郭沫若先生曾为邛崃文君井题词：“文君当垆时，相如涤器处。反抗封建是前驱，佳话传千古。会当一凭吊，酌取井中水。用以烹茶涤尘思，清逸谅无比。卓文君与司马相如故事，实系千秋佳话。故井犹存，令人向往。一九五七年国庆节”。其手迹早已不知所踪，唯碑刻还立于文君井畔。而每每于此经过，在钦佩其文辞的同时，也不由对郭沫若先生“反抗封建是前驱”多出一份疑问。诚然，从广义的角度来说，“封建”的定性在这里应该没错，但如果从文君、相如所处的时代及其生活现实来看，“反抗封建”一说或定性值得商榷。
“封建”一词源于《诗经·商颂·殷武》：“命于下国，封建阙福”，意思是指封邦建国。这种由君主把土地分封给宗室成员和功臣，让其在分封地区建国的政治制度而不是“社会形态”，在我国周朝就开始实行，后来的汉、唐时期也曾仿行这一制度，但其在国家的管理上却是利大于弊。所以，唐代柳宗元《封建论》对“分封制”进行了全面的历史分析，雄辩地论证了郡县制的巨大优越性及其历史必然，有力地打击了藩镇拥地自立的气焰。欧洲中世纪君主把土地分封给王室成员与亲信之人的作法，形式上与我国古代的“封建”相似。但这与封建社会的“封建”是完全不同的两个概念。马克思主义历史学家的“封建社会”是指地主或领主占有土地并剥削农民或农奴的社会形态。后来我们就把带有封建社会色彩的思想、观念、规范、作法等称为“封建”。
那么，我们通常所说的封建思想或封建礼教是在什么时候产生及成为社会普遍理论规范的呢？
远在处于奴隶社会的周朝，周公旦在源于氏族社会具有宗教意义的习惯与礼仪的基础上，对意识形态领域进行全面革新，创建了以宗法等级制度为核心的系统化社会典章制度及行为规范，以维护宗周统治的分封制。而春秋战国时期，各分封邦国群雄并起，周王朝名存实亡，“礼崩乐坏”──实质是宗法制度的崩坏。孔子便在学习、整理周礼中形成了高于具体礼乐规范的“仁道”思想体系，创立了儒家学说并大力倡导。尽管如此，仍然免不了周王朝的灭亡。可见当时的这种“礼教”并没有得到诸侯的认同，也没有真正在社会生活中“生根”，也就是说“有名”而“无实”。而且，孔子在整理校订《诗经》时，也还把《关雎》作为首篇，虽为教化却也认可“窈窕淑女，君子好逑”的正常感情，并非那么“封建”。
秦始皇统一六国后，我国才正式进入封建社会。经过“焚书坑儒”与战乱，各种社会思想及伦理道德规范似乎还处于“百家争鸣”状态。到了汉武帝时期，董仲舒（约前179年——前104年）才创建了以孔子的儒学为核心的新的思想体系，主张“罢黜百家，独尊儒术”，并在《举贤良对策》中提出了“三纲五常”，即“君为臣纲，父为子纲，夫为妻纲”和“仁、义、礼、智、信”五种为人处事的道德标准，但直到汉武帝的祖母窦太后去世后才开始推行。后来到了北宋程颐、程颢提出“去人欲，存天理”，认为“饿死事极小，失节事极大”。一直到南宋朱熹才在继承二程学说的基础上，进一步强化了董仲舒提出的“三纲五常”，以儒学的集大成者真正让“封建礼教”成为封建统治者固化为加诸于人民之上、利于稳固统治的道德规范和礼仪规则，产生了极为深刻、广泛的社会控制功能，到清代已然发展到极致。所以，“五四”运动的反封建直指的就是封建礼教！
由此我们可以看出，至少应该在唐代之前，所谓的封建礼教、封建名教也如孔子时代的“礼教”一样，名、实之间差距很大。一方面是“崇尚自然”的黄老思想在中国历史上一直影响很大，在唐代以前更是如此，即便汉武帝“罢黜百家，独尊儒术”后，在相当长的时期内也难以做到一家独大，给社会以深刻影响。二方面是当时的社会风尚并非后来以为的那么计较“名分”与“封建”之类。吕后在刘邦还是一个小小的亭长（比她大15岁）而且还有个非婚生儿子时就下嫁给了他;曹操攻下邺城时，他儿子曹丕便把袁熙的妻子甄氏抢来做了自己的老婆。这在当时并非什么天大的事情。而唐代更为“开放”，武则天本为唐太宗才人，获赐“武媚”，而唐高宗“续宠”封为昭仪、成为皇后;杨玉环先是嫁给寿王李瑁为妃，曾奉命出家为道士，后唐玄宗下诏让其还俗，并入宫正式册封为自己的贵妃。再者就直接事关卓文君了，她十六岁许配给贵为窦太后侄儿的窦宝为妻，未过门而窦病亡。但无论是官方（朝廷）还是民间都没有像后世那样要求卓文君“守节”，她反而一直住在临邛娘家，即使后来与司马相如私奔也没有获罪于朝廷、官府。可见当时并没有后来所说的“封建”等实质性的“礼教”束缚所反。这里最为重要的一点是，作为梁孝王刘武宾客的司马相如（前179年──前118年）在公元前144年梁孝王病故后，才应临邛县令王吉之邀到了临邛，得与才女卓文君琴音相通，演绎了“凤求凰”的千古爱情故事。而董仲舒在《举贤良对策》中提出“三纲五常”是公元前134年的事，比文君、相如“当垆卖酒”之事迟了十来年，后世所推行的“封建礼教”还远未形成及对社会形成广泛影响。如果要说直接反映反抗封建礼教比较早的典型那也应该是汉末《孔雀东南飞》中的焦仲卿与刘兰芝。
所以，个人认为郭沫若先生《题文君井》中“反抗封建是前驱”是按后世的社会理论观念来定性的，笼统而不准确，虽然当时确实也存在“礼教”方面的伦理规范，但并非如宋代以后那么固化为广泛、严苛的教条。或者也可以说，还没有抓住文君精神的本质。
那么，卓文君及其与司马相如爱情的精神实质是什么呢？当年，文君、相如夜奔成都之后，因生活所迫又返回临邛以卖酒为生，“文君当垆，相如涤器”不仅传为千古美谈，而且开创了文人下海的先河。相如后来得到汉武帝赏识，入朝为官，一度欲娶茂陵女为妾，文君以诗讽劝而回心转意。相如以中郎将之职出使西南夷时，还得到文君及家人的大力支持，为西南边疆的稳定和开发作出了重大贡献。这种敢爱敢恨，大胆追求自由与幸福生活的作为才是其爱情的根本所在。正如卓文君与司马相如故事的“非遗”传承人傅尚志先生所说，卓文君与司马相如敢于追求自由，勇于创造幸福的精神，是当下最为值得挖掘与大力弘扬且永远鲜活的一种精神文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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