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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佑家人平平安安,期盼来年风调雨顺。”除夕祭天地最常见的祷辞,已经很久没听过了。
早在二十年前,农村普遍在地里刨食。起早贪黑一年,挣得能供养一大家子的口粮;富余的,再去集上换成钱,维持四季的花销。地里没有金疙瘩,只有干不完的活路。开春犁田、育种、插秧、秧苗种下后还要留意虫害。好不容易熬到七八月,稻穗眼见着变黄,悬着的心依然不能放下。每逢乌云朝集,母亲总会念叨:“老天爷不要刮风啊,刮风就遭了。”
老天爷从来不近人情,一场暴雨狂风,将近半数的谷子摧折,凄凄惨惨地躺在水里。六成黄稻穗,还不到收割的时候,母亲却决定抢收。迟些天,所有泡水的谷子都要发芽,这意味着一半的粮食糟蹋了。
打谷子是一件非常辛苦的活,常常天还没亮,家里的女眷就下田割稻把。男人力气大,他们还要往田里搬机器、拌桶、箩兜……柴油机还没有普及,打谷子全靠人工,胳膊要抡得圆,这样才能带动机器转起来,喂谷把的人才能上前脱粒。这个活最累人,壮劳力轮流上岗才能保证机器持续工作。
八月的天气闷得像蒸笼,豆大的汗珠从额头滑落到水里,荡起一圈圈细纹。即使再热他们也不肯停下来,须赶在正午之前把这块田收完,同天抢时间。
农忙时节,孩子也不能闲着,不是在地坝薅草、晒谷子,就是坐在灶下烧火做饭。唯有家里最小的那个才能无忧无虑到处跑,他们最喜欢的便是跟在大人后面,嚷嚷着“坐船”。
刚割下的稻谷,水淋淋湿漉漉,要晒干水分才能入仓。响晴的天,连半片云也不见,光脚走在地上都可以烫掉一层皮。但农人不敢长歇,三五不时就跑到坝子摊谷、晒地。如此反复几十次才能脱掉大半水汽。运气好,次日也是晴天,谷子就能彻底干透;运气不好连日阴雨,堆放在墙角的谷堆发烧,母亲又会念叨:“鬼天气!下什么雨,快点天晴……”。晚上,她必会守在电视机面前,认认真真收看天气预报。
谷子晒好了,入仓是个大问题,要用风车把秕谷分离出去。晒干的谷粒是一颗颗扎人的利器,更别提飞扬的谷芒。又小又细的谷芒无孔不入,沾到皮肤上奇痒难耐,用手抓出血痕也不能止,唯有咬牙忍耐。等最后一挑谷子装进粮仓,才如释重负地吁口气,拎上木桶和洗脸帕,一家人有说有笑跑到竹林里的水井冲凉。冰凉的井水滑过肌肤,通身说不出的畅快,多日的疲惫也一洗而尽。
忙完打谷子这件大事,农人也不得闲。
深秋天凉,草木萧瑟,红苕腾已经完成了它的使命,在秋风中逐渐衰老。静谧的山谷中,时不时听到挥锄的响动,那便是有人在挖红苕了。红苕多栽种在山地,为了挖苕,午饭后就要出门。翻过两座山,找到自家的地盘,深一锄浅一锄地挖起来。
同土地打交道的人,天生拥有敏锐的判断力,他能找到最好的角度下锄,一搂,四五个大红苕摆在面上。品相好的送去收购站,太小或是不幸负伤的便进了自家柴锅里。
大人挖苕,小孩负责清理裹着红苕的泥巴,白色的浆液沾到手上,立马变成黑色的斑点,洗也洗不掉。但小孩从不叫苦叫累。渴了,削根红苕吃,清甜的味道赛过商店里花花绿绿的糖果;累了,钻到小树林找红彤彤的野柿子,到山顶吹吹风、堆沙子;有时还能捡到一两朵羊肚菌,回家蒸着吃,比肉还香。那时我家穷,常常一月不闻肉荤,连味精这类调味品都是稀罕物。
埋藤、追肥、挖苕、淘洗,再翻山越岭送去收购站,几千斤红苕也不过换得百十块钱,连日常的嚼用都不够。土地就是无尽的苦海,农民在苦海中挣扎求生。没办法,越来越多的农人开始放弃土地,在遥远的他乡寻求生机。
今年大旱,方圆百里的土地都裂开狰狞的口子。果树、菜苗、禽畜没有不苦熬的,高温、干旱,每个问题都足以让农民焦头烂额,以至于颗粒无收。
此时我才明白“风调雨顺”的重量,那是几千年来与土地相依为命的农民最朴实、最诚挚的愿望:
愿旱情远离,来年风调雨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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