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我醒来的时候,对面上下铺正准备出发。是一对母女,母亲四十岁的样子,女儿十来岁。
她们要去赶小火车,去察卡盐湖。
我抑制住想要跟她们结伴而行的冲动——大概人毕竟是群居动物,落单得久了就总会迫不及待地想要加入一个团队——待她们走了,一个人赖在床上盘算着下一步的行程。
我是个不喜欢做计划的人,中学时老师让写学期计划,常常绞尽脑汁最终还是要交白卷。年岁长了些,更是发现计划赶不上变化,还是走一步看一步比较靠谱。
把被套床单拆下来送去洗衣房,办完退房手续,到小巷子里一家回民餐馆吃早餐。这座城市的消费并没有我想象中的便宜,原以为一个早餐三两块就够了,结果也要十块以上。
从住的地方到火车站大约一公里,我不紧不慢地步行过去。
快到火车站时发现附近有间民俗博物馆,于是照着路标找过去,去了才发现两年前已经关闭了。
人行道有点老旧,地上的方砖松松垮垮,下雨天踩上去应该很容易溅得一身湿。道旁黑色铁栅栏里,几栋五六层楼的旧房子,上面写着很多白色的“拆”字。
马路上停着一辆黑色的桑塔那,后座右边车门上贴着张“达康”书记的大照,只见他面色苍白,愁容惨淡,冷不丁一抬头对个正着,把我吓一大跳。
火车站跟汽车站连在一起,前面一座很大的广场,虽不像人民广场那样拥挤,但也到处是人。
广场前面是一条十来米宽的河,浑黄的河水显得特别脏。看起来西宁的污染也是很严重的。
从西宁到青海湖坐汽车约两小时。没有身份证,买票成了大问题。
这时我想起罗伯特·西奥迪尼曾在《影响力》那本书里专门用一个章节讲过一个“社会认同原理”,他说:我们进行是非判断的标准之一就是看别人是怎么想的,尤其是当我们要决定什么是正确的行为的时候。说白了,就是一种从众心理。
于是试着跟售票员说,我从上海过来的时候就是用居住证买的火车票。居住证上有身份证号码,在上海,居住证跟身份证是可以通用的。
其实也不是故意要去骗她,我是真这么想,既然居住证上有身份证号码,而且办居住证时验过所有相关的证件——身份证,户口本,房产证等等——那么为什么不能等同于身份证使用呢?
她听我说“在上海也是拿居住证买的票”,好像便是得到允许了似的,竟然就真的卖给了我。
看起来《影响力》确实是本好书,实用价值高。同时,西北人民也是真的善良淳朴。
回程自然如法炮制:我来的时候就是用居住证买的票,怎么现在不能卖了?
说的时候表情严肃认真,语气不容置疑。
当然一样也买到了。
二.
去青海湖的大巴一小时一班,每个人一个座位,坐满就发车。
我旁边是一位藏民妈妈,大约四十来岁,带着两个孩子:六七岁的女儿和三四岁的儿子。
我从包里把上车前洗净的葡萄掏出来吃,打发一下长途车的无聊,突然发现小男孩紧盯着我手里的葡萄。
我笑着递给他,他怯生生地看向妈妈。
妈妈点头说可以,他才伸手过来接,接过去马上分一半给他的姐姐,两个人开心地咧着嘴笑,露出洁白的门牙,把高原红的脸蛋衬得闪闪发亮。
我又拿出些别的零食给他们。大家一下就熟了。那个妈妈说她们是牧民,她有三个孩子,老大上高中了。她的普通话不太标准,我问了好几遍,到底没听清她儿子在哪座城市上高中——好像不是在西宁。
听说我一个人出门,她觉得很不可思议,说她从来没出过青海,上海对她来说太遥远了。她们此行是回娘家,娘家就在青海湖边,她们明天要去沙城玩,她兄弟有车,还邀请我加入她们,说晚上可以住在她母亲家,说完把她跟母亲的电话都给了我。
见她那么诚恳地邀请,我实在不忍拒绝,便说“到时候看”。
我的“到时候看”其实是“不去了”的意思,也不知这个委婉的拒绝她听明白了没有。
三.
到西海镇(青海湖)我们便分开了。我在附近的车行租了辆自行车。车行老板人很好,见我一个人独行,主动帮我找到两个同伴:蔡爸跟十岁的儿子大毛。
蔡爸是江苏连云港的公务员,他说这趟十来天的行程要花去他一个月的工资,但是他仍然觉得值。真是个好爸爸。
他前几年来过青海湖,也是骑行。一路上不停地提醒我跟大毛“靠边骑”,“头不要抬太高”会伤到脖子,上坡实在骑不动时就让我们下来推着走,非常细心又有耐心。要不是有他们作伴,我一个人逆风踩几十公里,而且那一段一点风景也没有,想想也是够苦闷的。
因为骑得太慢,我们没能按计划赶到前面的小镇,蔡爸说一旦太阳落下去,没有路灯的情况下走夜路很危险,必须赶紧找地方住下来。
于是在最后一抹余晖消逝前,我们来到一家藏民旅馆。
因为价钱的原因,原打算住帐篷的,可是刚把包放下,我回身去拿东西时撞见两只硕鼠抬起头像要去瞅我摆在床上的背包,吓得我们赶紧换成标间——价钱翻个倍。
老板二十五六岁的年纪,和所有藏民一样皮肤黑而粗糙,满脸的深沉似乎时刻在表明他老板的身份。
他不轻易笑,但是偶尔笑起来,会显得有点腼腆,这时才会看起来像个年轻人,不然在那一袭深色的藏袍包裹下,说三四十岁也不会有人怀疑。
我们在餐厅吃饭时,他坐在旁边跟我们聊了会儿天。
所谓的餐厅,实际是他跟女朋友的卧室。屋子很大,约莫四五十平,一张一米五的床摆在进门靠左边的角落里,床上铺着凉席,靠床边的地方落着很多尘土,薄被掀开来随意摆在上面。屋子中央摆着两三张四方桌。墙上挂着一把吉他。
我们挑一张桌子坐下。他把烟熄灭,从墙上把吉他摘下来,很认真地给我们弹了几只曲子。
都是很老的歌——青海湖边的小镇上常常能听到这样老的歌曲,好像一下子把人带回到八九十年代——那些歌我都没听过,也自然没被他的歌声打动。
倒是他那一脸的愁容吸引到了我的注意,他的眉头好像被粘住了,永远舒展不开来似的。
他在纠结着到底该继续把这家旅馆开下去,还是停业去大城市当名歌手。
显然,如果照自己的意思,他肯定会选后者。那是他的梦想,梦想是不需要理智的。
不过他的家人,包括他的女朋友,却不会同意他那样做。
留下来再不济也是个老板,一切自己说了算,挣多挣少总不至于挨饿。
再说他女朋友也不小了。我们在那聊天时她一直在厨房帮忙,没怎么露脸,只是端菜上桌时看到一两眼。长得比较普通,才二十五六岁,却几乎看不见青春的痕迹了。这个年纪在藏民的概念里应该是比较危险的了吧。
“再不结婚,难道让人家等到头发白了吗?”蔡爸这样帮他分析时,他低头看着地板,一句话也不说。
他如果是个没什么想法的人,这事倒也简单。听从家人的意见,留下来便是了。
不过那一脸的刚毅摆明他的内心比实际年龄要复杂很多。可见世间一切烦恼真的都是自扰的。
他把那个大城市梦看得很重。说起曾经去广东唱过歌时,他的眼睛里闪现出一道难得一见的光芒来,只有那时我才觉得这个人是真实存在的,其它时候他更像是在梦游。
我手里捧着他们的菜单——菜价可以跟上海市中心的中档餐厅媲美了,一碗简单的面也要三十几块——纠结着该点些什么吃才好。
不过我敢肯定他面临的选择比我难多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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