林保怡

（其实这篇文章是我年初从新疆回来所写，但是沉在书底忘记发了。今天突然瞥见，还是发出来，博大家一笑吧。）

确定了放假要来新疆，我就在想长居贫困县的老毕该是如何模样。莫不是住毡房，喝羊血，马毛褥子驴毛毯？戈壁滩上骑骆驼，抓把沙枣当水吃。我各种揣测臆断，直觉得喀什塔县贫困潦倒，大家还以放牧为生。想起要吃几天苦，就不由得手贱定了去泰国的机票，以求吃苦之后吃些甜头。

一、“张智霖永远不老，林保怡从未年轻。” ---- 禾田夫人

各个省市的尖子生们来到北大的时候，大家都在窸窸窣窣地揣测到底谁的学习更好一点。那时的我们是如此地纯真，眼中只见学霸，不见帅哥，以至于我班帅哥们都被我们这群鼠目寸光的世俗女子一一放过，变成了外院与国关亭台梳妆女子的探囊之物。在如此一个重学习轻颜值的环境下，老毕居然以他超凡脱俗的颜值迎入了我们的眼帘。他带着眼睛，脸圆如饼，身体微胖，说话带着一口前鼻音后鼻音话的土气。你知道，女生宿舍的叽叽喳喳是很可怕的；可是，老毕这么好的谈资，居然被我们视而不见。我分析，原因有三。第一，作为元培班05级唯二两个全理科女生宿舍之一，我们宿舍在田禾夫人的带领下，其惊人的学究气永远用来讨论古代帝王们的八卦、严纯华老师的家学渊源、以及高校的科学家培养现状。我们经常11点熄灯睡觉开始聊天，猛聊到凌晨二点，第二天再拖着残躯跑去上课，用飞流直下的口水迎接辛勤的园丁。第二，我们宿舍的这群理科女普遍晚熟。那时候山东电子方向的那位每晚和男朋友堡电话粥，常常扰了我们化学、物理和微电子的这三位对于学术讨论的雅兴。我们三个情窦初开的年纪，基本上是别的女生当妈的年纪。所以调侃老毕这件事情，实在也不是什么有趣的话题。第三，老毕那时学文科，和我们交集甚少。文科的女生，一般谈吐得体，情商极高，向来不爱调侃别人。而我们这群理科女生，为人辛辣歹毒，好事多舌，只要见到可以调侃的对象，都免不住要叽叽喳喳一番。那时的北大那时的元培，可以拿来说笑的人灿若星辰，什么武阳乐居然有了女友，王宇轩用笔挑前座女生的头发（还是肩带，记不清了），当然还有殷俊连续表白失败穿着袈裟来上学。中规中矩的老毕，哪里入得了我们这些妒妇毒舌的眼帘。

可就算这样，老毕也难逃一侃。那时的田禾夫人酷爱TVB剧集；她随口说了一句，“张智霖永远不老，林保怡从未年轻。”居然如此符合老毕这种20岁到50岁都全然不变的形象。下了喀什机场看到前来接机的老毕，居然有一种他比从前更年轻的错觉。果然，年少显老不怕，永远都是二十。

我们本科班总共有超过150人，大家都学习不同方向，彼此交集甚少，实在不熟。所以就把大家分为8个小组，女生四组，男生四组，进行联谊。我们宿舍很不幸，居然和全元培美女聚集的2051宿舍共同分到了二组，在男生面前，我们宿舍的聪明才智、巾帼英勇、天资卓绝都变得一文不值、有如废铁。所以本来就没有任何班干部的我们宿舍，就变得更加格格不入，以至于后来对于班级发生的任何事情，都没有什么真挚的热情。所以脑海对对于老毕的记忆，就只剩下以下一例：

2006年军训时候，有一日班主任突然大发飙，将还在训练场我们聚集在一起好一顿训。原来在大学第一年，我们班纵有全国最顶尖的学生，还是在各种期末考试当中一败涂地、龊之千里，导致系领导大怒，加怒于班主任，班主任再加怒于我们。当时我们这些绩点上了3.0的同学，都长吁一口气，免受责罚。但是那些绩点低于3.0的同学，就惨了。那个时候我们还太年轻，不知道哪怕是北大，也没有绝对公平所言。信科、物理、数学、化学这些正直的院系，考1就是1，考2就是2；但是经院、英语这些文科学院，在正态分布的淫威之下，率先就是调我们元培的分。先是我的微观经济学居然考了75分，显著低于我的估分，我还以为是自己不行；再是英语语言史考了78分，搞什么鬼，你们英语系的那一群蠢货连dative, accusative和ablative都分不清，怎么可能是我得78分（Note：我那没有眼光甩掉我的前男友，就是英语系的）。于是我去找老师，才知道是英语系教务减分登记，气的英语史的老师，都极为不齿。

说远了。有了军训这一役之后，班主任不由得加强了对我们的思想控制。以前的班会虽说要全员到齐，但是大家总是以各种理由缺席，以求不辱没了北大的学风。但是大二下半学期，班主任拍板要求不许有人缺席，不接受任何理由，不来的大刑伺候。在新政策之下，我们每一个人都乖乖地出现在了理二的教室里面。那天的班会活动是每个组派一名代表上去讲团日活动的心得。别的组我都不记得了。我只记得邹旭东代表他们那一组列席的时候，高大威猛的他一走在讲台上，刘莹就在下面说了一句“邹旭东挺阳光阿。”让我记忆至今。坦率讲，单看外形条件，邹旭东确实是我们班的翘楚，超过185的大个，白皙的脸庞，排球队主力，就连他受伤拄拐杖一瘸一拐的样子，都挺帅。他们宿舍里面，除了崔宏宇都是型男，武阳乐阿，刘师泽阿，都算是那时的翩翩少年。

当日分享的另外一个代表，就是老毕。老毕形象不比邹旭东那般高大威猛，恐怕连崔宏宇都要逊色三分。只见老毕手中不知撺着什么东西，步伐中带着三分自负，七分踟蹰，就走到了讲台上。他先说了一段小小的开场白，大意就是他并不知道今天班会的形式是这样的，内容是那样的，所以他做了一些准备，希望大家见谅。然后，他就打开手中那东西，原来是三张草纸，就欣然念开，“2006年X月X日，我们举办了XX活动。。。”顿时全班笑到前仰后合，老毕的讲稿在一群即兴反思的分享当中显得如此纯真独特自然。以至于他后来翻页的时候，又引起一阵哄笑。

后来我们在喀什把水迎欢的时候，老毕谈及说他当初对我也一点都不熟悉。他心中只觉得武阳乐和田禾是我们班双神，我们这种和神一个宿舍的人，也遭殃而被敬而远之。元培班当时很大，普遍大家只闻其名，不见其人。大四时候我和老毕的共同好友傻大欢失恋，在西门偶遇，老毕看傻大欢和我交谈甚欢，我离去之后问她这是谁，才算是真正和我有了第一次交集。

后来我们便毕业了。我那时也不知道老毕去向，因为实在是不太熟。很久很久以后，我知道他去了西藏，在苦寒之地支边一年。之后回北大念研究生，然后再去了河南的贫困县滑县，从书记员做起，后来提拔做了镇长。今年因新疆需要大量干部人才储备，他作为其中一员，调到了南疆塔什库尔干，就是那个有墓士塔格和K2，接壤巴基斯坦和阿富汗的幅员辽阔、人口稀少的县城。又在11月，他被调到了喀什，终于进城了。别的不知道，我只听说，从塔县到喀什那300公里的路途，在金秋时节，可以称作是中国最美的一条公路。

在老毕辗转于祖国最穷最远的边疆时候，我脚踩一泡狗屎居然在学术上走上了一条康庄大路，渐渐摆脱了当年在北大的自卑、无助、口语打结、编程不会的种种丑相。老毕在西藏的时候，我在剑桥，老毕在滑县的时候，我辗转住过北京、亚特兰大、波士顿、首尔和芝加哥，还在纽约打了一段时间酱油。我在上海的时候，老毕从贫困县调到边疆县。这么一比，自从走出宁夏，我老张基本上都在这个世界上最为富庶的城市吃香喝辣、败家辱国。而老毕呢，则离开北京，跑到基层挑水铲粪，调节邻里关系。谁优谁劣，简直一眼分明，忧的我突然决定从此不应抱怨税高。

 二、只因受不了金狗的肮脏气，三年前来到此间，爱这里人情厚，便住了下来。----《射雕英雄传》

我从乌鲁木齐一下飞机，就有一种大西北苍茫的熟悉感扑面而来。我拿国外的驾照，不敢在新疆租车，和老毕电话只是提及想去天山，居然他就给我介绍了一位在乌鲁木齐做生意的周大哥开车带我去天山。于是第二天，和周大哥两人相约为伴，上了天山。

周大哥大我和老毕大约十岁，学习采矿专业，在哈萨克斯坦和吉尔吉斯斯坦工作过一段时间，一路上讲闻趣事，也实在是有意思的很。周大哥性朴而情真，一身正能量，言谈说话多涉及历史、政治，一路谈下来，获益匪浅。我中间有提及追求理想，他劝阻我的一番话，实在名师也不遑多让。他说过于理想化的人在现实中容易折戟，抛弃能有的金钱俸禄而追求理想，本来就希望这条路能给予他更多的满足。但是常常事与愿违，可怜之人也必有可恨之处。我遥想曾经在pro bono的案子被客户骗过那一次，不由得也点头附和。

周大哥对于老毕是非常赞赏的，他欣赏他出身北大、心正、且能吃苦。在我们这种北大废物在口舌上争论批评，日日仰望星空，老毕这种北大人却走了一条脚踏实地，随时摔倒的路。那时在乌鲁木齐，还未见老毕，周大哥告诉我老毕在塔县劝二十几户与世隔绝的村民离开搬到县城去住，一群人爬山涉水，在湍急水流上的峭壁的一条不是路的路上走了十个小时走到了村庄，劝村民出山安置。老毕在朋友圈里面分享了路的一段，我这种上过六千米雪山的都没有见过那么随时就能掉进叶尔羌河的路。周大哥还说去劝说安置之前，老毕写好了遗书。

我这个人呢，拿很多事情，都不当事情。尤其做了律师，知道人眼传本，所漏其多。周大哥复述老毕的话，也许会有一些添油加醋，以突显老毕伟岸卓绝。二日之后去了喀什，老毕接我和沙丽曼老师和张海霞老师吃饭，席间开始讲正式的叶尔羌河畔的故事。我只发现与周大哥所讲有不及而无过之，只是老毕没有写好遗书，但是录了一段遗录像。我想，音容笑貌传世，果然是胜过千言万语。

两位老师刚在中学做完宣讲，与老毕相谈甚欢，老毕不由得向两位老师说起，当初去西藏之前胸中怀有耳边激荡的林毅夫老师的一段话：

今天我们从这里出发，只要民族没有复兴，我们的责任就没有完成，只要天下还有贫穷的人，就是我们自己在贫穷中，只要天下还有苦难的人，就是我们自己在苦难中。这是我们北大人的胸怀，也是我们北大人的庄严承诺。

当老毕饱含深情在席间重新背诵这句话的时候，一直在英美帝国主义遭受糖衣炮弹腐蚀的我感受到了前所未有的渺小和尴尬。毕业多年，我只在歪理口舌辩论方面有所进步，行动举止方面全方位拖了北大为国为民之后退。不过我虽然口不择言、浑身上下弥漫着缺点，也曾经是一位热血的青年，再次遇到不忘初心的老同学，不由得也内心澎湃，干了一碗鸽子汤。

送走两位老师之后，我和老毕开车去吃夜市。我们分享了很多，别人的隐私，当年的笑话，还有捕风捉影的新闻。我这个人一向低俗、酷爱八卦、如果自己欣赏的人糟了磨难，只觉得是天将降与大任于斯人也；但是如果不欣赏的人糟了磨难，我一定会极尽小人之姿，捕风捉影，幸灾乐祸。而且在老毕面前，完全没有平时做律师那般说话圆滑。平日里我对于不喜欢的人，是这样说的：

此人各般都好，唯有一事稍欠考量。

在老毕面前谈露心声，是这样说的：

此人丧德败行、不可交；交要提防。

说完还觉得出了一口恶气，甚爽甚爽。

之后张海霞老师写了一篇关于老毕的文章。沙老师在饭席之间，其实盛赞过张老师的文笔。然后我就迫不及待地打开那片文章看。呵呵。毕竟我们这种受过西方毒化教育的，不太适合歌功颂德型写作方式。而且，这么多年的分叉人生，让同为同学的许多人，在想法方面有了极大的分歧。我想我是没有办法在体制内厮混的，因为我已经长成了一棵，歪歪扭扭的、七仰八叉的，树。

三、八风吹不动，一屁打过江。----佛印

多年的学习，让我对自己的认识经常无法停留在一个客观的水平上。人生顺遂的时候，我经常高傲自大，目中无人。人生失败的时候，又觉得自己一无是处、外强中干。所以一直无法给予自我一个正当的评价。后来，我看《倚天屠龙记》时候，居然发现以下这个情节，酷似我的人生：

纪晓芙遭人暗算受伤，被杨逍所救。杨逍连夜跑死三批马，来回少林寺800余公里，抢来其天心续命丹为纪晓芙续命。一伸手，居然是一粒麦丽素。

老毕说北大和世界上任何名校相比都不逊色。实在是考核标准不一样。如果按照学术水平、发表文章数量等等，北大排在后面；但是按照影响国家运程，肩负建国使命来说，哈佛耶鲁等都无出其右。这说的挺对。其一、国外认识的朋友多是家境小康、未尝贫困之苦，大家在一起屡屡攀比谁的包贵，还要谦虚一下这其实很便宜。可是至少我们那时候的北大，纵然有权贵子弟，也有很多像老毕这样出身极为普通，靠高考改变命运的人。我记得刘莹大一时候曾说，吃饭超过5块就会有愧疚感。珍珍的电脑是严老师友情赞助，我们山鹰社更是贫下中农聚集区。可是除了那些动辄请客吃大餐的学生会干部，北大聚集了一大批平民家的天才，与之为友，就可窥中国剖面一隅。他们朴实而有情怀，不论是因言获罪，还是因行遭拘，或是下到基层。渺小却也渺小，却以天地为规。因为在空旷的塔克拉玛干沙漠边缘感受到的渺小，和在拥挤的上海一隅小楼感受到的渺小，实在不可同日而语，同程相较。

其二、我在国外学文科，环境就限制了我和天才少年们之间的交集。像我这种在北大理工科学不下去极尽痛苦后来转文科的人，不在少数。文科学习可以勤能补拙，理科学习只能让我们一次又一次地发现，自己和天才们的距离到底有多远。而中国的理科天才们普遍外语不精，出国甚是吃亏。但若拿英语水平来对比智力能力，实在也是贻笑大方。

其三，北大这群人做人情商太低、锋芒毕露、不会藏拙，以至于大家文人相轻，某某某到底有才几何，分量轻重，大家估摸个一年，就水落石出。国外教育以鼓励为主、情商培养为上，彼此在一起一个小时，五十九分钟花在客套婉转，恭维赞美上。不像北大这些人说话，常常说的人心塞郁结，气血难平；倒也是直入主题，省去不少交流成本。这也给我们日后进入社会带来不少麻烦，学不会虚以委蛇，就只好闭口不谈。

北大和哈佛哪个更是良师呢？一例可知。在北大，我们崇拜的都是北大最稀奇古怪的那一批人，比如穿个烂白褂子来上学，或者还钱精确到毛的学霸们；在哈佛，我们欣赏的是手握一方资源的人，误把他们当成了成功人士。以至于倒拿手机前去和离去不耐烦的名人照相，贪婪嘴脸，甚为恶心。我想，就像离开北大十年之后，我从来没有想去见那花费巨资在请人吃饭以维持关系的班干部领导的时候一样，离开哈佛的十年之后，我也一定不会想理会当初那些炫耀自己认识高盛老总的一对儿女的那些人。过了许多许多年，可能我们还是会敬佩和仰望那些，扎扎实实做了贡献的人。

如花晚晚的5.21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