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管子》学习第238天《山至数 第七十六》第三部分

《管子》学习第238天《山至数 第七十六》第三部分

原文阅读

      桓公问管子曰：“特命我曰：‘天子三百领，泰啬而散。大夫准此而行。’此如何？”管子曰：“非法家也。大夫高其垄，美其室，此夺农事及市庸，此非便国之道也。民不得以织为縿绡而狸之于地。彼善为国者乘时徐疾而已矣。谓之国会。”

      桓公问管子曰：“请问争夺之事何如？”管子曰：“以戚始。”桓公曰：“何谓用戚始？”管子对曰：“君人之主，弟兄十人，分国为十；兄弟五人，分国为五。三世则昭穆同祖，十世则为祏。故伏尸满衍，兵决而无止。轻重之家复游于其间。故曰：毋予人以壤，毋授人以财。财终则有始，与四时废起。圣人理之以徐疾，守之以决塞，夺之以轻重，行之以仁义，故与天壤同数，此王者之大辔也。”

      桓公问管子曰：“请问币乘马。”管子对曰：“始取夫三大夫之家，方六里而一乘，二十七人而奉一乘。币乘马者，方六里，田之美恶若干，谷之多寡若干，谷之贵贱若干，凡方六里用币若干，谷之重用币若干。故币乘马者，布币于国，币为一国陆地之数。谓之币乘马。”桓公曰：“行币乘马之数奈何？”管子对曰：“士受资以币，大夫受邑以币，人马受食以币，则一国之谷资在上，币赀在下。国谷什倍，数也；万物财物去什二，策也。皮革、筋角、羽毛、竹箭、器械、财物，苟合于国器君用者，皆有矩券于上。君实乡州藏焉，曰：‘某月某日，苟从责者，乡决州决。’故曰：就庸一日而决。国策出于谷，轨国之策，货币乘马者也。今刀布藏于官府，巧币万物轻重皆在贾人，彼币重而万物轻，币轻而万物重，彼谷重而谷轻。人君操谷币金衡而天下可定也。此守天下之数也。”

      桓公问于管子曰：“准衡、轻重、国会，吾得闻之矣。请问县数。”管子对曰：“狼牡以至于冯会之日，龙夏以北至于海庄，禽兽羊牛之地也，何不以此通国策哉？”桓公曰：“何谓通国策？”管子对曰：“冯市门一吏书赘直事。若其事唐圉牧食之人，养视不失捍殂者，去其都秩，与其县秩。大夫不乡赘合游者，谓之无礼义，大夫幽其春秋，列民幽其门、山之祠。冯会、龙夏牛羊牺牲月价十倍异日。此出诸礼义，籍于无用之地，因扪牢策也，谓之通。”

字词注释

[1]特：人名。

[2]三百领：这里指天子所用的葬衣。即以厚葬方式散财。

[3]泰：过于。散：散财于民。

[4]非法家：即不得法的意思。法家，得法之家。

[5]垄：这里指坟墓。

[6]室：这里指墓室。

[7]庸：佣工，劳力。

[8]縿（shān）绡：这里指彩帛。

狸：通“埋”。埋藏，掩埋。

[9]争夺：此指分走君权。

[10]昭穆：昭穆是宗法制度对宗庙或墓地的辈次排列规则和次序。二世、四世、六世，位于始祖之左方，称“昭”；三世、五世、七世，位于始祖之右方，称“穆”。这里指同族同宗的关系。

[11]祏（shí）：宗庙之主。这里指祖宗牌位放在一起而已。

[12]满衍：犹言“漫衍”，很多的意思。

[13]决：斗。

[14]财：此指产生财富的资源。

[15]决塞：开合。

[16]辔：马缰绳。引申为掌握的大权。

[17]币乘马：货币计划。乘马即计算。币乘马包括货币数量和货币的运用方面的内容。

[18]三大夫之家：“大”字为衍文，当为“三夫之家”，即以三人一家为一生产单位。

[19]币：这里指货币的需求量。

[20]苟：如果，只要。

[21]矩券：刻物与数于券上。

[22]实：财货。

[23]就庸：僦佣，指雇佣运输的车和人夫。就，通“僦”。

[24]狼牡、冯会：皆地名。两地具体位置不详。有学者认为“狼牡”即“琅邪”，在今山东诸城境内。日：即“驲”，驿站。

[25]龙夏、海庄：地名。

[26]通：普遍施行。

[27]冯市门一吏书赘直事：依靠市场门口设立书吏，记录禽兽会聚情况。冯，据。市门，市场入口处。在此设吏。赘，会。直，值，数。

[28]唐圉牧食之人：蓄养交换牛马牲畜之人。唐，买马的地方。食，喂养。

[29]养视：奉养，照料。捍殂：病死逃亡。

[30]都秩：古代官职名称。

[31]县秩：官职名称。县秩高于都秩。

[32]乡赘合游：意谓在乡村聚会牛马，进行配种繁殖。《吕氏春秋·季春季》“乃合累牛腾马游牝于牧”，高诱注：“累牛，父牛也。腾马，父马也。皆将群游从牝于牧之野风合之。”

[33]幽：囚禁。

[34]扪：持。牢：价值。

译文参考

        齐桓公问管仲说：“特告诉我说：‘天子的葬衣定为三百件，平时过于节俭了所以要用厚葬方式散财于民，大夫也要照此而行。’这怎么样？”管仲说：“这不是法家的办法。大夫家修高高的坟头，建华美的墓室，这会侵夺农事和市场上的佣工，不是利国之道。百姓死后也不可用彩帛作为覆棺之物，深埋地下。那些善于治国的人只需掌握市场时机而采取有缓有急的措施就可以了。这叫运用国家的统计工作。”

        齐桓公问管仲说：“请问分夺国君权力的事是怎样出现的？”管仲回答说：“从宗亲开始。”齐桓公说：“什么叫从宗亲开始？”管仲回答说：“一国之君有弟兄十人，就得分封为十个邦国；有弟兄五人，就得分封为五个邦国。传三代之后彼此仅是同族同祖的关系而已，传十代以后，仅是祖宗牌位放在一起的疏远关系了。这些人争夺起来伏尸满地，争斗无休无止。轻重家们游走在这些邦国之间乘机谋利。因此说不可把土地封建给他人，不可把财富资源授予他人。财富资源的使用可以终而复始，与四时运动的起落相呼应。圣人总是用缓急不同的策略来掌握它，用政策的管控与疏放来控制它，用轻重理财之术来夺取它，用仁义之道来支配它，这样就能够与天地共长久。这才是成就王业的君主应掌握的大权。”

        齐桓公问管仲说：“请问关于货币的计算筹划。”管仲回答说：“先确定三夫一家为一生产单位，六里见方的土地向政府提供兵车一辆，出二十七人作为兵车士卒。至于货币的计算筹划，是以六里见方的土地为单位，搞清楚这些土地肥瘠各占多少，产粮数量多少，粮价高低多少，六里见方土地需要货币多少，粮价最贵时需要货币多少。因而所谓货币筹划，就是把方六里的货币需要量作为基准，以之推算全国需要的货币总量。使货币的数量与全国的土地数量相适应。这就叫作货币的计算筹划。”齐桓公说：“货币计算筹划的理财方法应如何实行？”管仲回答说：“士人俸禄用货币支付，大夫封邑租税也以货币支付，人夫、马匹等开支也以货币支付，这样，粮食就全部控制在国家手里，货币却散布流通在社会。令粮价上涨十倍，因为此法；其他物资因粮贵而降价十分之二，也是因为此法。皮革、筋角、羽毛、竹箭、器械及其他财物，如果是合乎国家器材制作规格和君主需用的，都必须要在文书上登记种类数目。国君的财货本来就是贮藏在各乡各州的。因而可以下令说：‘某月某日，若与国家有债务关系的，都可在本乡本州就近解决。’这就是说，雇用车马人夫运物送粮一天时间就可以办完。国家财政取决于粮食，令国家物资丰厚之策，正是货币计算筹划的作用。如今钱币贮藏在官府，而巧妙使用货币和操纵物价的都是商人。市场上币值上升则物价下降，币值下降则物价上升，粮价随时而体现高低变化。国君如能掌握好粮食、货币、黄金的平衡关系，天下的经济秩序就可以稳定运行。这就是控制天下的办法。”

      桓公问管仲说：“平准之法，轻重之术以及国家会计等事情，我都知道了。请问县的理财方法。”管仲回答说：“从狼牡到冯会的驿站，从龙夏以北到海庄，是禽兽牛羊生长的好地方，何不利用这个条件来贯彻国家理财之策呢？”齐桓公说：“什么是普遍施行理财之策？”管仲回答说：“依靠市场门口的书记之吏，记录会聚市场的牲畜数目。若是从事牧养的官员，照料牛马没有病死逃亡的，就把他的俸禄从都级提升为县级。大夫不按时至乡村聚会牛马进行配种繁殖的，就叫目无礼仪，就禁止其参加春享秋尝的祭祀。一般百姓有此行为的就禁止其参加任何祭祀。冯会、龙夏一带牛羊的月价将比往日上涨十倍。这是从祭祀礼仪出发的，从山林无用之地取得收入，趁势把持其价值的政策，也就称之为普遍施行。”

核心内容解读

      文中批驳了桓公借特提出的厚葬论。管子认为大夫高其垄、美其室的行为会影响农业生产和市场交易。这种行为会导致农民无法专心于农业生产，进而影响国家的经济基础。农业是国家经济的根本，任何影响农业生产的行为都是不利于国家发展的。管子提到“非法家也”，这表明他认为大夫的行为不符合法家的治国理念。因为这些行为会导致民众无法正常生活和工作，具体表现为“民不得以织为縿绡而狸之于地”。这意味着大夫的行为会剥夺民众的基本生存权利，导致社会的不公平和不稳定。一个国家要想长治久安，必须保证民众的基本生活和工作权利。他主张“彼善为国者乘时徐疾而已矣”，治国者应该根据时势的变化来调整政策，而不是一味地追求个人利益。治国者应该以国家和民众的利益为重，顺应时势，灵活应对各种挑战，才能实现国家的长治久安。

      文中论述分封制的弊端。管子说，权力和利益的争夺往往“以戚始”，源于亲属之间的分封和继承问题。君主有多个兄弟时，会将国家分封给这些兄弟。这种分封制度在初期可能维持了一定的平衡，但随着时间的推移，尤其是到了第三代和第十代，亲属关系变得复杂，“三世则昭穆同祖，十世则为祏”，引起内部权力的争斗和混乱，最终会导致大量的伤亡和持续不断的战争，“伏尸满衍，兵决而无止”。这种局面不仅破坏了社会的稳定，也使得国家陷入长期的动荡之中。在这种动荡的局面中，轻重之家，即那些掌握经济和权力平衡的人，会在其中游走，进一步加剧了争斗和混乱。文中提出了解决之道，提出圣人的治国纲领应为“理之以徐疾，守之以决塞，夺之以轻重，行之以仁义”。即圣人应当通过缓急有度的治理方式来应对这种局面，具体来说，圣人应当通过决断和封堵来控制局势，通过轻重权衡来进行调节，并且以仁义来施行治理。这样才能与天地的运行规律相一致，实现长治久安。

      桓公问管子关于“币乘马”的问题，管子详细解释了这一概念及其实施方法，主张“人君操谷、币、金衡，而天下可定也”。管子解释说，“币乘马”是指在一个国家内进行货币的分配和使用计划。具体来说，它包括了对土地、粮食产量、价格等因素的详细调查和计算，以确定货币的需求量和发行量。例如，在方圆六里的地区，调查土地的好坏、粮食的多少和价格，然后估算出该地区需要多少货币，并以此为基础推算全国的货币需求量。他进一步解释了如何实施“币乘马”。士兵、大夫和人马都需要通过货币来获得资助、封邑和食物。这意味着国家的粮食储备在上，货币储备在下，通过这种方式来平衡国家的经济。他还提到，国家需要对各种物资进行详细的统计和管理，如皮革、筋角、羽毛、竹箭、器械等，并为这些物资建立标准的凭证，以确保国家的资源能够有效地分配和使用。管子指出，货币和物资的关系是相互影响的。当货币重时，物资轻；当货币轻时，物资重。这意味着货币的价值和物资的价值是相对的，通过调控货币的发行量，可以影响物资的价格和供应。他还强调，国家需要掌握粮食和货币的平衡，以确保国家的稳定和繁荣。管子再次强调，国家统计工作的重要性。需要调查每个乡镇的田地、人口、生产情况等，以确保货币发行的合理性和有效性。这种详细的统计工作被称为“泰轨”，是国家管理的重要基础。只有进行详细的统计工作，才能获得准确的数据来支持货币的发行和管理。在历史上，清朝也曾设立专门的机构来管理货币政策，如币制调查局和币制局，这些机构负责调查和改革币制，以确保国家经济的稳定。这些历史实例表明，管子的“币乘马”思想在实际中有其应用价值，并对后世产生了深远影响。

      桓公提到他已经了解了“准衡、轻重、国会”等治国方法，但希望进一步了解“县数”的相关问题。管子在这段内容中论述轻重之术在畜牧业中的应用。文中提到的“狼牡”、“冯会”、“龙夏”、“海庄”等地名，虽然具体位置不详，但大致可以推测这些地方是当时的牧场或驿站。这些地方以畜牧业为主，牛羊遍地，是重要的经济资源。管子提出“通国策”，就是指通过合理管理和利用这些牧场资源来实现治国的目标。他建议在市场门口设立书吏，记录牲畜的主人及其价值，并对从事畜牧业的人进行管理和保护，以确保牲畜不被盗窃或逃亡。还有一系列具体措施，包括去除不必要的官职（都秩、县秩），禁止大夫在春秋祭祀中使用牛羊，并在出门时进行祭祀等。这些措施都是为了更好地管理和利用牧场资源，可以使牛羊的价格在特定月份上涨十倍，从而增加经济收益，实现治国的目标。

《管子》学习的背景知识

中国古代货币史（一）

一、产生货币的社会背景

        货币是在商品交换中产生的，应当以商品交换的存在为前提。固然商品交换不一定需要货币，可以用物与物交换的办法；不过物物交换有许多不方便，尤其若是可供交换的物品的种类增加，实物交换的困难更多。所以实际上在交易行为发生之后不久，必然会产生出货币来。

      交易行为在中国社会中发生于哪一个阶段呢？这是一个难以确定的问题。古书中有说在神农氏的时候（公元前3318—前3079年）就“日中为市，致天下之民，聚天下之货，交易而退”的。又有说唐尧的时候（约公元前2188—前2067年），“以所有易所无，以所工易所拙”的。这些话自然不可靠，而且真假在这里不大重要，因为讲的是物物交换，同货币没有关系。至于说，神农氏的时候，就有金、刀、龟、贝，以通有无；或说高辛氏（公元前2275—前2176年）以前就有龟、贝、金、钱、刀、布之币以通交易；或说黄帝采铜铸刀，或说禹、汤以金铸币，那都是没有根据的话。

      从近年的发掘，得知在相当于传说中的神农氏和黄帝的时候，中国的各民族，最先进的也还刚进入新石器时代。虽然已经有单色陶器等工艺品的制作，但并不能证明有交易行为的存在，更不能证明有货币。

      就是周武王“发鹿台之钱”的话，也是不可信的。那是战国时人的依托，替一些成了偶像的人宣传。有人说钱字是指农器。这种解释也不妥，原文是钱和粟并称。如果原文可靠，那就只能是指货币，但原文不可靠。近年发掘的西周墓中，器物虽多，却没有钱币。

      证诸某些原始部落的情况，我们知道：各种民族，在其还只会使用石器的时候，是过一种共同生产、共同消费的生活。在那种社会里，往往还没有产生出家庭来，男女乱婚。各种日用品，多是平均分配，没有私有财产，也没有交易的必要，自然没有货币可言。有时各种部落之间的有无相通，也是用交换礼物或用抢劫的方式，不用货币。这种社会普通叫作原始共产社会。

        人类社会的发展，是有一定的阶段的。原始社会的部落之间，彼此难免发生争斗，因而产生俘虏。这种俘虏后来就成为胜利者的奴隶，替胜利者卖力。如果一个社会有许多奴隶，他们担当了主要部分的劳动，那么，这种社会就可以称为奴隶社会。在奴隶社会中，会产生商业行为和货币。不过奴隶社会应当也有等级，要看当时生产力的高低。人类使用奴隶，当然是为榨取他们的劳动。人类在原始时期，生产力很低，一人的劳动往往还不能维持自身的生活，在那时对于俘虏都加以杀戮。后来之所以豢养俘虏，不加杀害，一定是因为生产工具进步，劳动生产率提高，使奴隶劳动产生出剩余价值来。这种剩余价值如果只足够维持奴隶主及其家属的生活，也不会发生大规模的交换行为，因而也不会产生货币。这种奴隶社会我们可以名之为低级奴隶社会。一定要剩余劳动的产品多于奴隶主及其家属的消费量，才会用来同其他奴隶主交换别的产品；这种交换，也不一定要用货币，可以用物物交换的办法；不过随着交换规模的增大和交换次数的加多，货币是会产生出来的。外国古代有些已证实了的奴隶社会，如巴比伦、埃及、以色列、希腊、罗马，都有货币的使用。这种奴隶社会，我们可以名之为高级奴隶社会。

        中国古代社会到底是怎样一种情况呢？由于历史数据的不充分，还不能下肯定的断语。一些研究社会发展史的人提出各种不同的见解。有人说夏代以前是原始公社，夏代以后，在同一民族内，由于生产的分业而出现各家族间的交换，因而产生货币。另外有人说殷代还是原始公社，到殷末才演进为奴隶社会，后来商业繁盛，才产生真正的货币。有些人以为西周已是封建社会，另有些人则以为西汉还是奴隶社会。这些学者所掌握的历史资料还是不够的。

      我们在这里不必讨论原始公社的问题，因为在那种社会里，既没有货币，同我们的问题就没有关系。货币产生于夏代之说，完全是一种臆测，并无根据，因为夏代有没有交换都无法知道，怎样能说有货币呢？

      殷族的情形由卜辞的记录可以看出一些，但因为资料还不充分，许多问题还不能下断语。我们只知道殷族是从游牧生活进入到农殖生活的，游牧生活的色彩还很浓厚，这从当时用牲的方法上可以看出来；而且殷族迁都的习惯是大家所知道的。在盘庚时已经有人反对迁都，大概当时农业已相当发达，有人不愿意抛弃辛苦开垦的农地。卜辞中禾、黍、来、麦、蚕、桑、丝、帛等字常见，关于农事的记载也不少。

      对于殷代之为奴隶社会一点，同意的人比较多，尤其是关于殷代末年。但所谓奴隶社会，应当是说在那种社会里面，全部或大部分的生产劳动，是由奴隶来担任。卜辞中再次提到“众黍”两字，“黍”字是耕作的意思，“众”字照字形讲，应当是太阳底下的人，或释作野外劳动的人，本不一定是指奴隶，不过在后来的彝铭中有用众来作赔偿的记载，所以众可能是奴隶，但单是有奴隶的存在，还不能说是奴隶社会，必须一切的耕作或大部分耕作是用奴隶劳动，当时的社会才可以说是奴隶社会。否则只能说当时有奴隶制度存在，而不能说是奴隶社会。奴隶制度是到20世纪还存在的。

      殷人常从事对外族的战争，如伐鬼方等，这是奴隶的主要来源。不过当时的社会经济，并不需要大规模的奴隶劳动，因为那时的生产几乎完全限于农业，农业社会是自给性很大的，本社会内不会有大规模的商业行为发生。而当时并没有一个工业发达而需要农产品的邻国。在卜辞中看不出有什么国际贸易的存在。

      所以中国在殷代的情形，和希腊、罗马古代的情形不同。希腊、罗马古代，已有大规模的对外贸易，已使用金银为货币，人民的物质生活水平相当高，他们使用奴隶，是为榨取奴隶们的劳动以换取外国的金银和奢侈品，来供自己享受。中国在殷代，既没有大规模的对外贸易，物质生活水平也不高。生产活动范围限于农业和渔猎；如果使用大规模的奴隶，则榨取出来的剩余价值，也不过是些五谷、鱼、畜等，这些东西当时无从向他处换取奢侈品，奴隶主自己也不能增加消费，一年一年堆积下来，结果仍是损耗浪费。所以即使中国当时是奴隶社会，也是低级奴隶社会。奴隶的生产，也不如希腊、罗马一样是商品生产，而是一种家庭式的消费生产，规模是不会很大的；偶然有交换，也以物物交换为主，真正的货币还不能产生。

（未完待续）

参考资料

《中国货币史》，彭信威，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20年02月

《管子译注（全二册）》，谢浩范；朱迎平 译注，上海古籍出版社，2020年12月

《管子（全二册）——中华经典名著全本全注全译丛书》，李山 轩新丽 译注，中华书局，2019年4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