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天看新闻，广东一把手易位，岱岱朋友圈有感而发这一句
君子不敢掠人之美，这句话是借鉴钱穆老先生的。
钱老先生在《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里曾经写过这样一段话：
“瓶水冷而知天寒，扬州一地之兴衰，可以乩（占）国运。”
古代中国，扬州地理位置极其优越，承南起北，鼎重东南，是地位仅次于国都的第二城市，看古人对扬州的咏之不尽，便可略知一二。
古人云:'天下之盛，扬为一而益次之',“此谓“扬一益二”。“少不出川 老不入蜀”的益州已经是繁荣非常，都尚且要让位于扬州。
李白诗曰：“烟花三月下扬州”，诗仙李白对扬州的美好印象可见一斑，杜牧的名句，“春风十里扬州路，卷上珠帘总不如。”写尽了扬州之风流繁华。
而南宋词人姜夔经过战乱后的扬州，写下的《扬州慢》，则是悲怆的兴亡之叹——“自胡马窥江去后；废池乔木，犹厌言兵。渐黄昏，清角吹寒，都在空城。”
扬州的盛衰与国运的兴衰，有着紧密的联系，因此钱老览史有感，笔下一叹。
如今，曾经作为南北交通大动脉的京杭大运河，在海运兴起的今天，早已不复当年舳舻千里的盛况，而随着古老的中华在近代向世界洞开沉重的大门时，神州大地上，有一个地方默默扛起了中华文明的重担。
这个地方，就是岱岱现在所在的广东，也是本文想要讲述的地方。
1、从“闷声发大财”到“雄鸡高鸣”
中国上下五千年，在漫长的历史长河中，秦汉唐宋的广东一直都是默默无闻，不声不响，古代除了偶尔有犯罪流放的官员才会被流放到这所谓的烟瘴之地，蛮夷之所。广东在很长的时间内，几乎是一个被中央帝国遗忘的角落。
就是在这被遗忘的角落里，是广东的闷声发大财。
早在唐代，因为海上丝绸之路的发达，广州大受其利，在海外赢得了崇高的地位与声誉。美国汉学家谢爱华教授说：“南方所有的城市以及外国人聚居的所有的乡镇，没有一处比广州巨大的海港更加繁荣的地方。”
到了中国最后一个封建朝代满清，因为闭关锁国的国策，广州十三行更是承包了中国海关业务，总揽对外贸易，直接富可敌国。
1822年，广东十三行街发生火灾，一场冲天大火烧光了一切，还把十三行商人们家里存的银子都烧融了，融掉的几千万两白银流到了街边的排水沟里，成了一条白银溪，一直流了几里地。
而那位被外媒称为历史上的世界首富伍秉鉴，就是十三行最大的怡和行老板，是东印度公司最大的债权人，投资美国铁路，业务遍及全球，怡和行是当时的世界级跨国财团。
他曾经接济过一个因生意失败差点搭进一辈子的美国商人阿斯特，后来这个阿斯特靠伍秉鉴的帮忙东山再起，积攒了2000万美元的财富，一跃成为当时的美国首富。
于是这位美国首富的商船也以伍秉鉴的名字来命名，在他的书房里，常年挂着华盛顿和伍秉鉴的画像，他常说的一句话就是：
“华盛顿给了我一个国家，而伍秉鉴给了我全部人生。”
伍秉鉴能让美国首富如此五体投地的拜服，这比现在的马云王健林之流，不知高哪里去了。
伍秉鉴
广东闷声发大财的日子就像广东人每天喝早茶一样，悠哉悠哉，但是，这种局面，到了近代，为之一变。
广东虎门销烟，中英鸦片战争，大清国门洞开，中国第一个设译馆设于广州，广东率先开始由农业文明向工业文明转变。
晋徽苏浙粤五大商帮中，粤商的海洋文化色彩最为强烈，在封建帝国和农耕文明屡受列强打击，日薄西山之时，广东频临南洋，易受西方影响，逆势而上，乘西学东渐的之风，对中国近现代文化、思想、社会变革和经济等方面产生了深远的影响，遂得雄鸡一鸣。
这里就简单提一点。毛主席在《论人民民主专政》一文中，谈到近代先进的中国人向西方寻求救国真理，他举出四个代表人物，即洪秀全、严复、康有为和孙中山，这四个人中有三个是广东人。
洪秀全
康有为
孙中山
广东在近代的历史地位，不言而喻。
以广州起家的国民党，与广东自然关系密切，而思想承自苏俄的共产党，也和广东有不解之缘。
当年苏联顾问鲍罗廷坐镇广州，推动国共合作，中共第三次全国代表大会也是在广州召开，当年南昌起义后的中共的既定目标，就是打回广东，打下广州，好凭借广州的港口获得苏联的军事援助，来与蒋介石一较高下。而毛泽东接汪精卫作代理宣传部部长，周恩来当黄埔军校政治部主任，两人皆和广州有一段不解之缘。
太祖诗曰“饮茶粤海未能忘，索句渝州叶正黄。”是也。
太祖曰：过嚟饮茶啊
怪不得有人说，一座广州城，半部近代史。
从古代的闷声发大财，转变到近代的雄鸡高鸣，广东顺应了时代潮流，遂得和湖南一起，在中国近代史留下浓墨重彩的一笔。
此处算是人尽皆知，不详写。
那么，1949年以后的广东呢是怎样的呢？
2、前三十年
相比后三十年的众所周知的改革开放，广东前三十年的历史却鲜有人知。
四野从东北的黑山白水打到海南的椰林沙滩，广东解放，叶帅坐镇广州，主导了当时最重要的任务——广东土改。
广东土改，一项有着层层矛盾的工作。
简略的说这件事就是，建国初期，在全国实行土改的大背景下，广东地方干部因为土改不力，受到太祖严厉批评，主持广东土改的叶帅作检讨，二把手方方干脆直接靠边站，直到改开后才被平反。
详细捋一下，有广东土改有三点主要矛盾。
当年四野打进广东时，四野的王牌团，塔山英雄团，和一直在广东坚持斗争的我党军事武装，以青年大学生为主的两广纵队，发生了一场误会战。结果令人跌破眼镜，中央王牌军vs地方杂牌军，结果是杂牌军赢了，还俘虏了“敌军”一个连和其连长。
塔山英雄团
两江纵队
两广纵队误俘了同志，自然是道歉不止，但他们也为自己的战斗力而自豪——两广的两个纵队，其战斗力竟然可以打胜四野大名鼎鼎的塔山英雄团。而四野的塔山英雄团，虽然知道是一场误会战，但却深为败在了地方军“两广纵队”手下而恼羞不已。
四野出悍将，想想《亮剑》里的李云龙，他们输给“地方杂牌”后的心理状态，是这样的。
中央王牌与地方杂牌，外省干部为主和两广籍贯为主的，农民出身与学生出身，四野和两江纵队本就先天不投机，这一次的误会战斗，更种下了四野与广东地方党政干部的“不和”祸根。
这是第一。
第二，因为广东情况和其他地方不一样，其他省份的地主们，大部分是靠剥削贫农的土地发家致富的，但广东因为华侨众多，很多富户，更多的是因为海外亲人的侨汇输送而起家的，因统一战线的需要，对于海外关系众多的广东，叶帅和方方是实行“温和式土改“，并试点推行，缓慢开展，少抓人少杀人，而这一种指导思想，就逆了上面的意思。
中南局机关报连续发表两篇社论，认为认为广东土改是右倾，锋芒直指叶剑英和方方。叶剑英非常生气，质问：“为什么把党内不同意见公诸报端?我是中南军政委员会副主席，为什么不给我打招呼?”
此事惊动了毛泽东，他语气严厉：“中央批评广东、广西、福建三省是三只‘乌龟’，土改里行动最慢的，而1952年，其他两只已经爬上去了，就是广东掉在后面。”
后来中南海述职，太祖当面批评到广东土改“在决定关键上犯了错误”，“迷失方向”，对于叶帅关于华侨众多的广东情况，太祖批评为制定广东土改政策是“广东特殊论”。并且加上了对广东三反工作的批评。
随后，二把手方方靠边站，叶帅被高高挂起，给扣上一个“地方主义”的帽子，被称为“党内一头牛”的陶铸接手土改工作。
叶帅的心里很难受，他回到广东，对下面的人自我检讨,说自己是“主帅无能，累计三军。”，也愤愤不平说:“有人告了我的御状,陶铸这个人，在广西一脚踢开了张云逸，到广东,又一脚踢开了我叶剑英。”
随着陶铸的到来，温和型的广东土改轰轰烈烈的开展起来，工作里一些错误的应该的问题当然急中生错了。
随着叶帅的“一脚被踢开”，之前主持温和型土改的一大批广东本土干部，受到以陶铸为代表的南下干部的排挤和清算。方方在广东的一切职务被撤销，并通报全国各地。在此期间，先后因为土改整队，广东受处分的干部达7000多人。
这就是广东本土力量第一次被削弱。
叶帅后来都气出心脏病，直接去北京医疗了。
那么问题来了，为什么太祖听了叶帅关于广东土改应该顾全统一战线的大局，还要继续用激进猛烈的方式去推行广东土改呢？实事求是不是他老人家一直遵循的啊？
一言以蔽之——朝鲜战争爆发了。
美国仁川登陆
朝鲜战争期间，广东处在国防最前线，接近匪特活动中心的港澳，加上当时朝鲜战争爆发，国民党在台湾叫嚣反攻大陆，“一年准备,两年反攻,三年扫荡,五年成功”。毛主席对于广东的重视程度十分之高，并要负责广西剿匪的张云逸务必早日成功，明确电示广西：
“为对付台湾匪帮可能向广东进犯，有增强广东兵力之必要。为此必须提前肃清广西匪患，以便从广西抽出1个军增强广东。”
非常时期非常手段，为了应对即将到来的战争危险，原本有时间有空间从容开展的温和型土改，就不再适应局势的变化，所以太祖对叶剑英说：“广东土改迷失方向。我要打快板,你们打慢板“”于是一场疾风骤雨的土改工作和人事调整在广东拉开了。
随后陶铸正式接手广东工作，开始了十年之久主政广东的岁月。
so，小结一下建国初期广东局势的三大特点。
1、中央干部与地方干部关系之问题
2、广东土改、三反工作方针与中央不一致的问题
还有第三个问题，历事孙中山蒋介石，政治经验丰富的叶剑英在当年就看清了。
他因广东工作被批，气出病来在青岛养病修养，写了这么一首诗。
青岛·八大关
小楼明一角，深隐绿丛中。
海阔天如盖，山遥岛似熊。
轻波垂钓叟，旭日弄潮童。
忽忆刘亭长，苍凉唱大风。
最后一句颇佳，令后人吟诵不已，写出了故事背后的真相。
3、后三十年
后三十年改革开放的事是众所周知，就像那首歌唱的一样
一九七九年
那是一个春天
有一位老人
在中国的南海边
画了一个圈
十一届三中全会后，当时中国统一思想，把工作重心转移到经济建设上，各个老头对改开几乎都没有争议，用张木生的话说就是“当时上头对改开，只有稳健派与激进派之分，没有人是保守派。”
稳健派的代表当然是我们的鸟笼经济学家陈云陈老，怕激进派步子迈大了扯到蛋。
改开选择广东深圳做实验田，是做了充分的调研的，除了因为和香港比邻而居，还有就是因为深圳是一个小渔村，不像其他城市有根深蒂固的计划经济制度，改革遇到的阻力很低，像当时的上海市，就是中国计划经济的堡垒，想第一个吃螃蟹，根本不可能。就而且深圳就一个巴掌大地方，搞砸了不会影响中国大局，加上各方面综合考虑，最后成就了深圳速度这一经济奇迹。
改开之前的广东，局势是很恶劣了，几十万人的大逃港就体现了那代广东人对中央的态度。
改开之后，我们知道，当然是红红火火蒸蒸日上，深圳在各个领域成了改开的排头兵，摸着石头过河，杀出一条血路，做出了很多很大的成绩，当然也不可避免的有一些失误。90年年末，深圳股市成立，可惜两年后的810股疯，毁了深市，差点葬送还在发育期的中国股票市场，810也从一开始就定下了沪强深弱的大格局。
在经济大跨越的背后，是广东与中央的种种接触，也日渐增多，这里摘抄之前文章的某段：
改开初期，内地一位副省长来广州出差，看到广州青年打耳钉穿喇叭裤跳舞种种场面，气愤得在旅馆里擂墙大哭：“没想到我们社会主义国家竟然变成这个样子了！”
还有一位老将军，看到广东这情况，更是跺足捶胸，仰天长叹：“靠这一代年轻人当兵上战场，我们部队如何能打胜仗？”于是向中央写信控诉，痛骂广东，坚决要求“收复失地”。
当时某中央领导人在讲话中明确表示，广东已经变了颜色，过去的租界就是糊里糊涂送给外国人的，经济特区就像当年的租界。还认为，广东这样的地方，是资本主义的熟门熟路，不应当用思想解放的人，必须用金刚钻。
中央对广东态度如此，那么广东对中央的态度又如何呢？岱岱继续说几个细节：
改开初期中央除了政策上指指点点，也各种空投广东干部，在人事上想加以控制，可是基本给广东本土干部排挤的无处可容。当时的情况真有趣呢，北方来的领导听不懂不会说粤语，于是本土干部开会，各个都说广东话，说自己不会普通话。
部门开会了，北方来的领导干坐着，下头清一色的粤语汇报工作，领导头都大了——俺听不懂你那啥，广东发，可以讲普通发吗？
这看似荒诞不经的一幕，甚至在省委会议上出现过，不过省委会议上清一色的是梅州客家话了。
改开时中央和广东的关系，小结一下就是：
中央对广东时不时的乱指挥乱批评乱插人，扣地方主义帽子，让广东对中央和南下干部心存很深的芥蒂；
而广东走私猖獗加意识偏右加财人事上的不合作态度，也让中央对广东比较不满。
于是有了这么一句政训——
相对应的，广东也成了我国唯一一个是经济高地但不是政治高地的地方。
相比同是沿海发达省份的江苏浙江，广东省内干部出省高升的很少很少，能去中央的就更是凤毛麟角了，不得不说，“经济高地=政治高地”，这一体制通识，在广东似乎不怎么准确。
广东就像一个“政治围城”，外面的人想进来，或想来锻炼，或想来镀金，或想来捞油水，而里面的人想出去，却又死活出不去，真是一座围城。
叶帅有言在先——
平心而论，其实广东有些干部办事能力是很强的，有着广东务实的好品格。
比如原广州一把手，汕头人林树森。
他在广州时，曾有效控制了广州城房价，可惜顺了民意逆了官意，“发配”去“地无三里平，人无三分银”的贵州当省长去了，他去的时候已经是60岁高龄了，按照官场里屡见不鲜的“59岁现象”，很多人以为他不退休前捞一把就是高风亮节了，可没想到，林先生去贵州硬是把高铁给办成了，将一个有着丰富旅游资源而无便利交通的贵州，打造成了西南高铁枢纽。
“走遍大地神州，最美多彩贵州。”看新闻联播多了，这句原贵州书记石宗源亲笔写的广告语，已经耳熟能详，正是有了林先生的高铁交通，多彩贵州的美丽，才能更多更好的展示在世界眼前，这里，贵州人的确应该感谢林先生。
对岱岱而言的是，我很想到，这竟然是一个60岁的，从广州“发配”到贵州，快退休官员做的事，只能说——
老骥伏枥，志在千里，烈士暮年，壮心不已。
广东不是只出六百帝万庆良那种庸官贪官的，还是有一些有能力有担当的人才滴，很多地方的发展需要这些思想解放，工作务实的广东干部。
然而“围城”里的人想出去而出不去，这也是挺遗憾的。
与此相对应的，则是历任班子对广东的高度的重视程度，而深圳已成了改开的代名词，无独有偶，两届最高领导人都把广东作为上任后的第一巡视选择。
从首次提出的三个代表，到首次视察高举的深化改革，不得不说，广东在中国政治语境里，份量持续吃重，改开三十年，广东给自己也给中国留下了很深的印记。
（去年因这篇文章，号被封一周，连下篇都不敢写了，不明此文何以如此踩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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