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1.一针一线都是情
每当我在电视上看到老大娘为人民子弟兵穿针引线，纳鞋底做鞋子，演绎着军民鱼水情深的感人镜头时，我怎么也不会忘记，童年时，为我们穿针引线，纳鞋底做鞋子的那位印大娘。
六十年代末，我们全家九口人（那时奶奶、叔叔的户口也在我家），仅靠父亲每月四十多元钱的死工资度日，家庭生活十分困难。我们居住在十分简陋的两间半平房里，度日如度年，吃的是山芋片子烧稀饭，穿得是带有补丁的旧衣裳，更别说穿新鞋子了，就是母亲做了一双新鞋子，也是新老大，旧老二，缝缝补补老三穿。这样的生活条件，一直维系好多年。
一日，父亲的一位战友携家室来我家做客，寒喧一阵后，父亲让我们出来见过客人，看到我们脚上穿的带补丁的破鞋时，客人忍不住地直摇头，从那以后，我们再也不必为没有新鞋穿而反省了，很快，春节临近，这时，印大娘总是将我们挂在心上，她提着亲手做的鞋子来到我家，有冻天穿的棉鞋，暖天穿的布鞋。记得印大娘给我做的第一双鞋是棉鞋，棉鞋是白色的平布底，黑色的帮子，给姐姐做的平布鞋系带子的。当我们兄弟姐妹六个穿上印大娘做的鞋子时，她还关切地问我们合不合脚。
以后，印大娘为我们做鞋子从不量尺称，每次做的都是一脚穿的。穿上新鞋，我们甭提有多高兴，幼小的我哪里知道，还以为是印大娘在集市上买的。稍为大了些，我们才知道，这么些年来，印大娘一直这样为我们亲手纳鞋子十多年。有一回，我将脚上穿得新鞋脱下，仔细端详，那鞋可凝聚了印大娘的一片心血，那鞋底的做工精制，布一层一层粘在一起的，底厚一公分，还要经她一针一线地纳出来，没有一定的功夫是做不到的。
有回父亲带我到印大娘家窜门，眼前的一切，让我见了真叫人寒酸，原先我还以为他们家多么富有，多么好，其实印大娘的三个子女脚上穿的鞋，还有衣着并不比我们好，居住的条件十分简陋，室内一片漆黑，没有一丝光线，还不如我们居住的环境好，但印大娘常年这样关怀着我们，将无限的爱给了我们。
以至后来，我在穿着上十分俭朴，养成了皮鞋穿破了补，补了后再穿。现在我脚上的皮鞋是牛筋底，鞋帮儿已经补过三次，仍然舍不得丢掉。因为我总是忘不了印大娘给我们纳鞋底做新鞋子的情景。
12.蝉音
到了这年龄段，忙碌半天，静静地坐下来，闭目塞听，仿佛听到一阵阵蝉音，那蝉音响亮、清脆，于是，我便寻音，我犯傻了，置身高楼大厦，哪来的蝉音？蝉音仍然不断，一种莫须有的感觉。
不知怎得，每年到了夏季，即便没蝉的时候，哪怕置身更高的大厦，总觉得蝉音四起，而且感觉它确实存在，满脑子便是。即使断定确实有蝉音时，此时，脑中的蝉音与室外的蝉音出现相撞，我的脑子开始出现混乱，真想赶走这扰人的蝉音。
母亲说，那年夏天，我用捕网去网蝉，引来了众多野蜂袭击，后来才知道，网住的不是蝉，而是网住了一个巨大的蜂巢，野蜂向我袭来，着实让我吓坏了一阵子。母亲说我老是做着恶梦，夜里醒来，浑身直冒虚汗，这事我都忘了。从那以后，每当我听蝉音，总要寻声到底，拣起石头向树上的蝉狠狠地抛去，彻底地赶走它们，但是仍然赶不走在我脑中悠然的蝉音，渐渐地，我开始厌恶蝉音。
一回，父亲带回树苗，要种在屋前屋后，唯恐这些树长大后，成了蝉的栖身之处，我便竭力阻止。后来，即便在没树的情形下，没了蝉，却不知不觉地感到有蝉音，觉得蝉音不断，常常闹出笑话。记得与几个朋友逛商店，身置高层，我忽然觉得蝉音四起，便竭力寻找，问朋友，朋友说我脑子有问题。
朋友这样说我，我并没在意，那天傍晚，妻在敲击键盘，我猛地听到蝉音，我问妻可否听到蝉音，妻说外面确实有清脆的蝉音，于是乎，我便掀帘将耳朵伸出窗外，确实听到一阵清脆了纯天然的蝉音，好多年都没有这么认真地倾听过蝉音。
若不是朋友提及身体，我永远不会在乎自己的，此时，开始留意自己了。
步入中年，事情的繁多，有时压得我喘不过气来，很少注意自己的身体，缺乏锻炼，稍微动下，浑身虚汗直冒。那天，我经过一家中医院，找了个老中医把脉，问及为什么在没有蝉时，总觉得有蝉音时，期望他指点迷津，老中医就是瞅不出毛病，搪塞“没问题，注意休息，加强锻炼，”一句话，打发我。
之后，我一改过去的生活习性，晚后开始散步，早睡早起，尽量减少过度疲劳，渐渐地蝉音在我的脑子里开始消失了。嘿，人到了这个年龄，说不清的事太多了，难怪，蝉音四起。
13.离别与重逢
因为一件事情，让我与三十多年没见面的大表妹重逢。表妹比我小三岁，差不多有五十岁了，认识她的人都叫大辫子，我与她离别至今算来已有三十三年了，往事历历在目。
童年时，常随父亲到乡下，我就跑到二姨家找表哥玩，认识了大表妹。表妹在家排行老二，下放的时候，我与她接触最多，那时，无论进村，还是走出村子，都要经过她家的门口。一次，她跑到我所在的生产队，说她家请客，叫我到家吃饭。吃饭的时候，二姨父将我当贵客，与大人们一起上桌喝酒。
一天下午，我路过表妹家门口，看到她独自一人在外面晒太阳，看到我来了，她端来凳子，与我一起聊天。记得她才十六岁，圆熟的脸蛋透出孩子般的天真，印象中，她的话不多，只是一问一答。我们聊的什么，现在一点也不记得了。也就是这次聊天，也是我们最后一次见面。
前不久，让我想起了她，一心要找到她，可是，我对她的情况一无所知。几经周折，我获得了她家的电话，得知她在做生意，不容多考虑，决定去会会这个大表妹。见她之前，我对自己有个要求，不需要他人的帮助，要靠自己的能力找到她。
坐在通往菜场的大客车上，我竭力在脑子里搜寻三十多年前她的模样，个不高，略胖的身材。很快，到站了，我来到菜场，看到菜场做生意的人，有在地上摆摊的，有在水泥平台上卖菜的，心想，表妹贩菜十多年，不可能摆地摊，应当有她的摊位。
我从摊位逐个辨认，来到一位年近五十岁的妇女跟前，仔细打量，左看右看，怎么也不像表妹，辨认多人，还是没有认出来，看来，通过自己辨认，有一定的难度。我向一位年长者打听，问：大辫子在哪儿？年长者听说找大辫子，很高兴，她往前方指，我看到一位身着深红色衣服的女子，难道，她就是我要找的表妹，年长者问：既然，你是她的表哥，怎么不认识她。我说：我与大表妹有三十多年没见面了。年长者听后，感到很惊讶。
我来到表妹跟前，不巧的是，她的摊位被顾客围住，我没有打搅她，而是立在一旁，看她做生意。我注意了一下，周围卖菜的都是用电子秤，而她却用一杆秤，动作灵活，思维敏锐，她不停地给顾客装菜、找零钱。
好不容易等到摊位无人，我抓住时机，向她自我介绍，表妹先是一愣，还是没有认出我，经我再三细说，她才明白过来，感情历史上有过我这么个人吧。
当她认出我来了，脸上露出了微笑，笑得是那样的美丽。大表妹笑起来姿态一点没变，露出雪白的牙齿，一脸的灿烂，脑后扎着一根扫把辫子。通过她的笑，我找回了当年她。不过，现在的她，瓜子脸，与从前的圆熟脸相比，判若两人。
看她辛苦的样子，我劝她要注意休息，不要太累了。她告诉我，早上一点多钟就要起床，到市场批发菜，中午一点多钟收工往回赶，虽然辛苦，但是，通过自己的劳动觉得幸福。
临别时，她要我与一起回家吃饭，我谢绝了。这次分别，也不知道什么时候再能与她见面。
14.步行的快乐
以前上班，寸步不离班车，即使搭不上班车，也要乘公交车赶到单位。步入中年后，我常琢磨着，每日至少要选择一个体育项目运动运动，强身健体。开始，每天早晨起来，立在楼下，学着那些晨练的人的动作，伸伸腿、弯弯腰、作深呼吸什么的，日子久了，也没那个耐性。后来，我发现不少同事步行上班，引起了我极大的兴趣，我认为步行不失为一项很好的体育锻炼。掐指算了一下，从家走到单位快步走也要四十多分钟，而且要抄近路。我瞅上了一条尚未开发的郊区乡间小路作为每天步行上班的唯一路径。
穿过喧闹的市区，转而步入乡间小路，小路的两旁种满了蔬菜，一阵乡村的浓郁气味扑面而来，这就是城市的边缘，充满着诱惑力。远远地望去，那漫无边际的田野恰似一幅美丽的风景画，令人赏心悦目。
走在这样的小路上，乡间的浓郁的气味，让人受之不尽，让我再次体验了乡下知青时那再熟悉不过的乡情。日子久了，大家见我急匆匆的样子，便送我一个绰号“甩腿司令”，此时，我便有种雄赳赳、气昂昂，跨过鸭绿江的大将风度，昂首挺胸大踏步往前走。走那么快干什么，会出一身臭汗的。同事劝我放慢速度。慢行，那不就是散步了吗。我汗流浃背地对同行的人说。
选择了徒步上班，我有一种执著，不论刮风下雨，雷打不动，一直坚持了数年。有段时间，我患了伤风感冒，数日不见好转，好心的同事劝我：这些天气温反常，温度陡降，再加上你患感冒，就不要步行，还是坐班车上班，要注意保护身体。我当同事的话为耳边风，依然风里来雨里去。
选择了步行，我比平时就多了一个心眼，善于留心外面发生的事。一次，步行到社区，看到一对年轻夫妇闹别扭，男的将瓷盆往路的中央一砸，头也不回地走了，女的则立在原地不动，等丈夫回头抬瓷盆，后来，女的失望了，丈夫更本没有回来捡瓷盆，我依据这个，写了篇笔记小品《捡瓷盆》，很快发表在山东《生活日报》上。
尝到步行的乐趣后，我不仅上班步行，而且晚饭后，也要沿着市区坚持步行一个小时，如今，步行真正成了我生活中的惟一。
15.买药
那是八六年的八月份，正在医院接受化疗的父亲病情愈来愈重，全家人焦急地等待着奇迹的出现。这时，给父亲动过手术的主刀医生拿着一种药剂来到我们身边，“这种药据说治疗胃病效果特别好，”他建议我们赶快派人去采购四个疗程的药品，并随手在一张烟纸盒的背面写下了江苏如皋生产药品的厂家。一听说这药对治疗胃病有特效，我们来不及多想，赶紧向父亲单位领导汇报，父亲单位对此也予以支持，表示只要能挽救生命也要抱着试试看
我怀揣公款一万多元，第一次踏上了为父亲采购药品的征程。启程前，总是放心不下的母亲，担心那一万元钱公款。母亲深知我从小到大还没带过这么多的钱出远门。不仅是母亲，还有父亲单位的领导也放心不下，其实我也很顾虑，生怕药没买成却丢了一万块钱，因时间紧迫，容不得我多想，我简单地准备后就踏上了采药的漫漫之路。
从安徽到江苏如皋这漫长的路途上，除了天气酷热难当，坐在车上颠簸的让人喘不气来外，再就从车窗向外看，一桩桩让人触目惊心的交通事故，让我吓得魂不附体。更让我担心的是那一万元的现金，车每到一站，我总是将随身带的包抱得紧紧的，一刻也不敢松手。这样在车上难免引起人们的注意，我的心里一阵紧张，越紧张越，即使一个很正常的人坐在我旁边，我总觉得他像坏人，在打我的注意，我竭力控制自己，尽可能不与陌生人说话。
车到杭州城后，我选择了一家像样的宾馆住下了。夜色降临后，一想起白天坐在车上那紧张心情时，我想，明天还有一天的路程才能到达目的地，如继续像白天那样，非引起他人的注意不可，我赶紧安慰自己，为了这一万元钱，一定要挺住，一定要安全地将药买回。已是晚上十二点了，我仍然无法入眠，一边想着父亲，不知他老人家情况如何，一边想着赶紧将药买回，早日将父亲的病治好，我放心不下，拿出包里的一万元钱，还在。猛然一个危险的念头在我脑子里一闪。我找来两张旧报纸，将那一万钱包扎起来，又找来了一个塑料袋，将钱放在袋子里。第二天一大早，我背着包，手提塑料袋大大方方地走出宾馆。
从杭州到如皋需要一天的时间，带着焦急的心情，又进行了长途跋涉，一直到晚上六点多钟才到如臬。到了目的地后，我第一件事是告诉家人，我已平安到达，让他们放心。
那天，我起得特别早，药厂还没开门，我已早早地在门外等候着上班的人们。当我将那一万块钱递到了药厂财务人员手中，我的心里踏实了，总算完成了一件神圣的任务。
当我满载而归时，医院立即给父亲通过静脉输入此药，还没用上四支药剂，没过多久，父亲却永远地离我们而去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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