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hina: Big Changes Coming Soon

2020前，中国可能的巨变

发布时间：2011-12-26作者：亨利·罗文/文 董幼学/编译 来源：中道网

摘要：美国智库胡佛研究所发布报告说：2020年之前的某一个点上，中国可能发生政治和/或经济的巨变。如果巨变真的发生，尽管人们只能猜测这些事件会如何进展，但这两个事件发生的前后顺序会产生截然不同的后果。如果重要的政治自由化先行，那么只要经济放缓不是很严重，就不会产生灾难性的后果。但是如果事情反向发展，即经济放缓先于政治变革，那么严重的经济放缓可能或者导致政治自由化，或者保守集团成功地收紧控制，或者造成长时间的政治动荡。对于这些我们并不能确定。

导读：中国很有可能在2020年之前发生政治和经济两个层面的巨变，两者发生的顺序会产生不同的影响。虽然经济放缓和政治变革的顺序还不十分明确，但可以确定的是中国的巨变会在国内和国际上产生重大影响。2011年12月1日美国智库胡佛研究所发布报告对此予以分析。主要内容编译如下：

中国面临着巨变，而且很有可能是突变。在过去的30年里，中国经济以年均9%的增长率快速增长。这种增长不仅具有重大的国际意义，而且已经在国内产生了深刻的社会影响，也势必会对其国内政治产生影响，问题只在于发生时间的早晚。

改变会在政治和经济两个层面上发生。两者发生的顺序将影响其结果，而目前这个顺序非常不确定。无论如何，大断裂可能会发生在2020年之前。

社会变革

发生时间的早晚会有巨大的差异。一种观点是，中国的经济增长将最终导致政治变革（1988年邓小平曾对乔治·舒尔茨说，50年后，中国会成为一个民主国家，这个50年的意思可能是说"别想了！"）是一回事儿，但指望这个十年内出现政治变革是另一回事。不过事情并非如此简单（事实上，也从来不简单）。另一种观点是，这个十年间中国经济很有可能突然减速。我们不应该认为这些推测是孤立的，政治动乱会损害经济，而经济急速下滑肯定会产生政治后果。政治混乱和经济震荡如何相互作用只能靠推测，现分析如下：

假设中国继续保持高速增长，上述巨变最早发生的时间是2015年（这个时间非常近，足以引起我们的注意），而在权力交接的年份这种概率随之增加。将高增长和巨变时间联系起来的共同因素，是到大约那个时候中国的人均GDP将达到17 000美元（按2005年的购买力平价）。在这个收入水平上 "自由之家（Freedom House）"将所有非石油盛产国评定为"部分自由"，大部分国家被评定为"自由"。教育可以促进自由，这方面中国也正在稳步提高。尽管中国现在仍属于"不自由"国家行列，但假设每年增长率继续保持9%-10%，中国将在2015年达到"自由"的水平。如果增长率像温家宝总理曾经暗示的那样降至每年7%，也可在2017年达到自由水平。（更准确地说，只要继续保持高速增长，到2017年中国有一半的机会被宣布为"部分自由"国家，而在这之后，这种概率进一步增加。）

对这个话题的大部分讨论主要围绕政治自由，即人们能够选择自己的统治者，这是可以理解的。但"自由之家"有两个自由指标：一个是政治权利，另一个是公民自由权利（对于后者可参考美国的权利法案）。根据这两个标准，今日的中国在政治权利上仍属垫底，在公民自由权利上只略高一档。对于政治方面的评定应该没有什么异议：中国是一个列宁主义国家，即共产党将经济自由化和严格的政治控制相结合。但经济自由化正产生深远的社会影响，其基石是财富。尽管财富分配肯定是不平等的，但在中国东部的许多城市中出现了一个庞大的中产阶级，私有部门也正日益壮大，媒体比10年前自由，比30年前更自由（但政治言论明显仍不自由），劳动市场更加开放，城市居住许可的约束力日益减弱，宗教活动虽然经常受到骚扰，但被广泛容忍，法律体系改革缓步移动，人们的权利（不是传统的中国价值观）意识日益增强。以"自由之家"的标准来看，这些进步意味着公民自由权利的提升。

中国的情况放到世界的模式中考量，就可以发现经济发展和民主自由之间存在着密切的关联。三种可能性可解释这种关联性：1）发展可能导致民主；2）民主可能促进发展；3）发展和民主可能有一个共同的动因。第一个观点，即发展导致民主，是由西摩·马丁·李普塞特（Seymour Martin Lipset）提出的。他的假设是，只有拥有受过良好教育且富裕的公民的社会才能抵制政治家的蛊惑。稳定的民主的前提是人力资本、社会资本和物质资本的积累。教育促进增长，而学校教育增强了反对专制的民主革命的可能性，降低了反民主政变的成功概率。

罗伯特·巴罗（Robert Barro）对100多个国家进行的分析支持了李普塞特的观点。他发现，收入和（初级）教育程度越高，自由度也越高，但在有选举权的积极因素的出现及其在政治上的表现之间还存在很大的时间差。在教育方面，2000年中国25岁以上人口受教育的平均年限只有5.74年。重大改善教育状况的措施正在实施，尤其在农村地区和快速扩大的后中等教育。到2025年，25岁以上普通中国人接受正规学校教育的年限将接近8年。虽然进展缓慢，但假以时日必然带来巨大的成效。巴罗将这个时间差归咎于受经济和社会变量影响的制度的惯性，他还说，20年后"民主水平几乎完全是由经济和社会变量决定的。"

这一发现有助于人们理解为什么今日像中国这种高速增长的国家，其自由度评定远低于其当前收入可能达到的水平。

亚当·普沃斯基（Adam Przeworski）与其合著者还发现，经济发展程度最能预测不同政治体制的发生率，但他们的解释是富裕民主国家的存活能力远高于在高收入上从独裁到民主的转型。两位学者的另一个发现是，一个国家的收入水平越高，这个国家的民主体制持续的时间越长。

巴罗和普沃斯基认同民主不会直接导致高增长的观点，托斯特恩·佩尔森（Torsten Persson）和圭多·塔贝里尼（Guido Tabellini）进一步印证了这一观点。他们认为关于民主化带来经济增长的证据缺乏说服力。他们写道，"民主"是一个过于生硬的概念，制度细节非常重要。

达伦·阿西莫格鲁（Daron Acemoglu）及其合著者支持第三种可能性，即民主和发展有共同的起因。他们认为"尽管收入和民主存在正相关系，但并无证据显示两者是因果关系。相反，历史因素似乎塑造了不同社会中不同的政治和经济发展道路，由此导致民主和经济表现之间的正相联系。" 这些学者发现政治和经济发展道路是相互交错的。一些国家走上了与民主和经济增长相关联的发展道路，而另一些国家则走上了以独裁、镇压和比较有限的增长为基础的发展道路。

不管采用哪一种解释，一个民主化的中国出现在东亚并非不可能。"自由之家"把日本、韩国和台湾都评为"自由"，把新加坡评为"部分自由"，这些都表明西式的民主可以扎根于华人社会。

中国政府已经为官员的选举打开了一小扇窗，这项措施于1988年开始实施，但只限于农村。到90年代中期，90%的村干部通过投票产生。然而，诸如个人直接提名、多个候选人、秘密投票、公开计票、当场宣布投票结果，以及正当的罢免程序等要求并没有一直被遵守。几年前，选举似乎有望向上扩大至镇一级，但这一情况并没有发生。

现在政府需要面临一个与以往不同的局面：人们在表达自己的不满时感觉受到的限制减少了。不满有很多，一旦发现政府有错的事件，就会引发不满。人们对发生在2011年7月动车事故的反应就是一个例子。这次事故本身已经足够惨烈，但引发许多人愤怒的是政府试图掩盖真相。

人们表达不满的途径之一是官方所谓的"群体性事件"。群体性事件是指为反对警察的不公，地方政府为获利而强征农民的土地，以及少数民族反歧视等行为而掀起的抗议和罢工。1995年，大约有10 000起这类事件公布。10年后，这一数据增加了10倍。政府已停止通报这一数据，但根据非官方的统计，2010年大约有160 000起。抗议者通常避免直接挑战政府的权威，而倾向于援引党的文件、法律、国务院条例，以及中共领导人的讲话中列出的权利。抗议者也通常谨慎地将抗议的内容局限于地方问题。我们不应当认为，农村的抗议会严重威胁当前体制，人们知道历史上抗议者的角色，也知道领导的角色--有时候领导会鼓励他们抗议，以此作为查处地方贪官的一种手段。然而，这既不是党的统治不稳定的信号，也不意味着党的合法性。

事实上，压力更分散，来源也更广泛。当富裕的郊区居民的财产权利受到影响时，他们乐于组织大规模的抗议活动，并确保电视台的摄像机随时跟拍。中国迅速成长的法律界大有人才，包括从法官到心怀怨言的公民，都试图建立更加独立的法庭。

另外，还有网络。尽管政府通过种种手段审查和删除网络讨论，但网络仍充斥着具有反叛意味的嘲讽。

技术正在改变人们获得信息的方式和彼此交流的能力，一项技术就是无处不在的手机。中国当前的手机用户大约为8.5亿人，预计未来几年手机用户的数量可能超过10亿人。每天发送的短信大约是5亿条，政府已经没有能力控制大众传播消息（比如下一个类似SARs疫情的爆发）、组织抗议或者揭发腐败。手机成了大众组织示威游行的一个工具。

网络的重要性毋庸置疑。中国大约有5亿网民，这个数量同样在快速增长。由于其他信息和娱乐渠道受到比其他国家更多的限制，因此其社会影响更大。这导致在搜索信息和写博客的网民和试图施加严格限制的审查者之间上演了一场不停歇的游戏。

无论是通过网络还是手机展现人民的权力，都违背了列宁主义控制的教义：通过地理和社会阶级将个人分隔开来。所有这些现代化手段都得到了当局的许可（但有一定限值），这是鉴于这些网络社交技术带来的经济利益；而如果对其施以更严格的控制，就可能削弱经济增长。

经济和政治动荡？

党的领导人将高增长视作继续执政的必要手段，但高增长正播下他们垮台的种子。那么，中国的高增长率会继续保持下去吗？每年9%的增长率无疑将会放缓，有一句俗语是"大树高不过天"，30年的高速增长（1989年因天安门事件短暂中断过）已是非凡。一种普遍的看法是，经济增长将因更加缓慢的劳动力增长而逐步放缓。劳动力增速放缓的原因是，一方面劳动力从低边际生产力的农业向高生产力的城市工作的流动下降了，另一方面中国的技术水平已接近世界前沿。

一些学者，比如最近的巴瑞·艾肯格林（Barry Eichengreen）、康镐炫（Kwanho Shin）和朴东炫（Donghyun Park）持有相反的看法。他们发现，几乎所有非石油出口国家的高增长在其人均GDP达到16 740美元（按2005年国际物价）的时候停止了，年增长率从5.6%降至2.1%。他们注意到中国正处在这样一种演变中，并预计在2015年达到那种水平（如果以每年7%的增长率计算的话，会在2017年达到那种水平）。他们估计，未来的年经济增长率会下降2%-3.5%，这样一来，中国的年增长率就会降至6-7%。其中的根本原因是，一旦GDP达到那个水平，劳动力从农业向工业转移的红利就会下降，同时也降低了利用外国发达技术所产生的红利。另一个推动增长放缓的原因是中国的汇率被严重低估。这三位作者观察到，只有香港和新加坡这两个快速增长的经济体顺利通过了16 000美元的暗礁。造成这一现象的主要原因是生产力增长的放缓。

假如急剧放缓真的发生了，那么会产生一些什么后果呢？对国内的影响主要取决于放缓发生的行业和地域，已经出现很多资本投资回报率低的情况，比如说投资在高速列车上的3000亿美元。政府可能会通过削减某些资本投资（也必然会那么做）和鼓励消费（消费对GDP总体的拉动已降至36%的低点）来应对。事实是政府已经表示会这么做。

几乎毋庸置疑的是，中国的稳定，事实上是党的执政的合法性需要保持高增长率（GDP年增长率至少达到7%）。虽然奇迹很少发生，但7%的增长率值得世界其他任何一个国家艳羡，但中国增长的严重放缓很可能会造成一系列国内外影响。

从国内而言，增长放缓的前景会引发很多问题。比如，增长放缓会给已经日益恶化的不同收入分配阶层带来什么不同的影响？一些权贵人士在炫耀他们的财富，网络上充斥着这样的实例。一旦经济形势恶化，这样的消费会遭遇什么问题呢？

哪一个行业受到的影响最大呢？由于建筑工人的失业率日益上升，房地产业的破产时代即将到来。汽车产业会受到什么影响呢？作为世界最大的汽车消费市场，2010年汽车的销售量是1800万辆，官方预计到2011年可达到5000万辆。包括大学生就业在内的本已严重的失业与未充分就业问题会出现什么状况呢？人们在期望破灭会作何反应呢？对党的不满会不会猛增呢？

至于可能的国际影响，艾肯格林和他的同事指出："根据一些预测，中国一国占世界需求增长的30%，而金砖四国（巴西、俄罗斯、印度和中国）合占45%，新兴市场和发展中国家作为整体占全球需求增长的健康多数。"简而言之，中国的这种增长放缓会严重影响世界的经济增长。

最易受影响的是巴西、印尼和澳大利亚等原料供应国，不过还有像日本和德国这样的机械供应国。基于世界贸易的多边性，美国的出口同样会受到削弱。

严重的增长放缓可能会在几个方面影响中国的国防和外交政策。增长放缓意味着中国未来的军事潜力不会增长过快。中国会越来越感到难以负担诸多的高新武器--许多人认为这些武器是中国将会拥有、也是解放军明显会期望收到的。如果国家的经济形势严重到一定程度，政府可能冒险寻找外部的替罪羊，首选目标就是美国人。

党可以逐步通过自下而上的政治改革来避免可能的严重动乱的发生。这正是同为列宁主义政党的国民党在台湾的做法：先在地方政府赋予人民政治选择权，后扩大到议会，最后到总统选举。这个进程并非没有困难，但相对顺利。党的领导层没有沿用这个自下而上的办法可能是因为他们认为这样对其控制权的威胁太大，或者认为这样会造成政治骚乱。尽管人们对此不愿给予批评，但中国未来可能确实面临着一个巨大的麻烦。

政治和经济动荡的相互影响

回到最初的论点：2020年之前的某一个点上，中国可能发生政治和/或经济的巨变。如果巨变真的发生，尽管人们只能猜测这些事件会如何进展，但这两个事件发生的前后顺序会产生截然不同的后果。如果重要的政治自由化先行，那么只要经济放缓不是很严重，就不会产生灾难性的后果。但是如果事情反向发展，即经济放缓先于政治变革，那么严重的经济放缓可能或者导致政治自由化，或者保守集团成功地收紧控制，或者造成长时间的政治动荡。对于这些我们并不能确定。

无论如何，中国未来10年的发展对世界其他国家的影响非常之高，而其影响的深度和广度都将比现在更严重。

【相关信息】

作者：亨利·罗文（Henry S. Rowen），系美国胡佛研究所（Hoover Institution）高级研究员，斯坦福大学雪恩斯坦恩（Shorenstein）亚太研究中心名誉主任及商学院名誉教授。

原文"China: Big Changes Coming Soon"刊登于胡佛研究所《政策评论》（Policy Review）杂志第170期，2011年12月1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