青川，一个美丽的地方-绿色的山峦，清澈的河流。因为赈灾，我踏上那片土地。
十年已过，才提笔述记当年的青川之行。
“5.12”之后，我随机构到了广元，后又在九十月份到了青川，同是赈灾，两次的感触却大异。先说说广元那次。
去广元之时，余震仍不绝，但机构的帐篷都用于了灾民，我们就冒险住进了一栋五层楼的酒店。与我们同层住的是法国救援队，在我们楼下空地搭帐篷住的，是当地人。“这些人硬是不怕死，还敢住在屋里头。”当地人对我们多有诧异和指指点点。我们虽然也常被余震晃得心脏乱跳，但还能如常工作。几十个人各司其职，井然有序。有天天哑着嗓子调配物资的，有白天当搬运扛大包、晚上咬牙写报告的救灾部“全才”，有负责采访拍照的传讯部人员，有负责儿童事工的哥哥姐姐。我最没用，一度干着人力资源的本行，负责一张大大的报表，统计各种关于人员的数据-这是机构的特色，什么情况下也是行政非常强，以保证行动的有序和有效。
最有意思的是每天吃早餐，酒店提供自助餐，白粥青菜包点俱全，大家很是满意。法国救援队则永不改变地在桌上有自己煮的一壶一壶的咖啡，还有休息期间的烟不离手，神情也淡然甚至惬意。颇有“哪怕明天就是世界末日，今天我也要种下一颗苹果树”的风范。
当然也有不淡定的时候，比如大的余震发生。某天中午，从外面发放物资回来，准备小睡一会儿。但我下了决心不再如平日般衣服鞋袜全副武装地睡，就心惊胆寒地洗了个澡（万一洗澡时地震了呢？），穿上了丝质睡衣，脱了鞋上床，倒头就睡着了。突然，一阵剧烈的摇晃，直接把我晃到了地板上，同事Sill拉着我就跑，一口气冲出去，竟然中途还跑错了一次，进入了一个下不到一楼的楼梯通道，又折五楼来再跑。跑下去瘫一会儿，听说有6.5级。我沮丧地对Sill说：“要我在余震中死了，多半不是震死的，是跑楼梯累死的。”再一看身边的法国帅小伙儿，一个个光着上身，下身着各类短裤，现出狼狈，不复悠闲慵懒之法式范。再低头注视我和Sill手里拿的“急救包”，不禁大笑。机构为每个人准备了急救包，要我们随身携带。我和Sill把它放在床头，以备急需。哪知关键时刻弃之不顾，一人捏了一个钱包冲下楼来，凸显爱财如命的本色。
那次赈灾的小插曲，是王力宏来了。因为他是我们机构在台湾（台湾展望会）的形象大使之一，就随着我们台湾的同事一起过来了。早上他来酒店和我们见面，但消息已经不胫而走，于是大批粉丝围观。后来冲出重围，和我们同事一起去探访灾民。我则领了任务，要另寻一家餐厅，接待他和我们大家一起晚餐。很费了一番周折，才找到干净、安静的餐厅吃饭。（震中还营业的餐厅极少）他为人倒是很谦和，客客气气和我们每个人握手致谢，询问每个人的名字。餐厅中的另外两个客人发现了王力宏，张大嘴愣了一会儿，立即打电话，于是，又有粉丝来到，我们赶紧合影留念了事，落荒而逃。
每次余震，无论大小，楼下的本地人的惊呼都不绝于耳，即便他们是住在空地上的。也时有谣言，令人惴惴。为我们工作的一个本地司机，就告诉我，他得到了派出所通知，晚上有烈度八级的余震，建议我和Sill不要住楼房了。于是，我们住到他的“依维柯”车里，在蚊子叮咬、雷电轰鸣、车辆摇摇晃晃的震动中，睡了两晚。望着车外的闪电和怒吼般的雷声，想起圣经里所述上帝的愤怒。
在广元前后大约十天，因着同事多，工作内容熟悉，地震威胁也还可以承受（起初是每有余震就往楼下跑，后来互相看一眼，继续工作），我竟然没有太多“灾区”的紧张感，只是回北京后有一段时间出现了应激反应障碍，似乎才表明，我真的到过地震灾区。
2018-4-12补记于地震十年之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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