委员会。就在父亲与妇女委员对村民家访时得知了母亲的遭遇。二十一岁的父亲对母亲敢于挑战封建包办婚姻制度的抗争精神投去赞佩的目光。一九五零年，两人走到一起，自由恋爱结成连理……

老脑筋的爷爷因为母亲曾经当过童养媳而带着世俗的偏见，对五儿媳另眼相待，还时不时地指桑骂槐，出口不逊。一九五一年母亲为他生下长孙后，这种让母亲难以忍受的局面才有所改善。但在四儿和五儿两家的天平上，爷爷的爱还是偏向四儿一家。然而，父亲和母亲的真挚爱情使得爷爷的偏见只能成为他们生活中的次要，特别是由于爷爷的挽留使我免遭被送人噩运，母亲对她的老公公仅存的一点心结也都融化的无影无踪了。

从一九五七年秋收开始，父亲工作上遇到了不顺心的事，主要是来源于上级旨意在三农统计工作上的浮夸风让他觉得心里别扭。工作上一向认真的父亲，对于星光社所辖的十九个生产队的农业生产情况做了实事求是的统计：一九五七年全社1121户农民3681口农业人口拥有耕地14039亩，加上自留地，实际播种面积14178亩，粮食总产量149.28万斤，户均1832斤。一九五八年三月，上级把父亲由西太平乡调到白乐公社（西太平乡被撤并）下属的星光社任党总支书记，原因是他在农业生产统计上过于保守，不符合上级下达的增产增收指示精神，并要求他任星光社党总支书记后当年产量必须达到350万斤，比上年增产200.72万斤，增长一倍还多。这个天文数字仅一个星光社是不可能实现的。父亲就难以实现这个目标的理由向公社党委一一作了汇报，然而却吃了一顿“熏鸡”。党委书记说：“生产上不去，原因就是我们的基层领导不敢想象，胆子小。人有多大胆，地有多大产，这是硬任务，必须完成！”

面对这种浮夸，作为正直的基层领导，父亲清楚地意识到，如此虚报，农业税翻番，本已温饱不及的农民，负担愈加沉重，照此下去，会给农业生产带来灾难性的后果。当官不为民作主，不如回家卖红薯。父亲深感这样的工作没法干了，他暗下决心，宁肯不要乌纱帽，也不去干坑害老百姓的事。于是他向公社党委口头提出了辞职请求。正在这时，父亲收到一封来自内蒙古锡林浩特镇的信，是我的二表哥杨连芳写来的。二表哥在信中说，锡林浩特刚刚开始建设，好多企业都缺人，工作非常好找，建议他的五舅到锡林浩特镇找工作。

在三个外甥中，二外甥是父亲眼中的佼佼者。他能吃苦，勤劳敢闯，从十七岁就途径张家口到万全坝上做买卖。之后在宝昌加入了锡盟运输公司的勒勒车运输队。这种被称作“草原列车”的勒勒车队拉载货物从张家口出发到锡林浩特的800多华里至少要走一个月，冬季雪大时甚至要走两个月才能到。二表哥性格温和，为人和善，十八岁就完成了新社会的“走西口”，落脚在草原深处的贝子庙，成了锡盟运输公司的正式职工。

三年不见了，看到二外甥的来信，父亲非常高兴。母亲也深知父亲在工作中遇到的难处，得知二外甥来信的事，也主张让父亲换换地方。与父亲一同工作的村干部韩志远听说后好意相劝道：“老五啊，人挪活，树挪死，这机会可千万别错过呀!”

一九五八年八月二十日，父亲办妥了辞职手续，携带外出务工介绍信和工作履历档案，与舅舅一同先行离开家乡，千里迢迢来到了千里之外的草原边陲小镇一一锡林浩特。很快经当时的锡盟工业筹建处负责人于凌（锡盟委书记高万宝扎布的妻子）介绍，被分配到锡盟皮革厂政工科工作，九月一日正式到位。舅舅在锡盟机械厂找到了一份工人的差事。

当时的锡林浩特还不是县级旗，解放初期是阿巴嘎旗的宝力根苏木，一九五七年改建为锡林浩特镇（乡级）；一九五九年四月十五日经国务院批准为旗县级浩特；一九六三年十月二十三日经国务院批准改称为阿巴哈纳尔旗；一九八三年十月四日国家批准在阿巴嘎纳尔旗建制的基础上改为锡林浩特市，她的知名度源于闻名中外的贝子庙。记得上初中时，我的班主任嘎日玛老师和同学们讲过一段他的经历：五十年代中期，他从西苏旗来锡林浩特，当翻过锡阿公路的山梁后，举目远望，浩特里一座宏伟的建筑映入眼帘，那就是由内蒙古自治区政府主席乌兰夫亲笔题名的“锡林浩特人民电影院”，只有二层楼的高度。九十年代末，这座低矮陈旧的建筑被列为危楼予以拆除，取而代之的是临街繁华的维多利商厦。

位于额尔敦敖包山南坡的贝子庙始建于一七四三年（清乾隆八年），建筑面积1.2平方公里，与百灵庙、西拉木伦庙、五当昭并称为内蒙古西部四大庙宇之一，距今已有257年的历史。一九四九年时这里仅有人口750人，到了一九五九年底才发展到38000人。早期的人口集中区域在庙宇南面开外东西两侧，东面的叫“东商”，西面的叫“西商”，房屋都是类似于“地窖子”一样的“地扒坑”土坯房。西商有著名的“裤裆街”，是繁华的商业街。这里的民族贸易就是从“裤裆街”

里发展出来并壮大的。东西商之间多为机关、工厂所在区域。东商北面是一望无际的芨芨滩，也是草原野狼经常出没的地方。皮革厂位于东商南侧，是锡盟行政公署直管的国营企业，也是锡林浩特最早建起的民族轻工企业，其前身是张家口一家私营企业主开办的皮毛厂，解放后五十年代公私合营时，整体搬迁至锡林浩特。塞外草原新兴民族轻工企业的诞生，使得广大牧民告别了单靠旅蒙商才能获得畜产品制成品的历史，有了自己的第二产业。建厂初期条件极差，在用”母猪墙”围起足有四分之一平方公里的厂院里，北侧是一栋灰砖平房办公室，南面东西两侧是几栋土坯房车间，生产工艺还很落后，工人主要由来自阳原县、蔚县的“三大匠”（皮匠、鞋匠、毡匠）组成，主要产品有皮革、皮袄、毡疙瘩、羊毛大毡、皮手套等。

父亲的工作稳定下来后，一九五九年秋季，母亲带着我们和外祖父离开家乡，踏上了交通条件极差的塞外之路。听母亲讲，从蔚县到张家口200多公里的路程，班车颠簸在陡峭险要的“十八盘”上，摇晃着快要散架的铁壳身躯，绕过一侧是峭壁一侧是悬崖的“单边靠”，在坑坑包包的石头路上艰难地前行。整整一天，日近黄昏才到了张家口。次日上万全坝的路更是蜿蜒曲折崎岖难行。快到宝昌时已夜幕降临，透过车窗依稀可见时隐时现的灯光眨着疲倦的眼睛，只有一岁半的我指着窗外扯着嗓子喊：“白白……灯，白白……灯!”这是和二哥说，看到了未曾见过的灯光。在宝昌住旅店后，母亲照看我们，打发外祖父早晨去车站买票，可老实巴交从未出过门的他连着去了五个早晨排队也没买上车票。母亲急了，第六天早晨她亲自去了车站，只排了一会队就买到了票。母亲气得唠叨外祖父：“爹真是个木头人，车票一直有，你箍住嘴不说话，硬说是没票！”就这样在宝昌整整耽搁了六天。一千多里路居然走了十天才到达目的地。那时的交通状况，哪有什么柏油路，闷罐般的客车在尘土飞扬的便道上摇晃着身躯，锡张八百里行程竞需四个整天，宝昌、哈巴嘎、乌日图塔拉都是它走累了的过夜歇脚之处。一九五九年九月，我们一家正式融入到这个仅有不到四万人口的草原小镇，由农业人口转变为非农业人口。

半个世纪后的今天，在这个已拥有近30万人口的草原新城中，常常会听到年轻人的一句口头贬：“你咋啥也不懂，简直就是个农民！”每当听到这般自作聪明的话，心里总觉几分别扭。城市人并非是与生俱来的，你的祖辈们或许也是农民。正是勤劳淳朴的农民融入城市铸就了城市的发展与辉煌。另一个角度讲，人是铁饭是钢，在新中国三年困难时期负责为城市人提供食粮的农民们由于天灾绝收，貌似聪明的城市人不也一样饿得营养不良，面黄肌廋，弱不经风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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