罗兰·巴特在继承了索绪尔“语言与言语”，“能指与所指”等一系列符号学分析的成对概念后，将其分析的范围从语言符号扩展到了大众文化领域。索绪尔指出了符号意义建构的可能性，罗兰·巴特则回答了意义是如何建构的，意识形态是如何渗入的。巴特在将服装区分为“真实服装”、“意象服装”、“书写服装”三种系统后，以书写服装为主要研究对象展开了叙述。
他采用了语言学中的一个操作模型：对比替换测试，人为的改变书写服装结构中的某些术语，整理出了一个共变项，从而确立了这一结构中的某些对比项。例如，巴特提到了服装杂志中某些叙述：这件大号的长袖羊毛开衫没有里衬时显得很朴素，如果正反都可穿则显得很明快。在这个句子中，存在两种共变：服装的变化（有无里衬）引起了特性的变化（朴素或明快），反之，如果特性想要变化，那么服装也要发生相应的改变。把所有表示这一结构的表述结合在一起，就可以假定两大对比项的存在：一个是服装的特性，另一个则是个性特征。而个性特征可以进一步延伸为事境特征，因为不同的个性特征（朴素、明快等）实际上暗示了不同的世事情境（晚上、商场等），当然，在一些书写中，从服装到事境是直接的，不经过个性特征暗示的，例如：这些鞋子适合步行；这件裙子适合午后休闲等等。因此，将这类书写总结后，可以发现书写服装的一面是样式、布料、颜色等，一面是职业、状态、情境等，罗兰·巴特将其进一步简化，描述为“服装”与“世事”。
而服装与世事这两项还无法完全概括罗兰·巴特研究的整个文字体，他又提出了“服装”与“流行”两个对比项。因为许多书写十分简单，并不涉及个性特征或世事情境，它们只是简单的描述服装：胸系带系于背后，领子系成小披巾状等。在这样的描述中，只展示出了“服装”这一个项，然而作为对比替换测试的研究对象，服装一定会创造另一个对比项，以实现对比替换的共变。罗兰·巴特将这个对比项阐述为“流行”。他解释道：一件衣服的每一种描述都有其特定的目的，即表现流行，或者更确切的说是传递流行，任何一件加以注释的衣服都与流行时装保持一致。[]巴特将流行时装看做一个规范的整体、“一套没有量刑等级的法律”，因此当书写服装的描述发生变化，作为对比项的“流行”就会向“不流行”转变。这样，另一对对比项“服装”与“流行”便出现了。需要指明的是，在这两对对比项中，服装与世事是明确的，而流行则是含蓄的，并且流行作为一个共变项，其变化并不像世事那么多元，它只在“流行与不流行”之间转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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