牟宗三先生在他的《周易的自然哲学与道德涵义》一书中，将《周易》作为中国古代形上学思想之原料，辅以历代主要易学家对周易的解读，整理出了一形上系统。
在此书开头，牟宗三先生便指出，《周易》一书实含有三方面的意义，即物理的、数理的、伦理的。物理的原则是阴阳变易，是生成，也就是说，是我们在日常生活里所见种种事物之起落盛衰；数理的原则是序理系统，是阴阳变化间的条理关系。牟宗三先生以卦表物理事实之结聚，而卦由爻组成，爻无非一加一减一阴一阳，因而可彰显一序理。至于伦理方面，牟宗三主要论述的是焦循的观点，然而此中有几个问题引人深思。
焦循道德哲学之中心点是“旁通时行”，此处落脚点在一“通”字。这一中心点是由客观世界事物之生成变易而提出的。这里有两个问题值得注意。

1.“通”为道德规则之合理性依据

将个人所应遵守的道德规则其合理性根据归为人是世界的一部分，所以理应符合世界变动之规律，这一前提是否合理。这里须分三点论之。

1.1 对象实然与否之差别

“理是事物之错综交杂，相互关系。其交杂、结构之极致，一切价值意味皆由之而象征。而所谓‘礼者理也’也即因此而生出。”周易作为一象征系统，本是用于象征客观世界，人类社会之价值在客观世界中并无实在之物，而是一抽象内容。因此，将抽象的价值内容作为周易所要象征的对象，是否范畴不符？如果说周易可以取象于一抽象之内容，则周易亦可取象于自身，则将走向一无穷倒退之局面。

1.2 对象本然与应然之差别

周易之象征本是取物，其价值意义上之应然不应然从何而来？牟宗三写：“于是我可说：伦理不实存于世界，但却含蕴于世界。这样，伦理便不是超越的外在的，而是具体的，内在的，或曰潜在的。”但这里需划分先后顺序，盖周易观事事物物，乃是先有该事事物物如此，才从中归纳出理来，但伦理却是强调社会之应当如此，非由观察社会而来，而是由自然界之道理嫁接于社会之中。本来是一棵树先如此生长，再从中归纳出生长之特征，而不是有一颗树应当如此生长。即便将这一应然之基础落于万物一体，也是先有事实之观察，再有特征之归纳，而无前导性之条约应然。

1.3 数理与伦理应用之差别

周易爻动之社会基础，如果将其归于儒家礼之秩序，则面临两个问题：第一，自然界之天气变化、万物生长皆是自然而然，但儒家之礼重视君君臣臣父父子子，个人所应尽之事不是由他的自然状态所决定，而是由他所处的位置决定，犹如盆栽般需要经过修剪捆缚，这是否与周易本然之生生流变相不符？第二，周易之精髓在一“通”字，但儒家之礼则强调各人需各尽其分，此处往深论之，则涉及天理人欲之关系，盖万物生长本是顺其天性而为之，但人之成长需要诸多教化，且自然界中生杀予夺本是一客观事实，无好坏之分，但人类社会中立法以约束各人不得作恶，此一恶之来源为何?焦循参照孟子性善论，但性善论之意为“乃若其情，则可以为善矣，乃所谓善也，若夫为不善，非才之罪也。”孟子之性善强调的是人可以为善，将这种“可以”称之为善，其与告子辩中将恶归于环境：“今夫水，搏而跃之，可使过颡；激而行之，可使在山。是岂水之性哉？其势则然也。人可使为不善，其性亦犹是也。”但若根据周易取象之道理，则事物之变化只是则然，何来善恶之分？牟氏写：“在根本上说，没有绝对的恶。恶不能与善相对为二元。恶只是行动时的失足，只是生活扩大时的应付之不周到。故恶只是动时的假象，善之不普遍者。虽然善因恶而显，但恶究不能与善相对抗。”他将恶之来源归为人行动能力之不足，则由此可生一教化之必要性，然生活中常见因一时兴起杀人、因个人喜好杀人，亦见处心积虑杀人。若将一时兴起怪罪于个人之品德修养不够，个人喜好与处心积虑之杀人则何以释之?若要从周易中提炼出性根本是善的这一结论，得需知周易之来源本是观天象地理，也即自然环境，则孟子所说之环境、势所以致恶之说法难以立足矣。

2. “通”为道德规则之困难

焦循道德哲学中心点之“通”之第二问题，即以“通”为道德哲学中心落脚点是否可取？

2.1 个体意志存有性之困难

在周易变动体系下，若个人所遭遇之事皆要遵循变动道理，那么当此人所关心之事不能成时，他是否只能任由其衰败？假若是的话，则此人学习周易、调理自身性情意义何在？只为成一无动于衷之奴隶道德？假若否的话，则此人就此事应用周易之变动法则改变事件进程，是否违背了此事本该衰败之理？或者就这一点再推进一步，此人在面对此事时，有有所为与无所为之选择权，则当他未下决断时，事件之进程始终处于未定阶段，而在是否下决断这一点上，此人是拥有自我意志的，这是否暗示了除变动不居之易理外，还存有个人意志之空间？假若是的话，则变动之理不足为最高原则，假若否的话，也即是说，此人无论如何选择，都是命运之决定，如俄狄浦斯那般，那么个人之存于世界意义何在? 此处就走向了黑格尔绝对精神统治下之个人。
或者换一个角度，君子学易以求趋吉避凶，但是事物之衰败本身也是其变动的道理，君子作为世界的一部分，本身也应随着这道理，承受他所应承受之困难，这本身就意味着不可能事事元亨利贞，必有避无可避之凶。那么，趋吉避凶是否就为一伪命题？

2.2 障碍本身价值之忽视

事事强调变通，其暗含之意为，凡事应当积极寻求变通，此也就是对不可变通局面之否定。《宝王三昧论》提到“究心不求无障，心无障则所学躐等；立行不求无魔，行无魔则誓愿不坚。”这是对于世事之困难、个人之痛苦之体贴，因人在世上生活，并非事事都是美好的，总会遇到困难障碍。困难障碍本身令人痛苦，然则是否它就没有好处呢？个人身上诸如勇敢、坚韧等品质，往往需要在逆境中打磨方能体现，而强调面对逆境之变通，是否忽视了逆境之痛苦所能带来的好处？孟子曰：“生，亦我所欲也，义，亦我所欲也，二者不可得兼，舍生而取义者也……是故所欲有甚于生者，所恶有甚于死者。非独贤者有是心也，人皆有之，贤者能勿丧耳。”义之体现往往呈现为“可变通而不愿变通”，这是否又与周易之流转变动相不符？然则正是这一固执，使得义成为一由内而外彰显之道德价值，因而可说：“是故凡可以避患者，有不为也。”

牟宗三先生于大三时写此书，而吾学力不足，远不及也，对书中问题之思考，尚有许多不通透之处。“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且以此自勉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