翻开历史课本，可以发现，人类社会结构的进步是离不开生产力进步的；反过来说，生产力革命也一定会导致协作方式，甚至意识形态的转变。无论奴隶制、封建制还是资本制都是人类社会结构配合生产力演进的结果。

那么留待我们讨论的问题是，当前世界背景下，数字化能力对生产力的促进作用，是能为西方资本主义框架下进一步解决社会矛盾？还是会开始颠覆当前全球的分工协作框架，进一步达成对新意识形态的共识？

（ 一 ）

封建制对奴隶制的变革，是在解决奴隶制的社会结构，无法整合并发挥人类剩余生产力的矛盾：

冶炼技术让工具得以普及，农作物的生产效率高于人类结构的消耗程度，进而获得动力去开拓更丰富的土地资源、储备更多人口；

这个过程中，更能发挥人剩余生产力的协作方式，让对应的统治阶级获得更有力的竞争优势，进而能占据更多更优质的土地和人口；

当然这个过程发生的缓慢且反复，虽然中国历史上的定义是春秋战国时期步入封建制，但我认为直到秦朝完成统一（无论是文化、政治还是土地上）、甚至到汉朝民生稳定，才算是完成封建王朝的转变。

而后历朝历代不断优化封建制在文化、管理方式等各方面的能力，让封建制逐渐完善至一个无法由内部变革而进步或突破，以提升整体参与者福祉的封闭体系。

从这个角度去理解，中华文明先后经历游牧民族、西方联军打破国门，就属于历史的必然进程。

如果说封建制是通过“皇权/神权”统治充分发挥“人力与土地”资源的社会体制，那么工业革命开创了以机器代替手工劳动的时代，最终确立了资产阶级对世界的统治地位。

在一定历史时期里，资本制更能配合工业生产本身对“集中化”资源的需要，并且快速完成社会配套：

受制于信息、物资的传递效率，无论是对生产资料的获取、保障，还是生产消费过程中的成本优化，又或者高新技术的商用研发，都需要在物理环境上将资源聚集在一起，这正是资本制发挥优越性的地方。

我们已经习以为常的股市、城市化、产业链集群等，都是为了资源集中化需要，而形成的产物。

工业化进程塑造了当代全球协作框架下人民的工作方式和生活方式。

比如学校、职业培养体系的建设，源于工业生产对规模化、标准化人才能力的需要；

每个人可能都有自己的天赋，因人施教确实更有效，但你的优势并不一定被社会所需要，也自然不会具备被职业化培养体系发现和培养的条件。

城市化进程，源于工业生产对资本、人力等资源集中化管理的效率要求；

在深圳早高峰可能80%的人都一窝蜂地赶去南山，他们中大部分人都是金融、互联网的从业人员。如果从环保、生活成本最优化的角度上讲，这些人都应该远程办公。

然而演进自为传统工业管理匹配的管理方法惯性，并不允许这种对社会最优的模式生存。

至于说到企业管理这个专业领域，现在绝大多数企业管理的实际方式，都是对标准的流程和机制进行管理；

这样的管理逻辑，也是根植于让人去配合机器进行工业生产的配套。

说的更为发散一点，中国大部分人的生活方式是为工作匹配的，而绝大多数工作方式也是受工业生产思维管理的。

在社会进行工业化改造的早期阶段，匹配区域特色的市场管理方法规则尚不明确的时候，资本制推崇的自由市场经济，无疑是被历史验证的、由供需关系决定的、促成产业的方法。

具备经济潜力的社会基础建设，也让更多的人参与到分工协作的大框架下，成为了让多数人脱贫致富的必要条件；而服务产业参与者，保证用工安全稳定的社会福利建设，也确实普遍提高了人民的基本权益。

在不同国家、行业快速发展的过程中，有序的“商业”确实可以说是“最大的慈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