贺瑞麟(1824--1893),字角生,号复斋,陕西三原县人。清末著名理学家、教育家、书法家。其父贺含章精通医术。瑞麟少而聪颖,17岁补博士弟子,20岁及癸卯科试第一。清道光二十五(1845)、二十六年(1846)父母相继去世,拜名儒李元春为师,放弃举业,以程朱理学为其治学之道。清咸丰三年(1853)春,于其父墓侧筑“有怀草堂”,设学授徒。同治元年(1862),为避回民起义,挈全家居山西绛州,与芮城薛于瑛、朝邑杨树椿切磋道义。薛称“仁斋”,杨称“损斋”,贺称“复斋”。三人并称“关中三学正”。清同治四年(1865)主讲“学古书院”.预约不开帖括八比之课。新拟学古书院章程六条,加强了学校管理。又分别讲学于宏道、味经、鲁斋、宗铭、凤鸣等书院,弘扬程朱理学。“二月,吴督学累延讲书习礼宏道、学古两书院,以振作士风气,听者均如堵”。清同治九年(1870)建清麓精舍,清光绪十六年(1890),于建朱文公祠,弘扬程朱理学。其著述主要有《读书录要》《清麓文集》《诲儿编》《养蒙书》《朱子五书》《信好录》《清麓文钞》《三原县新志》《三水县志》《女儿经》等。因其学术造诣深厚,个人修养高尚,清同治十三年(1874),经学政吴大激推荐,奉旨加国子监学正衔。清光绪十七年(1891),督学柯逢时以经明行修疏奏,得旨赐五品衔。
贺瑞麟主张振兴学校,以正人心。他赞赏孟子“人之有道也.饱食暖衣,逸居而无教,则近于禽兽”的观点,主张大兴学校,发展教育,以“明学术、正人心”,并进而达到“修己、和族、承家、保世”的目的。他认为,要治理好国家,必须要有好的“治道”,而好“治道”则来源于学术。“今El无好学术,他日必无好治道”,“学术坏,而心术、治术随之矣!”在明学术的同时,要立纲纪,变风俗。不仅要“变民风”。 “变士风”,特别要“变仕风”,改变那些做官人的颓风陋习。“并田废而游民多,学校废而异端起”。消灭“异端邪说”,统一国人思想,必须振兴学校。
贺瑞麟主张“学以知道为本”.不以科举与否。“读书本为讲明圣贤义理,以不失为人之道”“吾人为学,以辨别是非为第一义。”通过知“道”和辨别是非,“弄懂弄通孔孟之道和程朱之学”,进而达到“修己、治人、明理、制事”。而八比之学欲使学生“务记览、为辞章,以钓声誉、取利禄”。他大声疾呼:“士蔽于八比久矣!”“不变科举时文之陋,愚昧此道决无由明.人心决无由正。”“学者,其道可以仕,而非学仕也;教者,教其学,非教其仕也。”基于这种认识,他一生“不为举业”, “亦不以此教人”。
贺瑞麟重视办学门径,讲求为学方法。他主张: “学术定先辨路径,路途一差,工夫愈到,其差愈甚。”如果不能明辨,“则终日用功,收效甚微”。他一生主张扎扎实实地研究学问,谨守程朱主敬、穷理之训。在具体方法上,他认为:“《小学》《近思录》后当与四子书并列学宫,并垂天壤。”“以《大学》为规模纲领,以《论语》为操存持养,以《孟子》为扩充体验,以《中庸》旨趣要归,然后经史子集,专究旁参,可以读天下之书而论天下之事矣!”“循序渐进,不可躐等。”
注:录自史飞翔著《关学与陕西书院》西北工业大学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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