拜鲁迅所赐，每次说到藤野，都不自觉的加个先生，要不然总觉得哪里不对劲。
他的《藤野先生》这样描写恩师的登场：“解剖学是两个教授分任的。最初是骨学。其时进来的是一个黑瘦的先生，八字须，戴着眼镜，挟着一叠大大小小的书。一将书放在讲台上，便用了缓慢而很有顿挫的声调，向学生介绍自己道：我就是叫作藤野严九郎的……”后面，却再也没提及“两个教授”的事，实际上，从当时看，相比于藤野先生，另一位教授才是人生赢家。
用今天的话说，敷波先生是学生心目中的“男神”。他毕业于名校，又在当时日本最先进的东京帝国大学医学院进修了三年，他的绝技是双手持粉笔同时画解剖图和板书，他的课堂全部使用流利的德语教学。他出生在金泽市区的商人家庭，学生评价他“非常有都会气息”，万事积极，体育全能，尤其擅长击剑，在学生中人气很高。如果当年有“教学评估”的话，敷波先生大概常常要拿第一：讲授内容结合国际前沿，全外语授课，课堂效果好，注重与学生互动，课堂考核成绩理想。学生们给藤野先生的评价则是：“课太基础了，基础而乏味。”“太严格的老师，从来没见他有笑容。”“敬而远之的态度。”藤野先生的严格还体现他给学生的成绩上，鲁迅先生在仙台医专得到的最低分就是藤野先生给出的解剖学，59.3分，距0.7分及格，也丝毫不给关照，足以说明藤野先生的性格。
敷波比藤野大两岁，却比藤野早四年当上教授，月薪一千元，而藤野在教授里面是最下层的十二级，月薪只有六百元。其他教授每天都坐人力车到学校，只有藤野是步行上班的。
仙台医专虽然只是专科学校，对于教师还是有学历歧视的。1904年的十名教授之中，有六人毕业于东京大学，二人有外国留学经历，藤野先生属于出身最不好（爱知医学校）的，他也曾多方打听德国留学的可能性，后来因为口语能力的原因放弃了。相比之下，敷波要幸运得多，一九〇六年，作为学校重点培养的青年骨干，他被学校公派去往德国维尔茨堡大学留学两年。
一九一五年，仙台医专升格为东北帝国大学医科大学，凡是没有留洋经历的教师一律不获续聘。仙台医专原有十六名教授，只有六人得以留任，其中就包括德国留洋的敷波先生。既未留洋又无帝国大学医科学位的藤野先生被判定为不具备大学教授的资格，只有自动辞职。他先到东京进修临床外科，后又辗转多地，一直在找工作，但都没找到。最后，只好回故乡，当耳鼻喉科医生。
藤野先生，曾经的医专教授，在41岁中年之际被迫转行，回到家乡做了一名乡村医生，直至七十一岁老去。把握了时代先机的敷波，1915年留任东北帝国大学教授，1922年到冈山医科大学担任创校教授，开创了日本医学的胚胎发生学研究，在学界享有盛誉，1965年去世，享年93岁。
那么，为什么只有《藤野先生》没有《敷波先生》呢?鲁迅至为感念藤野先生的一点，是他对学生课堂笔记的批改。经研究发现，虽然鲁迅笔记中敷波讲义所占比例最大，然而现在可以辨认的批改笔迹绝大部分是藤野的，正如《藤野先生》所记，藤野的批改是最多也是最仔细的。当年敷波先生正在为去德国深造做准备，用于辅导学生的时间比较少。另外，藤野先生在受到日本学生孤立的时候，仍对这个异国学子抱有一腔热情，这正如一无所有的人仍对他人倾囊相授一般，是最令鲁迅感动的。“但一位先生却以为这客店也包办囚人的饭食，我住在那里不相宜，几次三番，几次三番地说。我虽然觉得客店兼办囚人的饭食和我不相干，然而好意难却，也只得别寻相宜的住处了。于是搬到别一家，离监狱也很远，可惜每天总要喝难以下咽的芋梗汤。”这位好心办坏事的先生，就是藤野先生，当时他任新生的副级长，级长即是敷波。
时至今日，木纳笨拙的藤野先生已成为在中国最出名的日本人之一，在家乡有了自己的纪念馆，而机巧顺畅的敷波先生连鲁迅先生都懒得提起，注定会消逝在历史的长河里。
摘自《被鲁迅记忆抹去的敷波先生》——吴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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