6月9日为父亲守灵结束回杭，身体的疲惫和心理的愧疚纠缠在一起，好想睡一觉，把这一切当做一场梦，骗自己他还没走。但实际情况是我不能入眠，下午4点到萧山机场，晚上8点考试，除去路上和吃饭的时间，用于复习的时间不多。或许考试是治愈的良药，可以帮助我暂时转移注意力。今天考试结束、论文终稿已交，完全并没有如释重负的喜乐，反而往事如潮水般涌来，让我不觉黯然神伤。
上周六中午接到继母电话，告诉我父亲不行了，我和丈夫立刻订机票从杭州飞昆明，在昆明转动车，当天抵达攀枝花。我在路上想过无数种可能，期望一到医院就向父亲道歉，让他宽恕我这个生前从来没有让他高兴过的女儿，或许父亲会像电视里演的那样说一些勉励安慰的话语。
但事实是我从上周六到本周一下午华西医院远程会诊，都没有机会亲眼见到父亲。由于疫情期间ICU病房管理格外严格，为了防止病毒感染，医院禁止家属日常探视。所谓的远程会诊，对我来说与其是希望，不如说是宣判死刑。我们一开始并不愿意相信攀枝花医院的诊断，认为华西医院可以力挽狂澜。可是网络另一端的华西医院医生从医学的角度再次告知我们父亲没有手术指征，因为手术的目的是让活人能活，但如果一个人已经死了，就算做手术也不可能起死回生，只是中国出于人道主义没有脑死亡的法律罢了。如果父亲能成为植物人，可能还有逐渐恢复的希望，但是父亲连当一个植物人的机会都没有。在反复和医生确认没有任何救治希望后，我和妹妹不得不决定拔管。虽然这几天在ICU病房外等候时，我已经见过了好几例放弃治疗的情况，他们一般都在挣扎和讨论后共同做出决定，然后消失在走廊的尽头。但轮到我们来做出决定的时候，还是无法做到心如止水。
医生出于怜悯，在远程会诊后给了我们直系家属一次探视机会，让我们在拔管前看了“活着“的父亲最后一眼。他面目苍白，右眼淤青，手因输液而浮肿，胸部靠呼吸机吹气有规律地起伏。几乎可以想象出他在出事前，从兴奋愉悦瞬间转为惊骇恐惧的表情。父亲的骑友说当天上午在滨江大道上遇到父亲时，父亲在疾驰的自行车上还高兴地和他打招呼，哪知不到半小时就天人永隔了。
父亲生前和我的关系一直不好，当别人问起父亲的工作情况时，我总是用一种不屑的表情提到父亲没有工作，幸好母亲及时和他离婚，不然还真的养不起。如果再给我一次机会，我一定不会这样伤害他。我以前一直不理解为什么父亲35岁就闲赋在家，他曾告诉我是为了给财政减轻负担。现在想来，其实他的苦衷甚大，作为男子不工作比工作要承受更多的舆论压力，还不能和女儿坦诚相处，内外夹击，实属不易。如果人生重新来过，我一定会包容并支持他人生的每一个决定，哪怕是外人看来荒谬的，我也不应如此刻薄。
父亲的不告而别让过去的不解和抱怨都化为了愧疚和感伤，连争取谅解都成了奢望。以前我总觉得有许多计划可以逐步实现，有大把青春可以潇洒挥霍，在前进的路上常常忘记了身边默默付出的人。父亲的离去让我不得不回头审视自己的人生，才发现有太多无法弥补的遗憾，本可以抓住今年生日他找我微信聊天的机会修复关系，但是我过强的骄傲和自尊心阻止了和他进一步交流，直至父亲走后从继母口中才得知父亲这些年的心路历程。
从今天起，我要加倍珍惜当下，尽量花时间关心家人，避免造成伤害后再追悔莫及。站在28岁的十字路口，愿有岁月可回首，亦有前程可奔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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