分离

天人合一”与主客二分——中西思维方式比较（唐琦）

人类任何自觉的行为，都是以认知为基础的。思维是人脑的一种功能,是人脑对客观现实的反映过程,是人类对客观世界的认识能力。如果说，文化是人类生存实践中创造的精神和物质财富的总和的话，那么思维认识现象既是人类最宝贵的财富，又是一切财富的基础。一种文化如何对待物质世界，如何把握精神现象，如何理解各种千差万别的事物之间的关系，这决定了人在宇宙自然、人类社会中的位置，决定了人的作为范围，决定了人的生命意义，也决定了文化的主导价值。

一、“天人合一”与主客二分的思想根源

“天人合一”成为中国哲学最基本最重要的命题，它构造了一个阴阳、天人、形神、理物、道器、内外等重大范畴统一的宇宙；它培育起“溥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的广土大众的文化；它向往大同社会，四海为家，中央集权，一统天下；它崇尚秩序，追求和谐，反对战争，痛恶分裂，也不尚竞争；它倡导“知行合一”的实践原则，要求理论的实际效用，要求言行一致，为人师表；它反对空谈玄想，憎恶口是心非，也造成了对纯理论和纯思辨的轻视。它铸成“礼之用，和为贵”的大众行为模式，它包含对家人的关怀和责任，对乡土的眷恋与归依，也有老道圆滑的一团和气和息事宁人的柔顺。它也是“文以载道”，情景交融，文质彬彬的艺术追求和人的精神与九天的同流贯通。

中国美学追求心与物、意与境、神与形、情与景的相融相合，以人与自然，再现与表现、现实与理想的和谐统一，相互整合为最高审美境界。在“天人合一”、人与自然都由“道”、“气”所化育，同源同构的宇宙意识的作用下，强调人必须与天认同，认为人与自然、本质与现象、主体与客体的浑然统一的世界中，人始终处于核心的地位。

在人与自然的关系上，西方文化一开始就表现出控制与征服自然的强烈欲望。早期西方人对自然的这种态度，在希腊神话中得到象征性的表现。希腊英雄对宙斯划破长空的怒吼和狄安娜愤怒的沮咒的畏惧，雅典人对雅典娜佑护的依赖，希腊人对酒神的膜拜都显示了这一点。普罗米修斯对神威的反抗，帮助人类第一次支配了火这种自然力，它象征着人与自然的斗争取得了伟大的胜利。

强调人与自然的对立关系是整个西方文化突出的特征。物我二分在认识论上表现为主客体的对立二分。瑞士儿童心理学家皮亚杰说：“儿童的年龄越小，他就越没有意识到他自己的自我。从理智的观点来看，他并没有区分外部和内部，主观和客观。”儿童的 认识带有早期人类思维的特征，但早在古希腊时期，哲学家普罗泰戈拉就结束了人类儿童时期的主客混体状态。他发现了人在认识活动中的独特地位和作用，提出入“是一切存在者存在的尺度，是一切不存在者不存在的尺度。”希腊哲人努力寻找“自我”，以便使认识主体从万物殊象中分离出来。赫拉克利特说：“我寻找过我自己”，苏格拉底告诫人们要“认识你自己”，希腊人朦胧的自我意识企盼着清晰的界定，不管他们努力的结果如何，后来西方哲学沿着他们的思路把认识主体与认识客体的分离作为人类知性活动理所当然的逻辑前提。

二元对立的思想，还体现在对社会关系的认识上。西方文化的观念：个人是自由独立的，有鲜明个性特征的，而群体则注重共同目标。苏格拉底说：“造成城邦瓦解的不是由于整体共同的情感，而是由于各自不同的私人的情感，在同一件事情上，一半人为之欢呼，而一半人为之痛苦。”社会契约论者则以自主平等的契约关系来表明社会是个人契约的结果，是个人自主的选择。马林诺夫斯基讲：“合作是牺牲个人的兴趣及倾向而服从一个共同目的，于是发生了社会的强制。”从这种意义上讲，社会共同利益的原则对个人个性原则毫无疑问是一种限定、制约、压制。而个性原则、创造精神则总要反抗这种束缚。他们都强调了个人与社会群体在利益立场上的根本差别与对立，也强调了人对社会群体的依赖关系。

西方文化不仅关注社会群体存在本身和社会运行过程中的社会与个人的对立，也承认每个个体之间存在利益的冲突，因此努力保护社会中每个个人的独立权利。主客对立的逻辑前提导致了一个分裂的宇宙，由此西方人建立起无数对立的范畴：人与自然，人与他人与社会，人与神，灵与肉，有限与无限；主体与客体，实体与属性，质料与形式；现象与本质，原因与结果，理性与经验，主观与客观，理论与实践。西方文化正是认定事物内部、外部的矛盾冲突促成了事物的发展，所以宇宙世界、人类社会才如此充满生机活力，永不止息地运动。也正是承认事物的差异特征，强调个性的价值，才有了林林总总、千姿百态的生动鲜活的世界，才有了一个个独立的各具风姿的人和人的独特价值，以及对人的尊重及平等观念。同时，与二元对立的思维模式相伴随的二值判断的价值观，容易将事物对立的性质绝对化、简单化，形成非此即彼的正负对错分析和形而上学的思想方法，因而在20世纪后期开始遭到西方思想界的质疑，由此便产生了后现代语境下要求人与自然协调发展、并主张多元价值并存共生的新的文化倾向。

二、整体思维与个体思维

中国传统思维强调生命整体式思维，重在综合；西方传统思维则更注重单元个体式思维，注重分析古代圣贤不用“整体”而用“一体”，该词首见惠施，惠施说，“泛爱万物，天地一体也”；后见《庄子》，庄子说，“生死存亡，是为一体”；《易经》中也会讲“观其会通”，提出有机整体论；在我看来，这种整体性思维在中医中体现的最为明显，《黄帝内经》把人体和天地联合起来，视为一个整体。传统中医不分科，讲究“望闻问切”，西医是“头痛医头，脚痛医脚”而中医往往是“头痛医脚”，正是这种系统论观点反映了中国传统文化的整体性思维方式。整体性思维讲究从系统着眼，直接对众多的认识对象加以全面的综合，不重视主客体的对立以及概念的系统化、逻辑化。在老子哲学中，将“道”作为天地万物生存发展的规律，世界万物的总根源是阴阳的和谐。在动静观的把握上，中国古人则认为动必复归于静，动静之中以静为本，动静统一于静中来把握动静对立的思想，所谓：“万物并作，吾以观复。夫物芸芸，各复归其根。归根曰静，是曰复命。”对立面相互斗争的结果，不是使事物产生从旧质到新质，而是和解到旧的统一体之中。易言之，也就是以统一和谐为本，来把握差异与矛盾。在这种以“和谐”为最高价值原则的中国传统哲学价值观的统摄之下，“和而不同”，“执两用中”的中庸之道被视为最高道德。

中国传统思维方式是讲究和谐与统一的，而西方传统更注重分别与对抗。西方传统讲宇宙是由单元个体构成的，这种带有无机色彩的宇宙观从古希腊哲学开始便清晰可见。德谟克利特认为物质是由许多微小的，不可分割的单个颗粒组成，万物多样性是由于构成物质的原子形式、所处状态、结合方式不同组成的。赫拉克利特认为世界是一团“活水”。从单元个体式思维出发，西方传统思维总是在寻求与世界的对立。把统一的世界区分为具体的不同层次，分门别类地加以深入的理性分析，充分展示世界的多层次性和矛盾性，注重发现内在的差别与对立，从差异和区别的揭示中把握事物的规定性。

从西方重分析的视域下看中国传统思维方式，似乎中国古代的思维方式模糊而不严谨，但正是因为中国古代重视“合一”的思想，使得中国哲学常以心物同属、主客兼备、天人合一的形态标出，体现了一种古朴的系统论思想，这种思想不仅对综合性科学有启迪，在当下更具现实意义。因为西方传统的天人对立的思想导致西方人在处理人与自然的关系上采取的是' 征服' 的手段，在自然环境的保护上采取的是先污染后治理的原则，现在看来这一做法是完全错误的。而中国传统“天人合一”和谐同生的观念更有利于人与自然和谐相处，人的可持续发展。

三、推崇直觉体验与强调理性思辨

中国传统思维更多采用的是直观式思维，它是一种超于感性和理性的方法。从总体上模糊而直接地把握思维对象的本质。中国古代哲学家们在认识事物，构建其哲学体系时，总是从日常生活的经验出发，虽没有对经验事实作具体的概念分析，单却重视对感性经验的直接超越，同经验保持着直接关系，所以从先秦开始，中国古人便运用了“实践”的观念。

孔子说，“纳于言而敏于行”。墨子说，“行，为也；”表明先秦思想家肯定知识来源于实践经验，认为“知、闻、说、亲”，同时强调实践的反复性，认为“学而时习之，不亦乐乎”。而且，知识不仅来源于实践，学习知识目的也是作用于实践。荀子说，“不闻不若闻之，闻之不若见之，见之不若知之，知之不若行之，学至于行之而止矣。”中国文化重视个人实践不注重普遍原理，其原因就在于中国人在思想层面对实践的极端重视导致的经验主义而这种经验主义就会使中国传统思维方式趋向直觉。

西方传统思维在这点上更注重理性思维和逻辑体系的论证，从亚里士多德提出的“范畴”开始，西方人就开始以纯知识的本体论追求为目的，以纯粹的语言分析为方法的理性思维，而这种理性思维被古希腊人认为是“以挑剔和苛求的眼光”对不可靠和无价值的感觉经验的丢弃，而保留了他们自以为最可靠的最有价值的东西- - 理性思维。巴门尼德将知识划分为：“真理”和“意见”，而“应以理性为真理的标准，而感觉是欺骗我们的”。古希腊哲学家认为，关于哲学知识，感觉经验不具有合法性，只有纯粹的人的心智理性产品才配得上这一崇高称谓，到了近代培根又发展了归纳逻辑，现代，西方人对理性、体系的追求达到了顶峰，为我们所熟知的康德以“三大批判”建立的先验唯心体系，黑格尔的客观唯心体系，费尔巴哈的人本主义体系等等无一不表明这一点。

西方传统思维强调思辨，注重体系的特点，给西方哲学带来了较强的逻辑性和体系完整性，由此看来，西方人在理论科学研究中领先于东方也就不足为奇。不过，西方传统思维在思维方式过于拘泥于理性思维，则更加的死板，缺乏机敏和灵活。而中国传统思维重直觉，比抽象思辨更直接，更简洁，对人的潜能与灵感的触发有积极作用，这种诗性使得思维更具有创造力和想象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