再小的人物，了能让历史吐出重重的叹息

品书| 文/邱 林

历史是一个包蕴无穷的混沌的存在。一部作品、几十万字，当然不可能穷尽历史的一切，因此，历史作家对历史的选择和描写，作者的视角和立场，必然会带来“重塑”历史的效果。被称为“历史文学鬼才”的马伯庸，便是这样一位历史作家。

马伯庸并非生来就是作家，跟普通打工人一样，他曾白天在外企打卡上班，业余时间疯狂写作。直到2015年，他的畅销书版税收入远超了上班挣的钱，才辞掉工作全职写作，其后他写的畅销书一发不可收拾。十年间，他写了二十多部历史文学作品，而且大多数都被拍成了电影和电视剧，其代表作有：《显微镜下的大明》《长安十二时辰》《古董局中局》《三国机密》《风起陇西》《大医》《长安的荔枝》等。

我之所以选择马伯庸的非虚构著作《显微镜下的大明》进行阅读，主要是觉得他在写作中，既有历史学者的严谨，也有小说作者的生花妙笔。随着阅读的深入，让我看到该书反映了朴实的百姓诉求、狡黠的民间智慧、肮脏的胥吏手段、微妙的官场均衡之术。从书中无数个真实的细节里，展现出一幅极其鲜活的明代人物。

过去，许多历史学家、作家，往往关注于庙堂之上，精英人物，喜欢用大格局、大视野看待国家兴亡。而在《显微镜下的大明》中，马伯庸从明代的一系列罕见的民间档案文书里，挖掘出这些尘封已久的故事。这些档案是中国历史中绝无仅有的奇迹，它们着眼于百姓的政治生活，而且记录极为详尽。

在《明实录》（明代历朝官修的编年史书）里，即使是冷冰冰的一句话，也会被马伯庸充分利用。例如，马伯庸资料整理中，将明代一位官吏涉案的一百多件官府文书、信札、布告、奏章等搜集起来，经过他抽丝剥茧，引用到《显微镜下的大明》中，让我们看到一个个有血有肉的人，一点点清晰可辨的细节，纷涌而至。

在该书中的六篇非虚构内容中，马伯庸通过丰富的细节来呈现明代的基层政治，就像是一台显微镜，通过检验一滴血、一个细胞的变化，来判断整个人体的健康程度。也只有在这个基础上，才能明白庙堂之上的种种抉择，才能明白历史大趋势传递到每一个神经末梢时的嬗变。

以书中的第一个故事《学霸必须死》为例，首先是标题的创意极其符合现代人阅读风格，中国历史的“学霸”大多以诗书文笔为主，所谓“理科生”并不见得能够出头，主人公帅嘉谟就是其中典型——六县闻名的讼棍，以算数为特长，又并官职在身。小人物、奇才、大事件，三者并拢，替蝼蚁之辈著书立传的情怀升起，从故事性上就让人欲罢不能。

马伯庸所做的，就是还原一个个小人物行为言语，并从心理层面去透视他们的内在逻辑，从偶然中寻找必然的一点因素，从江湖里找见王朝深处的影子。这似乎提醒着人们，即使你只是大浪涛里的最不起眼的小小水花，也有可能在不知道多少年后的岁月中成为他人口中有意思的人。

2022年，马伯庸撰写的小说《长安的荔枝》出版，主角李善德是一个数学极好、性格执着的小人物，知其不可为而为之。他的名言是：“就算失败，我也想知道，自己倒在距离终点多远的地方。”大时代下的小人物，以及小人物的执着，是最让他觉得感动和心动的。马伯庸说，“我想弄清楚一滴水的流向，我就会知道长江是往哪去的”。

除了马伯庸，我看到越来越多的历史学者或作家，立足于这方面的尝试。如历史学家王笛就是“还原历史真实”作为首要目标，在他“微观世界”的研究中试图用社会科学的理论和方法来研究历史，发现和挖掘历史上的小人物。无论是如他写的《碌碌有为——微观历史下的中国社会与民众》，还是《茶馆：成都的公共生活和微观世界（1900-1950）》皆是如此。

事实上，小和大，并不矛盾。就像我们看一条河，当我们站在高处的时候，看的是一条河的走向，一条江的流逝。但是如果我们身子往下放，当我们站在河岸上，算是最低的一个位置，我们看到的是每一个细节，河岸的转弯，河滩的深浅，看到的是这些东西。我觉得所谓历史的大，是由无数个小来构成的。

著名学者余秋雨曾说过：“再小的个子，也能给沙漠留下长长的身影；再小的人物，了能让历史吐出重重的叹息。”的确，历史的真正动力还是在小人物身上，一两个小人物可能无足轻重，但千千万万个小人物都产生了同一种诉求、同一种希望，那么愿望就会汇成历史的潮流。我们已经很熟悉那些帝王将相、王公大臣、名将谋士之间高级的庙堂之争，而马伯庸、王笛就反其道行之，把眼光放到历史长河中的一个个小人物身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