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传统文化与科学技术

文艺复兴以后，近代科学在欧洲迅速产生，以1687年牛顿出版他的《自然哲学的数学原理》为标志，近代科学革命到达高潮，这本已是历史，然而，问题是：“从公元前1世纪到公元15世纪的漫长岁月中， 中国人在应用自然知识满足于人的需要方面，曾经胜过欧洲人，那么，为什么近代科学革命没有在中国发生呢？”著名华裔科学家杨振宁对这个问题以及中国传统文化与科学技术、中国科技的未来发展提出了他自己独到的看法。

中国古代没有发展出欧氏几何及其逻辑系统是近代科学没有在中国产生的主要原因　　

近代科学没有在中国萌发，杨振宁认为，这是一个很复杂的问题。李约瑟在他的巨著《中国科学技术史》中曾经成篇地讨论过这个问题，并给出了种种理由：中国早期的哲学如阴阳五行等理论尽管曾促进过中国早期的科学发展，可是这些理论本质上的经验性和思辨性在后来却成为阻碍实验科学在中国产生的原因；中国没有充分发展资本主义是实验科学没有在中国产生的基本的社会原因；中国的传统价值观不鼓励、甚至是抑制了近代科学在中国的产生。    杨振宁指出：“从中国传统文化的角度看，和其中的某些自大有关系。中国古代的哲学家想把世界上所有的问题一下子都解决了。他们第一想解决人文问题，第二想从总体上解决人文问题。” 因此，他们不愿去做具体的事情。古希腊的哲学家中，也有人企图总体上解决所有的问题，“可是他们也有人从事非常具体的问题”。    从解决具体的、现象的问题入手，“希腊人发现正立方形只有5 个，这是非常美妙的画像，而这个画像如果没有准确的几何思想是不可能想到这个定理。后来有人说欧几里德所以写了欧几里德几何，就是因为要证明这个定理。这是西方思想方向的结晶。”    中国古代虽然有“曹冲称象”的典故，《墨经》、《考工记》等书关于力学现象的总结与记述，在数学方面公元前已出现《周髀》这样的著作，其中已包括勾股定理等，但是，在类似于欧氏几何逻辑系统方向上，“中国古代完全没有朝这个方向发展，是连边都没沾上。

中国有许多老先生，包括近代现代的，他们既不懂《易经》，又不懂近代科学，到处胡讲一通，要么说《易经》里头有近代科学的种子，要么说《易经》引导出近代科学的发展。我想实事求是地说，西方跟中国的文化传统不一样。那么，这个文化传统不一样里头产生出来的一个重要结果就是——近代科学没有在中国文化中萌芽，而且这个萌芽是经过了很长的时期，是一个很复杂的过程。这个事情要正面看它，不要蒙骗自己，‘西学中源’说就是蒙骗自己，而这一蒙骗就是两百多年。

近代科学传入中国时，中国人在对异文化排斥的同时，也拒绝了这些科学技术

      1993年，杨振宁到了澳门，当他站在澳门最高的一个炮台时，感慨万千，他想到了中西方两大文明数百年来的冲突、碰撞、融合的过程，想到了中国人屈辱的近代史，尤其想到了中西方科技在转换领先位置后形成的巨大反差：    ——15世纪之前，中国四大发明传到欧洲。这些发明改变了欧洲，也改变了世界。正如欧洲伟大的思想家培根（Francis Bacon，1561 —1626）所指出的：“印刷术使文学改观，火药使战争改观，磁铁使航海术改观。可以说，没有一个王朝，没有一支宗教派别，没有任何伟人曾产生过比这些发明更大的力量和影响。”　　——15世纪开始三十多年间，明朝三保太监郑和七次下西洋，远征航队中最大的船只长440英尺。西方史学家曾存有疑惑， 认为当时不可能造如此大的船。但是1962年在南京发现了一只船轴，直径1.25英尺，高达36英尺。从而使国际上一致认可15世纪初，中国科技仍领先于西方。　　——15—17世纪初，中西方的科技位置发生倒转。西方人在文艺复兴的大旗下，从思想领域、文学艺术到科学技术各个方面几乎都取得了巨大的进步，并导致了近代工业革命的产生。相反，中国在这两个世纪，却几乎在各个方面都停滞不前。到17世纪初，原先在应用技术方面领先的地位已丧失殆尽。当时的中国政府要由葡萄牙人占领的原属广东的澳门引进火炮技术。再过了两个多世纪，中国的天朝大门便被西方列强“坚船利炮”所轰开。

    在这个大转换前后，中西方两大文化体系对彼此的科学技术采取了完全不同且颇耐人寻味的态度：15世纪之前，西人充分享用了从中国传入的许多重大发明，这些发明在一定程度上推动了文艺复兴与近代科学革命的产生，　 然而一个世纪以后，　 当以意大利人利玛窦为代表的第一批传教士来到中国， 并带来一部分西方科学技术时，中国人在对异文化排斥的同时，也拒绝了这些科学技术。

 从三棱镜在中国的遭遇，我们也许能看到一点中西方文化的差异与互补。当16世纪之前的西方人盛赞中国的陶瓷工艺时，他们制造玻璃的技术，已接近炉火纯青的水准。三棱镜对他们来说，已是小作坊里的粗活了。可是，最初看到它的中国人却交口称赞：真是价值连城的宝物啊！更令人感叹的是，也就在中国人首次见到三棱镜的几十年之后，牛顿通过这小小的三棱镜在一所黑暗的房子里将狭缝中透进来的一束阳光折射为斑澜的七色光谱，成为近代光学的一件厚礼。在中国此后的三百年间，三棱镜最多也只是被看作西人的“奇技淫巧”、“毫末之艺”。    在牛顿《数学原理》一书出版约80年前，利玛窦和徐光启已将欧几里德《初探》的前一半翻译成中文，取名为《几何原本》。虽然这本书未能译完，可是徐光启已“十分了解《几何原本》中的推理方法与中国传统的推理方法不一样。”并且已认识到“掌握了这种推理方法可以掌握住别的学问，对国计民生，对工业、农业、军事等一切都有巨大影响。” 可惜的是，《几何原本》与徐光启的观点并没有引起反响。　　三棱镜、欧氏几何学在中国和欧洲两种不同的命运，实质上原因是非常复杂的。1600年到1900年，中国是抗拒西方科技的。科学史学家列举了许多原因：没有独立的中产阶级；科举制度；文化传统中，只有人文、道德和社会结构方面的学说，缺乏自然哲学和逻辑思维等等。但我认为还有一个重要原因，就是所谓‘夷夏之辩’。满清最高统治者为巩固统治地位，显示‘正统’，最终拒绝近代科学技术的传入。中国传统文化尤其是最为正统的儒家文化长期以来形成的封闭、保守，甚至愚昧的一方面，在抗拒西方科技传入中发挥了重要作用。

到了二十一世纪中叶，中国将成为一个世界级的科技强国　  20世纪前50年是中国高速引进西方科学技术的50年。20世纪后50年，近代科学技术已在中国本土化，并且开始加入国际科技竞赛。反应堆、原子弹、氢弹、卫星的研制成功，数以百万计的科学家和工程师被培养出来，科技对经济的巨大贡献等等都表明了这一点。与此同时，中国人近几个世纪以来造成的心理自卑感消失了，取而代之的是一种坚定的信念：中国人有能力在现代科学技术的各个领域做出世界水平的贡献。我们可以大胆地预言：到了21世纪中叶，中国将成为一个世界级的科技强国。因为我们的条件在逐步成熟：第一、人口众多的中国拥有千百万极聪明的人才。 第二、儒家文化注重忠诚，注重家庭人伦关系，注意个人勤奋和忍耐，重视子女教育。这些文化特征曾经，而且将继续培养出一代又一代勤奋而有纪律的人才。第三、儒家文化的保守性是中国三个世纪中抗拒西方科学思想的最大原因。但是这种抗拒在今天已完全消失了。取而代之的是对科技重要性的全民共识。最后，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经济猛进，每年国民经济增长速度都超过9％，使我们拥有了足够的经济实力。现在看来，前三个中国现在已有了，最后一个马上也将会具备。因此，没有理由不对“中国科技在21世纪的发展持极其乐观的态度。”但我们也可以看出，这四个条件中有两个和中国传统文化相关。我们应该对我们的文化充满自信。过去，中国传统文化的保守性阻碍了中国科技、经济的发展，但今后，中国传统文化的另一面却成为支撑中国科技、经济进步的基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