白芷/文
妈妈做手术，主刀医生是个知名的教授。排队办入院手续时，遇见一个带着儿子来求医的潮汕老乡。恰好，他儿子的主刀医生，与我们是同一个教授。
医生那么忙，哪有空记得你是谁
聊了几句后，他悄悄地问我：“你们有没有包红包？”我说没有呢，我压根儿没想过包红包这件事。他说你傻吧，不包红包怎么做得好？听说不包红包，一次可以做好的手术会分几次做，不仅痛苦，还多花钱。
我心里开始忐忑。即使在这一刻之前，我还是那么信任我心目中的专家，我这些年一直弘扬的医德。尽管在这一刻，我本能地相信医生不会收红包，但潜意识里却信了他说的有的医生真的还在收红包。
转念一想，我又宁愿那只是收个利是，一个大吉大利的利是封而已，里面有多少钱都只是心意。说明你有诚心，有诚意，懂道理，会行事。
我一边否定给医生送红包这件事，又一边拿着卡去提款机取了钱。红包分了两个，准备给我特别敬重的两个医生。
可回到病房，我没看见他们。纠结万分，我终究还是没有拨通医生的电话，我不好意思问他在哪里，更不好意思告诉他我想给他发个红包。
我忽然想起在做廉政专题采访的时候，有位医生愤怒地说：医院让病人和医生签署不收受红包的协议，简直是对医生的侮辱。据说现在的医生都不敢也不愿收红包。据说收红包的后果实在会让医生得不偿失。
我忽然分不清究竟哪种状态是真，哪种状态是假。
记得前年妹夫的表妹来广州求医，也说必须给医生塞个红包才能治好病。我当时很自信地告诉她不用，不管送不送，对医生来说都是一样的。
最终她还是坚持包了红包，有没有送出去我一直没敢问。我很害怕她会告诉我，那未主任真的收了他的红包；怕问了她会对我说假话；关键是送不送其实与我也无关。
我宁愿相信，所有的医生都像我认识的医生朋友那样，热情开朗不差钱，他们不会因为区区几块钱破坏自己的底线，也不会因为小小一个红包坏了自己的医德。
我不禁又有点嘲笑自己的天真。而且相信大多数人都会嘲笑这样幼稚可笑的天真。
一直到妈妈进入手术室，我都没有找到那两位我想送红包的医生。但一整天，我都承受着巨大的精神压力。送还是不送？究竟该不该送？
我不愿意打破内心对医生医德的信任与认可，更不舍得妈妈因我的侥幸心理而多受痛苦。相比之下，红包里花出去的钱已经是次要的了。
手术室外的等候的紧张和恐惧，让我暂时忘了送红包这件事。直到我看见教授疲惫地从手术室出来，已是傍晚19：20分。我一脸敬意地说谢谢，手却不自觉地伸进包包里，激活了暂时沉睡在手术期间的纠结。
我终究还是没能掏出准备好的红包，在电梯关上门之前。
我害怕被拒绝，害怕他和外认识的那些专家想的一样，认为我送红包是对他的不信任，更是对他人格的侮辱。我更害怕他收下，印证了那个老乡对我说的话。我害怕遇见一个靠红包的有无和大小来判断手术方案的医生，害怕术前没将红包送出去已经影响了手术的质量。
我开始有些憎恨这种前怕狼后怕虎的感觉，又有些恼怒自己仅因别人不知真假的一席话即打破了与医生们交往十年累积起来的信任。
我相信许多看到这篇文的人都会笑我傻，笑我不懂为人处事。其实就算只是做做样子，也都总比毫无行动好。可我居然什么都没做。
接下来还有一系列的复查和治疗，我会受到刁难吗？妈妈会多受不必要的折磨吗？
或许，医生根本没有想过你送不送红包懂不懂事之类的事。聚精会神地忙碌了一天，他们只想安全地完成每一台手术，然后放心地回家而已。
我们送红包，不过是希望有个心理安慰。宁愿相信，加了红包的手术，会更加精致完美。
事实上，有位专家告诉我，到了手术台，专家根本不管谁是谁，在助手们的帮助下，他顶多知道自己在做哪一床，做什么手术，而已。
我们为了满足自己的安慰感，将医生们戴上道德的镣铐，放到舆论的怒火上去烤。到头来，被批判的只是日渐丧失的医德。
我不知道那些给了医生红包又大骂医生缺德的人是什么样子的感受。我只知道若大家都退一万步想，不用金钱的诱惑去挑战被某些败类毁坏过的医德。那么医患之间，该省了多少心，少了多少烦恼。
我依然选择相信，手术质量，与是否有送红包有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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