夹缝中的长子

拥有千年历史文化底蕴的中华民族，自古以来“以家族为中心，以血缘为纽带”，家庭观念在中国人民心中根深蒂固。“家”为国人提供物质支持和精神依靠，是文化的象征和社会的基本组成细胞。在中国的传统文化当中，“家族文化”是最为悠远和深厚的。作为“孝悌”典范的“长子”在中国传统社会中承担着极其重要的责任，文学是时代的产物。那些身上寄托着作家对中国传统文化、怀有种种情丝却不得不在文化冲突的夹缝中苦苦挣扎的“长子”们，便成为那个时期世界文学中一道独特的风景。

由此以探讨家族文化为题材的小说创作渐渐地成为一种重要的学样态，在中国沿袭了几千年的传统家族文化为家族题材的小说提供了一种重要的资源。在中国近现代著名作家的笔下，几乎每一部描写封建大家庭的重要作品，都出现了长子。长子形象已经成为频频出现于文学作品中的一类特殊的人物形象系列。

而巴金的《家》中的高觉新、老舍的《四世同堂》中的祁瑞宣，这两个人物又是其中特别具有代表性的长子形象。

首先从巴金《家》中的长孙高觉新说起。这是一个矛盾的人物，一个具有双重人格的分裂的人物，一个有着进步思想却行为陈腐的人物，一个既是封建秩序的“帮凶”又是牺牲品的人物。高觉新是一个新旧掺半的人物，他身上有很严重的旧思想观念的枷锁，但他又接受了新思想渲染，在他心中，是非善恶有着清楚的界限，性格上具有较突出的两重性：在旧家庭中是个暮气沉沉的大少爷；在与觉慧、觉民等年轻人在一起时，又是一个渴望新生活的青年。由于他承受着太重的旧文化的因袭重担，在封建意识的压迫和自我思想矛盾的痛苦中，无力自拔。他身为这个大家庭的长房长孙，其立身行事、言谈举止，都是在严格固定的行为准则的要求下培养出来的，生活在在这种家庭关系、礼治秩序约束中成长起来的高觉新，新思想虽然触动他的心灵，但是他深受封建传统思想观念的毒害较深，丧失了反抗能力，成为封建礼教的牺牲品。

再谈老舍《四世同堂》中的祁瑞宣。他身为祁家长子，摇摆挣扎于现代文化与传统文化之间，公民意识与侍亲尽孝之间既是传统的继承者，又是新文化的追求者，在沦陷的北平受尽心灵的煎熬，他具有强烈的爱国心，但又背负着传统家庭长子的责任，只能鼓励三弟瑞全去为国尽忠，是传统与个性追求之间的犹豫者。

高觉新与祁瑞宣在性格与行为上都有很多相似之处，他们都在接受新思想的同时，对旧思想存在不满，他们都是“时代病”的患者，基本症状都是忧郁和痛苦，他们都是“四世同堂”的长孙，温文尔雅，都接受过良好的教育；他们自觉地将全家族的平安和温饱的沉重负担，放在自己的肩上，而对其他亲人，寄托自己对理想的追求。

如果说《家》中的高觉新代表了20世纪20年代在激烈的社会动荡不安背景下封建大家庭长子的命运的话，那么《四世同堂》中的祁瑞宣则可以看作是20世纪40年代在严重激烈的民族矛盾冲突下长子的典型，在巴金《家》当中高觉新身为长房长孙，主要是家庭长辈的管教与约束，严厉苛刻，专横，冷酷，维护封建传统礼教的高老太爷，无法反抗，相反祁瑞宣受到的主要不是长辈的严格管教和约束，而是经济上的拖累。他的自我牺牲主要不是来自封建纲常礼教的外在扼杀，而是自己内在“家庭意识”的制约。他为了“家”而“自觉”熄灭自我追求，是出自对长辈及家庭的内心理解和体谅。

现代文学当中的长子形象大部分都处在痛苦与挣扎当中，他们内心的痛苦远比肉体所承受的苦难更加的深刻。他们都有不同程度的精神追求与希望，但又找不到出路，高觉新与祁瑞宣都是这样对立而统一的矛盾体，都是身为夹缝中的长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