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天,在父母亲的千叮咛万嘱咐下,我肩扛行李袋踏上了到城里打工的征程。就像当年去部队一样，父母亲一直把我送至两公里外的一条乡镇公路边。
在汽车停稳，我准备上车时，父亲突然从口袋掏岀一张皱巴巴的五元钱塞到我口袋，我还没有反应过来，父亲便一把将我推上汽车。直至汽车走了很远，当我回头望时，父亲和母亲还站在路口，向我乘坐的汽车眺望，父亲穿着我在部队的旧军装因为过于肥大在风中猎猎地飘。汽车一颠一颠前行，父母亲也一晃一晃地变小。直至汽车拐了一道弯，父母亲才被一个小山头隔在另一边。“黯然销魂者，唯别而己矣，”此时的我鼻子一酸，一股莫名的液体涌入眼眶。唉！想必此时的父母亲一定比自己更难过十倍，百倍。
两个小时后，到了市里的汽车站，我提着行李下了车，从口袋拿出在走之前到村里文强家要的地址，又到车站门口的报刊厅买了一张本市地图，对着地图查找起来。
上个世纪九十年代电话都没普及,手机更是闻所未闻，到了一个陌生的城市，总是先在车站口的报刊厅买一张本市地图，然后按图索骥，选择自己要走的路线和要乘的车次。或者干脆打车，以我现在的情况打车定然是不行的，退伍回家两个多月了—分钱没挣着,而父母亲牙缝里挤出的血汉钱又怎能由我“挥霍”呢？
我扛着行李袋等车挤车，挤车又等车，辗转十多个站,十一点多才到达要找的那个工地。当我在机声隆隆的工地找到我们村的包工头文强时，差点没认出来。只见文强穿着蓝色的工作衣满身爬满了水泥点子，裤裆扯到膝盖处，里边的红色秋裤昭然若揭，脚下的鞋子也已面目全非，像是用水泥铸成的，再往上看安全帽和脸也未能幸免，可能是脸上擦汉的缘故，粗一道，细一道的，像是用灰色的彩笔画过一样。我正提着行李在工地伸着脖子东张西望，想找到我们村的随便一个熟人时。突然有人喊我“东旭、东旭”，我放下行李回头看了半天才发现不远处推着水泥车的文强。我要是在大马路上看到这身打扮的文强，打死怕也不敢认，我提着行李往前走了两步说：“你是文强哥吧？”
“对呀，认不出来了。”文强反问道。 我开玩笑道：“你不是包工头吗？怎么也累得这副鬼样子！”
虽然文强娶妻生子，也比我大不了几岁，农村里长大的孩子一般比较结婚早。我是刚从部队回来，否则怕也是拖家带口了。文强是我家邻居，小时候也曾经是玩伴，所以经常在一起开玩笑早已习惯了。这些年我在外当兵，和文强见面次数虽说很有限，但这有限的数次见面，给我的印像都是一副老板的作派，西装革履，头发整齐而油亮，胳膊下永远夹一公文包，每次他以这种打扮走进村里时，总有人拿他打盆：“大老板，又挣大钱了吧？”而文强的回答总是含糊其辞的两个字“还行，还行。”
又有人问：“大老板，能不能让我看看你那公文包里到底装得什么呀？”
文强便说：“机密文件，哪能随便看”，说完便从上衣口袋掏出红塔山给路边的人一路潇洒地发过去，那些人接过红塔山香烟一边点上，一边说：“看来文强在外边真成老板了。”
最近两年文强更是每年春节过后在村里的高音喇叭上公开招人，给村里不少后生解决了就业问题，虽然苦点累点，但农村里出生的孩子似乎天生不怕苦不怕累，他每次在高音喇叭上喊过都有不少村民趋之若鹜争先报名，于是又有不少村民联想：文强定是在外边承包了大工程，成了大包工头。
可眼前的文强怎么也难让人和那些“大老板、大包工头”联系在一起，此时文强习惯性地用袖子擦拭一下脸上的汉说：“包工头、包工头，干活就得带头。”打量了一下我又说：“不在部队呆着，来我这工程队干嘛？”
“呆不下去了呗，到你这里混口饭吃，听说你现在可是咱们村里的大老板。”我不自觉地又把目光投到他那开裆裤上，“越是大老板越得注意影响，看你的裤裆都扯到哪里了，也不怕秋裤扯破现场曝光。”
“满工地都是大老爷们，曝光给谁看？”文强突然又一脸正经地说“你在部队养的白白胖胖的，能受了这份罪？”
我也不苟言笑地回答：“能不能受了这份罪，干着瞧呗。”
“行，既然你决定在这里干，我肯定欢迎，你在这里先等一下，马上就到吃饭时间了，我再推两车就带你去吃饭，晚上就睡我上铺。”说完推起装满水泥浆的两轮车一漾一漾往大楼的龙门吊处走去。后边洒下一片一片斑驳的水泥，犹如阳光照在树上洒下的影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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