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常饭》四
孔令智进村
李直
孔令智抵达十顷地时，已过了午饭的时间。十顷地的百姓们，不管是吃米还是吃糠，不管吃咸菜疙瘩还是炖白菜萝卜，午饭都会天天照吃不误。至于晚饭，就不确定了，个别人家，比如艾振余那样的困难户，就未必天天都吃。粮食不充裕，自然就减掉一顿晚饭。
孔令智在村口停了一会儿。在他眼前，呈现着两种颜色，黄和绿。房屋是黄的，院墙是黄的，街路是黄的，在明亮的阳光下，这种黄显得十分霸道，它们连成一大块，劈头盖脸的向人直扑过来，如同一种能量无穷的击打力，随时都会以钝器锤打在人身上，让人不自觉地后仰一下。而绿色则不然，它们属于黄色的点缀物，东一点西一点，历历可数，可怜巴巴的在阳光下瑟缩着。这是仅有的几棵树的颜色，有榆树也有杨树。
孔令智有点眩晕。一方面是由眼前的大块大块土黄引起的，另一方面也由于饥饿。这天早晨，他没来得及吃饭。因为早班车六点就发车，他五点半才醒。起床穿衣，急急忙忙的奔向汽车站，买了一个面包就上车了。哪知道这个面包正好把吃饭的事扰成了二加四。十点钟下车到公社报到，肚子还是饱的，再加上没到午饭时间，他没吃东西也没买上点吃的东西，拿了介绍信就直奔十顷地了。三个多小时的步行，早把那个面包消耗光了。
他想打听打听生产队在哪儿，但转念一想，这个时间，人们都在睡午觉，生产队肯定没人。他便打定主意，直接去找队长，当然，这也需要打听。队长是谁，队长住在哪儿，他全不知道。
进了村子，走到一个在院门口，他站住，向院里张望。静悄悄的，连猪鸡鸭狗都没有活动。他意欲进院，但在即将跨入院门时顿住了脚步。他心想，这样会不会很唐突？便又退了出来，赶往下一个院门。他心中暗想：总会碰见人的。
就这样，一个又一个院门的走过去，孔令智始终没看见人影儿，也没听见人声儿。在一个院门口，他曾下决心进院，进屋，问问队长叫啥名字，住在哪儿。在已跨入院门四五步时，他又急匆匆的退了出来。他觉得这种行为非常不妥。
走过了半条街，孔令智终于遇见了一个活物，是一口老母猪。它极瘦极瘦，骨头从毛皮内支棱出来，和支帐篷似的。别看孔令智出生在大城市，也在大城市里长大，是个道道地地的城人，对老母猪还是有些了解的，不过都是从科教片里。尤其那些快耷拉到地面的奶头，使他一下子就能认出来这是老母猪。老母猪看了他一眼，顺着墙跟走了几步，停住，又看他一眼，便开始在墙根处蹭痒痒了。
孔令智看着这口老母猪，有三四分钟没挪动脚步。他凝视着它的每一个动作，听着它的一连串呻吟。他觉这呻吟很有韵味，高低错落，长短相杂，似乎颇合音律。
孔令智是一个京剧演员，极擅演小生。再加上他清俊的外貌和匀称的身材，曾经是十万平方公里方圆内名声最响的京剧名角。但因姓孔，系孔子的正派嫡亲传人，“文革”一动，便由京剧团下放到旗文化馆。而文化馆也觉得此人是颗定时炸弹，或是一包强力毒药，便早就有心思把他打发到乡下来。这回终于逮到了机会，把他派下来教京剧，哪知到了公社，公社根本没让他停脚，前后不到半小时，就打发他来十顷地了。
蹭了一会儿痒痒，大概老母猪感觉到了很舒服了，就改变了呻吟的音调和旋律。作为深通音乐者，孔令智迅速判断出来，老母猪的音符已上升到五位，旋律也渐趋复杂，最让他感兴趣的是，老母猪的呻吟变得悠远绵长，含着淡淡的忧伤，这不免让他有点吃惊。
又过了一小会儿，老母猪的呻吟改变了内涵，他从中捕捉到了呻吟中的特殊韵味。似乎蕴含着畅快淋漓的兴奋。他便努力地打量这个面相丑陋的动物，无形中忆起了多年前与妻子的床第之欢。那已是很久以前的事了，“文革”一开始，刚传出要下放他的信儿，妻子便在第一时间与他离了婚，孩子跟了妻子，随了妻姓，与他彻底划清了界限，若不是月月需要邮抚养费，他已经忘记了自己有孩子了。
他们刚结婚的那会儿，几乎天天有床第之事，天天会听到类似的呻吟。妻子是戏校的一枝花，专攻青衣。毕业后，他俩进了同一个京剧团，俩人都是台柱子，被誉为金童玉女。现在，他想起了在记忆中消失了很久的前妻。
老母猪蹭过了这半边，又蹭那半边。身上沾了一层黄土。蹭完了，舒坦了，便顺着墙跟趴下。不过，它仍在呻吟。现在，呻吟中没有了忧伤，也没有了兴奋，而是一种漫长的回忆，类似于一个人的哼唱。
“嘿，干啥的？”有人在孔令智耳边说话。
孔令智脑子里很乱，老母猪的哼唱，记忆中妻子的面容，久已逝去的床第之欢，还有挥之不去的女性独有的呻吟，在脑子里缠成一团。让他竟没听见有人对他说话。
“问你呢，干啥的？”又是一声问。
这回，孔令智听见了。他一扭头，见问话的是个女人。三四十岁的年纪，衣衫破旧，头发篷乱，满身满脸的穷形怪相，但他略一加细，尚能辨出此人眼角处、嘴廓边，依然残留着些微的娇俏。
“咋的，没见过老母猪呀？”那人又问。
“见过，见过。”孔令智回答。
“见过还这么看。光棍三年，见老母猪赛刁婵。”那人说了一句，转身走开了。她没要求孔令智回答。
对话就这么结束了。孔令智听了这话，赶紧离了老母猪，走出了四五步，忽然想到了打听队长是谁住在哪儿的事儿来。便急忙回头，跑了几步，追上了刚才问话的人，向她打听。
“袁守忠，住那儿。”
只这么六个字，孔令智就寻到了袁守忠。袁守忠看了介绍信，打量了一眼孔令智，问他：“你会做饭么？”
“不会。”孔令智回答。
开头就问这个话，有缘由。从介绍信中，袁守忠得知，孔令智是派下来教京剧的，要教会一出戏，还得把戏排练出来，不是三天两早晨的事。吃饭是首先要考虑的。即不会做饭，那就得吃派饭了。袁守忠问他：一天四毛钱伙食费行不行？
孔令智在心里计算了一下，觉得多了点儿。他每月工资二十四元，孩子抚养费六元，给母亲赡养费三元，余下的就不多了。于是他便问每天三毛行不行。一天三毛，每月还能多剩下几元。
“行是行，那你就得去困难人家搭伙，不能派饭了。人家吃啥你吃啥。”袁守忠说。
“吃上饭就行，不管啥人家。”孔令智一口答应。
听了这句话，袁守忠心里就有了底。他打量了一下眼前这个京剧老师，长得颇像《沙家浜》里的郭建光。衣服鞋子虽是旧的，上了补丁，却干净整齐。最主要的是，他判断，此人不是奸狡之徒，脸上挂着副经不得风淋不得雨的孱弱，估计不是个胆大的主儿，或者是个吓破了胆整怕了的，不会动辄挑肥拣瘦。于是，他就领着孔令智去了艾振余家。
“咱要去的这家呢，是咱村的困难户。困难户嘛，日子是难了点儿。但一日三顿饭还能行。可能吃得差点。若你去了，一天三毛钱的伙食费交上，对他们也是个帮助。就算你救济了一个困难户。我告诉他们，确保净米净面，决不让你吃糠。你看这样行不行？“
俩人边走边说着这样的话。这个时间，十顷地的人们已经睡醒了。陆续有人出现在土街。打着哈欠，伸着懒腰，也有人叼着烟袋，或烟卷儿。
“大哥，这是谁啊？“有人问袁守。
“老师，教咱唱戏的老师。“袁守忠回答。
“哎呀，教咱唱戏的老师呀————”几乎所有的听了这话的人，都是这句答词，接着便随在后边，大伙边走边聊，没多大一会儿，就聚成了一个人疙瘩。在街路上移动。
“这是去哪儿？”有人问。
“去艾振余家。”袁守忠答。
“妈呀————”又是一声惊呼。也是人们一块发出来的。接下来的时间里，人们不再说话了。街路上只有脚步声。
“就是这家，到了。”走过了一段路，袁守忠说。
有院子，也有院门，但都等于没有。院墙很矮，只有二尺高，实际上是一溜墙茬子。由此可辨出院子的边界。院门呢，只能算作矮墙的一个豁口。一共三步宽。其实，根本用不着这个院门，从任何一个方向，任何一个地方，都可以进院儿。那院墙，连鸭子都挡不住。
院子中间，确实有三间土房，明显比左邻右舍矮小。最明显的是屋顶长满了蒿草，已淡淡的泛绿了。新生的草与前一年留下的枯草杂在一起，黄中杂绿，绿中有黄，颇具油画效果。
东面的窗口，安着窗户，西面的窗口，则用土坯堵着。乍看上去，这一幢房子，如同一个独眼龙。
孔令智打量了一下，前后左右的人家，离艾振余家的房子都有一段距离，根本算不上是邻居，中间都隔着两个院或三个院的光景。艾家的房子，像个孤伶伶的小土包，矮耷耷的趴着，一副被抛弃没人理的模样。
这时，人们并没急于进院儿，而是在大门口挤着，似乎对艾家都很陌生、从没进过门似的。有一小忽儿，没人移动脚步，也没人出声，艾家院门处格外安静。或许趁着这一阵儿安静，一只黄鼠从窝里窜出来，立起身子，抱着前爪向人群了望。
“看，大眼贼（黄鼠在十顷地的俗称），大眼贼。”有人低声说。
“瞭高呢。”又有人接了一句。
这只黄鼠胆子奇大，它抖抖两只前爪，晃晃脑袋，越发仔细地打量这一大群人。实际情况是，艾家门口从没聚过这么多人，连最好串门子的，也不会到艾家来。人们都嫌艾家过日子不得法。其实，艾家只有一个不足，懒了点儿，日子穷了点儿，别的，真没有什么大的过错。一家子四口人，不管大人还是孩子，都是老实诚恳的人，即不坑蒙拐骗，也不溜门撬锁，甚至都不会多嘴多舌。
“看，大眼贼，胆子挺大。”有人放大了声音。“这东西一般都住山上，啥时进村了，还进院了，破规程了。”
的确是这样，黄鼠虽然是害兽，糟踏粮食，但都在田野里活动，一般不进村。这回不仅住进了艾家，而且还敢向这么一大群人示威。
“嗨，看它啊，看它，还长了筋性了，不错眼珠地盯着，咋的，不认识呀。”有人这样开玩笑。
此时，有谁若略略的慌一下神，或者猛地一眼扫过去，这只黄鼠在人的视野中，就不像野兽了，而像个袖珍的婴儿，或已成形的胎儿。曾经，生产队羊圈里就埋了和它大小差不多的一个胎儿，有胳膊有腿儿的，鼻子眼睛都齐全，不知从哪来的，也不知是如何到了羊圈里的。人们猜了半年多，也不曾找到他的母亲，至今已过去一年多了，仍是一桩悬案。
看见了这般模样的黄鼠，人们自然而然就联想到了那个“羊粪孩”。那天，羊倌发现了他，就把他挂在树上供人参观。人们曾围着他端详，七嘴八舌的猜测他的来历。当时，这事是轰动十顷地的一件大事。
“我看，八成是‘羊粪孩’借尸还魂了。”看着黄鼠这般模样，有人说。
这种话一出来，人们就开始在人群中搜寻。当他们确定没有某人和某人后，便说：“快，快去告诉胡挺玉，抱儿子来吧。”人们认为“羊粪孩”的父亲是胡挺玉。胡挺玉是本村胡家的大儿子，两只牛蛋子眼，一副大身板，拳头和小三盆似的，一拳能打倒一头驴，没人敢惹他。
“光他一个人不行，还得告诉明国云呀，要不，‘羊粪孩’缺爹少娘的，心里不好受。”人们还确信，“羊粪孩”的母亲是明国云，是她偷偷的把没足月的胎儿生在了羊圈里。明国云是明国立的亲妹妹，还没出嫁。人们觉得她平时喜欢大说大笑，爱用眼睛瞟人，就认定那胎儿是她生的。
人群一阵子哄笑。
动静很大，惊扰了艾家人。木板门“咣啷”一声敞开，一个全身一丝不挂的孩子出现在门口。也就在同时，黄鼠飞快地一竦身，钻洞了。
出现在门口的赤裸小孩是个女童，五六岁的样子，是艾振余的二女儿。她瞪大眼睛看了看众人，赤脚跑到西窗下，蹲下撒了一泡尿。
“去，细妮，叫你爸你妈起来。”袁守忠大声喊。
已用不着喊了。踩着这句话的尾音儿，艾振余从屋里出来了。他见院门口处聚了这么多人，吃了一惊。见人们向屋门口走来，越发惊慌，回身向屋内喊了句：“哎，快穿裤子，队长来了。“显然，他是说给南亚芳的。
“老艾呀，这是给咱教戏的老师，姓，姓————”袁守忠忘了孔令智的姓名，转身向他求助。孔令便回答道“姓孔”，袁守忠就接着说下去，“姓孔，孔老师。”
没等袁守忠有下话，人们就高声议论起来：
“妈呀，姓孔呀。”
“是呀，从没见过姓孔的呢。”
“胡说，咋没见过，那天，在大会上，批判的那个孔老二，不就姓孔吗？”
“瞎说，孔老二是古代的人，是活人吗？我说的是活人，你当孔老二还活着呀。”
“那可没准，兴许他和孔老二是一家子呢。那还不顶算孔老二还活呀？”
“你长一张嘴是干啥的呀，胡说的呀。姓孔就和孔老二一家子呀，那姓毛就和毛主席一家子呗。”这个说话的人转了一下头，把人群中的一个人拽过来，“毛玉峰，你说说，毛主席和你是一家子吗？”
毛玉峰摇摇头，说：“不是，咱可高攀不上。”
“看，咋样，若玉峰和毛主席是一家子，还会呆在咱十顷地呀，早就进北京了，最差，也得当个公社干部。还能和咱似的，当老社员？”
人群又是一阵子笑。
笑声平息，孔令智说话了：“各位乡亲，我姓孔，叫孔令智，和孔老二确实是本家，算下来，我是孔老二的七十六代孙。”
此言一出，犹如爆炸了一颗干冰弹，刹那间将气温降到了零下三四十度，把人们的表情瞬间冻住了。大伙本能地后退一步，仿佛孔令智身上绑着炸弹似的。
这么一来，艾家的院子中间，只有袁守忠和孔令智二人了，别人都退到了七八米以外，围成了一个稀薄的人圈。
人群四散的动作异常迅速，几乎瞬间就完成了。而且无一例外，所有的人，脸上都是一副万分紧张、万分严肃、万分警惕的神情。更意外的是，人们都很留意地看看身后，观察一下退路。好在艾家院子四敞大开，从哪个方向都可以迅速逃离。
“看看你们，看看你们，蚊子心跳蚤胆。来了个姓孔的，就把你们吓成这样。要是来了个姓蒋的，还不把魂吓掉了哇。”袁守忠笑着说，然后捏捏孔令智背上的行李包，又在他腰上摸了摸：
“啥也没有，啥也没有，即没有手枪，也没有炸弹。嗯，这是啥————”他的手在孔令智的腰眼处停住。
仅仅“这是啥”三个字，就把十顷地的百姓吓得如遭了枪的麻雀，人们忽地一下四散而去。这中间，有摔在沙坨子上的，有滚进乱草丛中的，也有被倒下的人绊了脚的，这样的人更响亮更沉重摔倒在稍远一点的地方。虽倒下，见别人正在奔逃，听见他人的脚步声在耳边震响且远去，便一轱辘爬起来，没命地窜了几步，赶上了人群。
逃了一阵，没听见枪响，也没听见爆炸，便有人停下了脚步，跑在他近旁的人，见有人停下，又跑了十来步，在离他略远的地方停下。就这样，三三两两的，人们都站稳了脚跟，互相用眼神探询一番，再向艾家院子看去。
已经离艾家很远了，甚至那院里的人影，猛一眼看上去，都有点模糊了。幸好艾家四周即无围墙也无树木，更没有邻家的建筑，一眼看过去，还能瞄清楚站在艾家院子里的人。人们看出来，依然是袁守忠和孔令智，依然原模原样的一左一右站着。只不过孔令智放下了右手提着的网篮，网篮内有一个洗脸盆，白色的，十分耀眼。这只空出来的右手扬着，抓着一副竹板，说快板书专用的。
“吓我一跳，我还以为腰里别着枪呢。”有人略带惊竦的说。
“别把枪不算啥，单子崩，他得一个一个地打，瞄准一个放一枪，放一枪只能打倒一个人。我觉得他腰里挂着炸弹，那东西可了不得，轰隆一炸，有多少人炸死多少人。”又有人在这儿充明白人。
“瞎说吧你，他敢放炸弹？那不把他自己也炸死了了吗？”有人反驳他。
这样说着话儿，人们又向艾家聚过来了。
“这你就不懂了，扔炸弹的人比咱动作快，炸弹一离手，他就卧倒，卧倒你懂吗？不懂吧，就是趴下。炸弹那东西，只炸站着的，炸不到趴着的。”又有一个人这样说，似乎更明白。
“是是是，小寡妇的男人不就是那么死的吗？别人扔炸弹，他跟着去听响。人家扔出去卧倒了，趴下了，他直目瞪眼的站着，当下就把脑袋炸没了。”
讲了这个实例后，人们仿佛明白了手枪和炸弹的区别。
竹板是孔令智随身带来的一件乐器。另外还有笛子和京胡、板胡。这些都裹在被子里。他一扬手，叭叭叭地打了几响，这声音在宁静的午后格外清脆悦耳。
“看看你们，看看你们，你们自己看看自己，还有没有点样儿。人家孔老师的一副竹板子，就把你们吓得和兔子似的，要是真的带个枪呀炮呀的，还吓死你们了呢。”袁守忠笑着说。
孔令智也笑了：“我不是军人，不会打枪，也没摸过真栓，演戏时拿的，全是假枪，就是一块木头，就是个样子，即没扳机也没子弹。刺刀也是假的，木头片上涂了银粉，砍不了人。”
“那是肯定的，演戏嘛，都是假的。”人们附和着。
这会儿，艾振余，南亚芳，还有艾家的两个孩子都走上前来。俩孩子一模一样的一丝不挂，见了人也不知道害羞。她俩倚着母亲的腿站着，打量着孔令智。孔令智发现，孩子的们脸上和身上污迹斑斑，手肚大小的点子，巴掌大的污痕，到处都是。
在场的人，似乎见怪不怪，没人在意这两个孩子，大伙都盯着孔令智打量。仿佛他是个变戏法的艺人，身上藏着无穷无尽的稀奇古怪的东西。
“不知道你们是咋想的，也不知道你们同意不同意，我就把孔老师领来了。在你这儿吃，在你这儿住，一个月九块钱伙食，老艾，咋样？”袁守忠说。
艾振余和南亚芳一直盯着孔令智，似乎没听见袁守忠说的话。孔令智一身灰布衣服，打扮得像电影里的八路军战士。衣服已旧，袖口，领口，裤脚都磨麻了边，膝盖，屁股，肘和肩，都上了补丁。灰色已褪去大半，整个的泛白。脚上是一又解放鞋，鞋面的黄色也和衣服一样，偏白。但自领口至脚背，干干净净，连个水点都没有。
“孔，孔老师，你有帽子吗？”艾振余问。
“有，我现在戴着两顶帽子，”孔令智说，“一顶是白专典型，一顶是右派。白专典型这顶帽子，确实该戴，因为我把大量的时间和精力都用在了捉摸唱功上，脱离了人民群众，脱离了社会实践。右派这顶帽子，咋说呢，当时就给扣上了，两顶帽子，两顶。”
“不是那种帽子，我说的是这种，”艾振余往脑袋上比划了一下，“戴在脑袋上的这种。”他有点着急，跨上一步，双手笼成一个罩，往孔令智脑袋顶上比划了一下。
“你要是戴上一顶这样的帽子，你就像一个人了。”艾振余说。
“像谁？”人群中有人发问。在十顷地人的印象中，艾振余似乎从没说过这么多话。现在听了他这么说，都觉得奇怪，便紧跟着发问。
“和李向阳似的，打鬼子那个李向阳。”艾振余回答。
人们把目光转向孔令智，细细打量，是有点像。方脸，浓眉大眼，一口结实的白牙。若提一把盒子枪，难以分辨真假。
“我唱过《平原作战》，扮过赵勇刚。这身衣服就是仿的戏服。唱完了，我就照着戏服做了一身，穿了好几年。看，洗过不知多少水了，都发白了。”
孔令智说完，笑笑，接着说：“我这次到咱村来，说是来教戏，实际上是接受贫下中农的教育来了，我要认真改造世界观，争取尽早摘掉帽子。”
人们还是没把精力集中到孔令智说的“摘帽子”上，人们对他的外貌和服装的兴致更浓厚些。已有人凑得更近，捻了捻他的衣角问：
“八路军穿的，就是这样的衣服？”
“八路军军服就是这种样式。这儿还挂一个臂章，上面有‘八路’两个字。布料可不如这个。那时只有土布，比这种布要粗，也厚些。”孔令智不厌其烦地解说，“鞋也不是这样的，是布鞋。”
“少说几句，都少说几句，听我说，听我说，”袁守忠打断人们兴致勃勃的询问，“老艾，听我说，让孔老师在你这儿吃，在你这儿住，行不行？行呢，就站下，不行，我再领着找个人家。”
“行，行，有啥不行的。睡的地方有，咱有两铺炕。吃的呢，也行，多下把米，多填瓢水，多双筷子就得了。”南亚芳答应得非常爽快。
“筷子也许够，碗怕是不足。”有人低声笑着说。
“有，有，碗，筷子，勺子，铲子，锅，我全有，我带着呢。”孔令智急忙说，从网篮里一样一样的往外掏。果然和说的一样，这些东西装在一个布袋子里，洗得干干净净。
“那就这么说定了。”袁守忠说，“老艾，整点饭，孔老师还没吃晌午饭呢。”
“行，行，这就整。”艾振余答应着。
“有剩饭的话，我吃一口就行，不用太麻烦。”孔令智说。
“啥时见过老艾家剩饭，锅底儿比脸蛋儿还干净。”人群中有人低声说。
“那哪行，大老远的来了，哪能吃剩饭呢，咋也得像模像样的吃一顿。这么着，老艾，你去我家，先舀一升小米，先吃着，孔老师，你看你那伙食费————”
“有，带着呢，”孔令智说着，从口袋里掏出几张钱币来，一张十元的，一张伍元的，还有几张角票。他把十元票递给艾振余，“这是这个月的。”
“哎呀，用不着用不着，几口饭事，真的用不着。”艾振余这样说着，已把十元钞捏在手指间了。“这是咋说的，咋还用得着这样呢？”马上，他又接了一句，“说的是九块，我这也找不开呀。”
人们都看出眉目来了。这艾振余真是穷到了底儿，连一块钱都没有呀。在众人的目光中，艾振余咧着嘴，眨巴着眼睛，上下两排牙齿全呲了出来，那种高兴劲是无法挡住的。
“没事儿，下个月我少给一块，不就碰上数了吗。”孔令智说。
这顿中午饭，孔令智吃的小米饭，菜呢，是咸芥菜疙瘩。
晚上，天一黑，艾家人就忙着睡觉。孔令智说他想看一会书，须点灯。
“孔老师，咱家没钱买火油，从不点灯，天麻麻黑就睡觉。”南亚芳说。
“我有蜡烛，”孔令智说着，便从黄帆布挎包里掏摸出一根蜡烛来，划根火柴点燃，屋子里马上就亮了。
这一豆烛光把艾家一家四口人都吸引到西屋来了。两个孩子本来已躺到了炕上，见摇曳的光亮从门口透进来，便噼噼啪啪的光着脚跑过来了。
“我想看一会儿书。”孔令智说。
“我们不出声，孔老师，我们不出声，不耽误你看书。”艾振余向两个孩子说，“悄没声的呆着，不许出动静。”然后又转向孔令智 ，“一点都不耽误你。”
孔令智把书籍从被子中掏出来，有《毛泽东选集》，也有《智取威虎山》剧本，还有《反杜林论》和《国家与革命》。大概十来本，摆成一摞，放在窗台上。
当着四五个人的面读书，确实不太适应。何况那四个人八只眼睛像电灯泡似的瞪着他，孔令智总有如芒在背的感觉。他翻开《智取威虎山》剧本，读了两行，一抬头，目光正好撞上那八只眼睛。见他们和看西洋景似的盯着，就笑着说：
“你们要是困了就去睡吧，我还得看一小会儿。”
“不困，一点也不困，”南亚芳说，“这蜡烛可真亮堂，咱头回见着这么亮的灯。”
“真的？”孔令智问。
“可不嘛，大年五更点的灯，也没这个亮。”南亚芳回答。
借这个话题，人们在烛光下唠起了家常。南亚芳问孔令智多大年纪，家里都有些什么人。孔令智告诉她：四十一，家里只有老母亲，今年已经六十四了。
“别人呢？”艾振余问。
“没别人了，还有半个孩子，女孩儿，今年十六，正上学。”孔令智回答。
“咋半个呢，哪有半个孩子的说法呀。”南亚芳笑着说。
“离婚了，孩子跟了她妈。“孔令智解释道。
“我就说嘛，像你这样的人，又能挣钱，又会唱戏，长得还这么干净，心肯定是花里胡哨的。看你，把老婆孩子都扔了吧。”南亚芳说。
“不是我扔他们，是他们扔我。”孔令智说。
“别扒瞎话了，一个女人家，会带着孩子自己过。说破大天我也不信。”南亚芳撇了撇嘴。
孔令智是个被整怕了的人，觉得这样的事说多了不好，容易惹出不必要的麻烦和误解，便转了别的话题。但南亚芳总觉得孔令智在撒谎，没说上三五句，还是返回到孔令智离婚的事儿上。
“孔老师，按理说，照老规矩，你比我们年岁大，我不该对你说三道四，可今儿我听了你这一篇话，还真得说你几句，你那媳妇，我得叫嫂子，该有多不易，你说离就离，你不对啊。”
“有我的不对，我这不是，唉，咋说呢，我这不是工作有变化嘛，原来我在省京剧院工作，现在到了旗文化馆，离家远了，八九百里，照顾不上了，一年到头也回不去几天，和没这个人也差不多。”
“那也不该离，”南亚芳不等孔令智说完，就截断了他的话，“你看我，嫁了老艾这样的推倒爬不起来的老实人，穷得干干净净，两个孩子连衣服都穿不上，我也不离。夫妻嘛，臭死一窝，烂死一块……”
南亚芳原本就是个好说好笑的人，逮住个话头就没完没了，这回揪住了孔令智的老毛便不放了。她滔滔不绝的说下去，将古比今，左牵右扯。在这个过程中，两个孩子睡倒在西屋炕上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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