尽管苏轼具有忠厚的性情、中庸的人格，却依然不能一骋其志。根源便在于，他对道的坚守，使得他始终不能为当道者所赏擢。
苏轼服膺圣道，终身不易，死且不避，造次必于是，颠沛必于是。
这也是他千百年来一直受人热爱的原因。
他所谨守不移的道，就是他的磐石般坚诚的信仰。正因心中把定了信仰，这才能置生死于度外，如他自己所说，“若乃尽言以招祸，触讳以忘躯，则非臣之所恤也”。
神宗、王安石与苏轼之间的根本歧异，在于前二者追求功利，而苏轼却信仰“国不以利为利，以义为利”；前二者相信国富则民丰，君强则邦固，苏轼却信仰“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
学者李一冰曾说：
苏轼，是个标准的儒学者，他愿与众人同歌共泣，不会在寂寞中离群索居。
公元1061年，24岁的苏轼结识了26岁的章惇，二人一见如故，结为挚友。
却不想38年后，章惇却成了刺向苏轼最毒的那枚剑。
这年，被贬惠州的苏轼，在章惇的陷害下又贬海外，再无复起可能。
章惇一朝得势，位极人臣，而苏轼则于蛮荒之地，贫病交加。
世俗的眼光里，在仕途的较量上，苏轼可谓是输了个彻底。
章惇玩的是有限游戏，要当宰相，要杀人，要实现野心。
当时看来，他是获胜者，而苏东坡被放逐，是出局者。
但苏东坡玩的是一个无限游戏，他玩的是整个游戏的边界，他无时无刻不在享受人生。
章惇活的是一个剧本性人生，而苏轼活的是一个传奇性人生。
纵观他这一生，无论外界境遇如何，从未让内心被环境吞噬，反而超出环境，用内心去照亮脚下的路。
命运的洪流中，若想身如不系之舟，不妨看看苏轼的这场“无限游戏”。
苏轼的一生异常跌宕，起时似飞龙在天，落时如蛟龙失水。
年少时，他一朝中第，万众瞩目。
初入仕途，他怀抱澄清天下之志，饱受仁宗青睐。
然而，如此顺利的人生开局，却也抵不过命运的一夕捉弄。
他先是因与王安石政见不合，遭“革新派”排挤，后因“乌台诗狱”惨遭贬谪，待保守派上位，又因针砭时弊受同僚倾轧。
及至哲宗元祐年间才终于峰回路转， “三入承明，四至九卿”。
却不想，哲宗亲政后受章惇挑唆，他又被一贬再贬。
细数苏轼这四十载的宦海沉浮，竟有三十多年奔袭于流放之路。
若于常人，面对如此颠沛，怕是早就一蹶不振。
但生性豁达的苏轼，却始终能不受困于起落，不束缚于境遇。
被贬黄州，他辟东坡，建雪堂，游赤壁。手把禾锄，于垦荒种地间，自得妙趣。
被贬惠州，他挖草药，酿美酒，泡温泉。跟农夫并肩劳作，与隐士谈天说地。
晚年被贬儋州，食无肉，居无室，民无识，他便动手造屋，研发美食，兴办学堂。
友人问他，贬谪的日子可是苦不堪言？
苏轼笑着摇摇头说：长江绕郭知鱼美，好竹连山觉笋香。
大家纳罕，穷途末路之下，如何活得自在？
苏轼沉吟道：小舟从此逝，江海寄余生。
命运的洪流里，我们身似扁舟，随波起伏：
生活总有不顺，多的是事与愿违，少的是天遂人愿；
更别提人心难测，世道凶，前一刻你光芒万丈，后一秒便可能跌落神坛。
生活的巨浪接连袭来，你会不甘、委屈，可现实往往是你越执拗抵抗，越会被命运掣肘。
唯有把自己活成一弯活水，不因起而流于逸乐，也不因落而万念俱灰。
接纳命运无常，看淡起落境遇。
如此，才能柔软流淌，奔腾不息。
古往今来，落魄文人数不胜数，隐居山林不问世事者有之，在悲春伤秋中自暴自弃者更多。
相比之下，苏轼却能“但行好事，莫问前程”，尤为难得。
即使一生落魄、深陷泥泞，他也始终对自己、对他人有一份担当。
谁都有不如意的时候，或许是事业上的瓶颈，或许是感情上的坎坷，也或许是命运的戕害。
紧盯着失败不放，只会在怨怼中荒废生活。
很多时候你越执着得到，失去的反而更多。
相反的，当你心无旁骛地做事，力所能及地助人，反而会迎来新的际遇和转机。
我们能做的，就是放下得失之心，专注眼前的事、手头的事，静待时机。
受人推崇时，他没有沾沾自喜；被人诋毁时，更不会万念俱灰。
很认同一句话：假如你是一棵树，别人的话就是一阵又一阵的风。
人生荣辱不常定，唯有南山依旧青。
稳住自己的心性，才能像一叶扁舟，驶过人生的万千激流。
他开垦东坡时，有天走至半路天降大雨。众人东奔西窜，狼狈躲雨。
他却悠哉游哉，一路走一路吟诗：
莫听穿林打叶声，何妨吟啸且徐行。
竹杖芒鞋轻胜马，谁怕？
一蓑烟雨任平生。
料峭春风吹酒醒，微冷，山头斜照却相迎。
回首向来萧瑟处，归去，也无风雨也无晴。
这首《定风波》，恰当地形容了苏轼的一生。
从世俗定义看，他并非成功者，但在时间与人心构建的评价体系中，苏轼却最终留像人间，成就不朽。
《牡丹亭》里写：风无定，人无常。
今日之欢喜，明日之忧愁；今日之推崇，明日之戕害。
人唯有在低处看得起自己，高处看得见别人。
对可控的事情保持谨慎，对不可控的事情保持乐观，才能安然地走过人生的高高低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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