壮志未酬的格拉古兄弟

——罗马革命之一

革命，是指改朝换代，与其相对应的（不那么针锋相对的变革）称之为改革。其实这两个词描述的都是在一个国家中发生的社会规则的改变，所不同的是：革命是自下而上的，而改革一般是自上而下的；革命都带有悲情色彩，是需要流血牺牲的，而改革一般是不流血的。我之所以把公元前二世纪发生在罗马的格拉古兄弟的改革称之为“革命”，不仅是因为他们的结果都是以流血的惨案而终结，还因为他们的改革开启了其后持续百年的“罗马内乱”的序幕，他们的行为对当时和后世都产生了深刻的影响，在古罗马历史上写下了浓墨重彩的篇章。

一

自公元前146年迦太基灭亡之后，罗马共和国进入一个相对平静的繁荣时期。早期罗马共和国的公民大都是农民，以农耕为主，他们诚实、节俭、简朴、虔诚、低调、自律，他们看重与人为善、恪尽职守、正确行事的生活方式。从他们中选出的统治者虽然有些专横和傲慢，却也在很大程度上能按照这些传统习惯行事做人，并成为普通人的榜样。正是这些传统美德支撑着罗马人拓疆裂土，取得了一系列重大战争的胜利。

罗马人用了将近500年时间把一个城邦打造成为一个内陆国家，又用了130年时间把一个内陆国家发展成为一个称霸地中海的超级大国。此时的罗马疆域横跨欧亚非三大洲，南意、北非、迦太基、西班牙、希腊、马其顿、帕加马等都成了罗马的行省，地中海在罗马人眼中已是“我们的海”，罗马人的声望与日俱增，才智和财富滚滚而来，首都罗马更是令人心驰神往，正如德国历史学家蒙森在《罗马史》中所言：“一个享受太平幸福和精神生活乐趣的黄金时代似必始于此地”。

表面上形势一片大好，可实际上局势不容乐观。作为地中海的胜利者，罗马富裕阶层的财富呈数量级增长，而作为一般公民却越来越穷困，土地撂荒，贵族兼并，致使贫富悬殊越来越大。据统计：公元前241年，罗马第一等级公民和第五等级公民的差距不足10倍，而到公元前146年，差距已经达到500倍。各个阶层在利益和观点上都存在着重大分歧，城市平民、贵族、骑士阶层、农民之间潜伏着一触即发的矛盾和冲突。

本来，代表贵族阶级的元老院只是一个进谏的咨询机构，就像今天的“智囊团”一样，对所有国事都没有决定权，但这一规矩在“非常事态”情况下被破坏了。由于战时需要迅速决策、果断处理危机，“元老院劝告”被照搬成了国家政策。这一变通的方法在第二次布匿战争中曾发挥了积极作用，所以和平时期反对意见长时间不能成为主流，致使元老院权力越来越大。权力的集中纵容了元老院议员的骄横跋扈、贪赃枉法，行省总督也乘机敲诈勒索，使富人越发腐败，穷人越发激进。

在这种情况下，原来适用于城邦国家的管理模式，是否阻碍了社会发展？如何挽救病入膏肓的共和国？成为罗马社会精英普遍的焦虑。正如蒙森在《罗马史》中指出的那样：“无论向何处看，所见的无非弊病与腐败，每一明智仁厚的人都不禁有一个念头突起于胸中：这里是否还有法挽救与改良？”

改革先驱

含着“金钥匙”长大的格拉古兄弟出生于颇有名望的罗马贵族世家，且受过良好的希腊式教育，拥有可贵的平民意识。他们的父亲老格拉古曾出任过两次执政官、一次检察官，获得过两次凯旋式荣耀；母亲科涅利娅是大名鼎鼎的阿非利加征服者、第二次布匿战争中战胜迦太基名将汉尼拔的大英雄西庇阿的独生女。身上流淌着罗马英雄的鲜血，却又心胸开阔、举止谦和、才华出众、公正无私，格拉古兄弟深得民众的信赖和崇敬。

公元前134年，29岁的提比略·格拉古（哥哥）就任护民官。立马就推出了关于农地改革的法律。根据罗马法，护民官由公民大会选举产生，尽管在地位上低于执政官，但有权不经元老院批准向公民大会提议立法，有权也有义务向任何因为行政官的行为而受害的平民提供救助，还有权否决元老院的决议和其他行政官的所作所为。

提比略以满怀激情的演讲开始他的改革：“山中的野兽，林中的飞鸟，尚且有自己的巢穴，罗马人民是胜者，被称为世界霸主，而为国战死的罗马公民，却没有房屋，没有土地，他们一无所有。”他推出《农地法》，规定每位罗马公民占有最高限额为500犹格的土地，如果有两个儿子，则每个儿子可以再占有250犹格土地，每户占地总数不得超过1000犹格；超出部分收归国有，无偿分给无地农民，世袭使用，不得出卖和转让。

提比略的土地改革法案能让贫民获得土地，使他们有资格参加罗马军团，促进了无业游民就业和社会平衡。但却遭到元老院的强烈反对，因为它不仅直接影响了元老院权贵们的既得利益，也让自由派贵族们感到不安，担心他们的土地被没收。在法案难以通过的情况下，提比略巧妙地搬出《霍滕修斯法》，根据这款法律，提案不再提交公民大会，而是提交平民大会表决，平民大会通过的决议无需再经其他机构认可即可成为国家法律。

尽管《农地法》几经坎坷最终获得了通过，但元老院拒不提供经费，获得土地的贫民无钱来置办农具、购买种子等，农地改革的问题依然悬于空中不能落地。为了破解农地改革的困局，夯实共和国的基础，使罗马不会重蹈那些已经灭亡的大国的覆辙，提比略决定连选连任下一届护民官。但罗马法律规定护民官只能任期一年，不能连选连任，元老院由此认定提比略的竞选行为是非法的。

受到人民的拥护和支持，提比略对元老院的异议视而不见，坚持参与竞选。这种破坏罗马现行法律和传统的做法彻底激怒了元老院，他们认为这已经不是土地改革的问题了，而是“篡党夺权”，关系到共和制的生死存亡。于是矛盾激化，就在护民官选举的日子里，拥护者与反对派发生了正面冲突，元老院指使凶手把提比略当场打死，当天被打死的还有他的支持者300余人，他们的尸体被扔进台伯河里，而且不许亲友戴孝收尸。

前赴后继

提必略英雄无奈，英年早逝。但改革步伐并没有停止。

公元前123年，提比略的弟弟、30岁盖约·格拉古（弟弟）如期当选为护民官。与兄长一样，盖约也是一个极富修养、能言善辩、骁勇善战、能力卓越的人，所不同的是，比起冷静内秀的哥哥来盖约更显得热情奔放、直言不阿。在兄长被害后的九年里，他韬光养晦，积累才干，寻找机会，为民请命、改革救世的情结一直深埋心中。

就任护民官之后，盖约不知疲倦地工作，主持制定了一系列法案，大刀阔斧地推行改革。《小麦法》、《筑路法》、《军队法》、《公用事业法》、《殖民城市法》、《陪审员改革法》、重修的《行省法》等相继出台，这些新法无一例外地都把公共利益倾斜向弱势的民众。与此同时，盖约还重新修改了“选举制度”，规定护民官可以连选连任；举手表决改为无记名投票，让选举人能自由表达自己的意愿，不必再看权贵们的脸色。

盖约的平民意识和领袖形象深入人心，这使他的大部分改革举措得以通过，连选连任当上了第二年的护民官。利用护民官的权利，盖约还推出了罗马社会最重要的一项改革——《公民权法》：认可拉丁公民具有选举和控告权，使之获得完整的罗马公民权；意大利公民权人取得拉丁公民权（随着时间的推移当然也可以获得完整的罗马公民权）。

此前“公民权”一词一直是罗马社会最敏感的话题，连具有民主思想的位高权重的元老院开明人士也不敢提及。对于已经被激怒的元老院来说，提出公民权改革无异于“巅峰对决”。可盖约决定迎难而上，因为他知道自己的责任和使命：如果没有这部《公民权法》，那么所有的改革都将难以执行。可如果强行推进这部《公民权法》，不仅元老院的利益和权力会被剥夺，就连现有罗马公民权的人也会反对，两股力量最终促使改革派和反对派的争斗不断升级恶化。

盖约竞选第三任护民官的努力失败后，他把全部精力投入到行省迦太基旧城重建之中，他的理想是让已被毁灭的迦太基建成第二个罗马，但反对派的报复不期而至。

公元前121年，有人对迦太基殖民计划提出质疑，并扬言要否决盖约已经颁布的其他几项法案。就在决定迦太基“殖民城市计划”命运的公民大会举行之际，在卡匹托尔神殿集合的两派人马发生冲突，当年的罗马执政官奥皮米乌斯（反对派）乘机煽动民众：“以暴制暴”！致使双方都有伤亡。

第二天事态继续扩大，元老院采取紧急状态措施，颁布了罗马历史上第一次“元老院最终劝告”（也就是“紧急状态宣言”），授权执政官对于“反国家行为者”格杀勿论。在手握利剑的执政官和全副武装的正规军面前，手无寸铁的改革派不堪一击，3000支持者惨遭杀害，壮志未酬的盖约自杀身亡。他的人头被摆放在广场上示众，他的尸体和3000名改革派的尸体一起被投入第伯河里，他们的财产被没收或拍卖。

伟大意义

格拉古兄弟的改革，拉开了罗马百年内战的序幕，也是罗马百年革命（从公元前133年提比略改革到公元前31年屋大维战胜）的最初尝试。尽管兄弟俩的推行改革的时间不长（哥哥担任护民官7个月，弟弟不过两年），改革成果也大多无疾而终，但作为伟大的革命先驱，格拉古兄弟赢得了罗马人民的尊敬与景仰，他们的政治遗产被完整的保留在了罗马人的心目中。他们的名字代代相传，他们的雕像树立在了罗马城的广场上；他们遇害地方成了圣地，很多人带着虔诚之心前往祭拜，如同祭祀庙宇里的神明一样。最重要的是，他们生前未竟的改革大业被重新提起，由后世的英雄继承并发扬光大。

胜者罗马人一路走来，南征北战，纵横捭阖，愈挫愈勇，从没有过骄奢，也没有过颓废。但是从格拉古兄弟开始，他们陷入了“迷失”，他们罹患了“疾病”，患病的原因不是来自于外敌而是源于自身。格拉古兄弟的改革第一次将罗马的“病患”公之于众，权贵们讳医忌医是想保全他们的利益和权力，而改革派力主变革是想根除病患找回罗马社会的公平良知。此时的罗马600多年来第一次站在了历史的十字路口，正如日本著名女作家盐野七生的《罗马人的故事3》中所说：“对于行将结束一路高歌猛进的繁华时代走向新的历史时期的罗马而言，格拉古兄弟的改革起到了有转折意味的路标和里程碑的作用”。

经验教训

后世研究者和罗马史爱好者几乎都尝试过

格拉古兄弟推行改革以整治时弊，最终得不到法律与正义的庇护，既牺牲了年轻生命，又断送了改革事业。追忆这段历史，既不禁让人扼腕叹息，也不免使人感到疑虑：格拉古兄弟何以摆脱不了失败的命运？

毫无疑问，权贵保守势力是导致格拉古兄弟改革失败的主要原因，因为改革不仅触犯了他们的既得利益，而且削弱了他们的原有权力，所以他们想方设法阻止改革，并不惜使用暴力杀害对手。在中外历史上，有不少政治家推行改革都失败了，于是人们倾向归因于历史的必然。有一种观点认为，当时罗马正处于奴隶制经济高度发展阶段，土地兼并和小农破产是历史的趋势，而格拉古兄弟改革以土地为中心，其着眼点是恢复小农经济，逆历史潮流而行，故为历史的发展所否定。这种观点似是而非，格拉古兄弟的土地改革旨在关照弱势群体，促进社会公平，这一点并不背离历史潮流；中国在20世纪80年代实行家庭联产承包（重新分配土地）却取得了巨大的成功了，就是最好的证明。

实际上，格拉古兄弟改革之所以失败，也有其自身的原因。首先是他们缺乏足够的权威，难以得心应手推动改革。他们的最高职位均为护民官，虽然拥有较大的立法权，但受多方面制约，只有采用非常手段，才能有所作为。为推动土地法案的通过，提比略发动公民大会罢免另一位护民官并使他受到人身攻击，这不仅遭到贵族的指责也引起不少公民的反感。护民官的职位，在罗马人心目中不仅神圣而且不容侵犯。提比略采用非常手段罢免护民官，在元老院看来违反了罗马宪政，是对共和体制的破坏。谋求连任护民官在当时也不合法，故而招致元老院的强烈反对。其次是他们为改革而越权，造成了“僭主”的负面形象。格拉古兄弟不仅削弱了元老院的司法和监察权，而且把原本属于元老院的行政权、外交权和范围极广的公事都揽到自己的手里，主观上为了推进改革，客观上给人以“僭越”的感觉。对于习惯于共和政治的贵族来说，是不能容忍出现“僭主”独裁的。所以，当他们被扣上“僭主”帽子的时候，就容易成为被合法讨伐的众矢之的。再次是他们缺乏适当的策略，欲速则不达。改革是一项复杂的系统工程，需要高超的政治智慧与策略，只有通过积极稳妥的博弈，使各方达成共识，才能有效地推进改革。格拉古兄弟登上政治舞台之际，正处于血气方刚的而立之年，此前缺乏治国理政的经验，凭借满腔热情（也包括个人野心）大刀阔斧地改革，在与保守势力博弈的过程中，往往是激化矛盾，而缺少必要的妥协，当矛盾不可调和的时候，他们就成了暴力冲突的牺牲品，从而葬送改革事业。

格拉古兄弟之死，开创了罗马共和国有史以来公开以暴力方式解决统治阶级之间分歧的先例。普鲁塔克说过：“以前的问题，无论大事还是小事，双方都通过友善的方式妥协来解决争端：元老院由于害怕人民而妥协，人民由于对元老院尊敬而妥协。”传统的合法斗争形式一旦被打破，直接的暴力斗争便取代了谈判和妥协，罗马的政治再也不能像以前一样正常运作。保守势力虽然战胜格拉古兄弟，但并不能从根本上解决经济社会矛盾，后来终于爆发了罗马与同盟国之间的内战和斯巴达克斯领导的奴隶起义，使罗马共和国元气大伤。更为严重的是，随着暴力方式的引入，可怕的政治谋杀、放逐、叛乱和战争连绵不断，以至于出现寡头统治和独裁统治，罗马共和国终究被罗马帝国替代。元老院尽管还存在，实际权力却大为削弱，历史悠久的贵族世家也因自相残杀而所剩无几，从这个意义上看，权贵保守派与格拉古兄弟一样，也是输家。

革命的广义概念是事物的改变，例如工业革命什么的，这和战争八竿子打不着。而狭义的革命概念则是社会、国家的改朝换代，与其相对的是概念是改革。这两个词都是描述在一个国家里由统治阶层或被统治阶层的其中一方所发起的对社会规则的改变，改革是自上而下，革命是自下而上。

格拉古兄弟，是指提比略·格拉古（Tiberius Gracchus前164年－前133年）和盖约·格拉古（Caius Gracchus 前155年－前121年）两兄弟，是古罗马共和国著名的政治家、平民派领袖，先后担任过护民官。风华正茂之年，他们果断地推出一系列改革举措，首次让罗马社会的“疾患”和“迷失”昭告天下，尽管两人为此付出年轻的生命，可歌可泣

与兄长提比略一样，盖约牺牲了年轻的生命，他所主导的改革也骤然夭折。

但是，作为伟大的改革者，格拉古兄弟赢得了罗马人民的尊敬与景仰。若干年后，他们生前未竟的改革大业被重被提起，他们的名字代代相传，他们的雕像树立在了罗马城最显眼的地方，他们遇害地方成了圣地，很多人带着虔诚之心前往祭拜，如同祭祀庙宇里的神明一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