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看题目，我自己甚至会觉得这太过诗意了。
身处一线城市，这快节奏早已让我享受不到诗意的生活。固然很多人都说自己享受赚钱的快感，但是我相信在他们的内心深处仍然存在那么一方对诗意的向往。
上小学时，我们的教学楼的楼层都是用木板镶嵌的，虽然不如水泥地板这么坚固可靠，但是身处那样的环境，我感觉很放松。我所在的小学就在我们村子附近，所以邻居的哥哥姐姐也都在那所小学。因为很多熟人，所以我在学校呆着也非常开心，也没有什么不安全感。但是随着时光的推移，在我的身上开始出现不安全感，这种不安全感随着我年龄的增大，随着学习年级的升高，变得越来越强烈。
任何成长都是基于损失一部分安全感的，不管是个人，还是一个国家。
我们小学的老师也就是出生于附近那几个村子的，几乎没有一个是外县过来的，甚至都是同一个小镇的。当时我还小，所以自然而然我们的父辈，甚至祖辈都比较年轻。到现在，我的爷爷也已经过世了。
去年我回到自己曾上过学的小学，发现老式的教学楼全部换成红砖水泥组成的新教学楼了。我们村子也是换了个样，房子从以前的土砖房、瓦房，甚至是土坯夯的房子，转变成现在的红砖房、洋房。因为时光迁移，因为各种经历，我的心境也有了很大的变化。
大家的经济条件越来越好了，可是我能感觉到大家的关系却越来越疏远了。因为科技发达、网络发达，我们越来越感受不到那种对“未知”的敬畏，也越来越感受到人们的一些信仰被这个时代稀释了。以前，我们南下到广东，见到老乡会激动，会高兴，可是现在见到老乡却有那么一点回避的意味。一则我们都独立了，二则信息化时代，每天都可以通过线上视频等方式见面。
我的很多同龄人随着年龄的增大，渐渐不上学了，以至到我上大学的时候，周围的伙伴都已经不上学了。在我周围人的眼里，或许我就是异类。小学时，常常因为要好的朋友在身边，所以也常常享受到很多童趣。可是，等我上了初中，再至高中，好友一个个或外出谋生，或辍学在家，所以那些时候，我常常需要把自己从无助、无聊和无安全感之中释放出来。
我见过因为超生，村子里一户人家被迫逃离家乡的；也见过，因为重男轻女，生的女儿太多，把女婴抛弃在路边的（那女婴被老鼠咬破了鼻子，后来被好心人收养，现在想来也应该有二十好几岁了）。我见过，用一分钱就能买到的小饼干，也因为买东西碍于面子擅自主张不要小贩找回我一角钱零钱而被长辈责备。上世纪90年代，我也曾陪着妈妈挑着几箩筐粮食到乡政府纳粮给国家。
我那个地方的人们，把“到镇上集市去”称作上街。我每次陪妈妈上街都需要乘坐木制机船。那个时候，爸爸在广东打工，每个月都往家里寄点钱做我们全家的生活费。妈妈上街取款的次数多了，那些工作人员，甚至是小店老板都认识我妈妈了，然后每次大家都会用羡慕的眼光看着我妈妈说“又来取钱了呀”。
那个时候，到了农忙季节，我会随着长辈插秧、莳田；到了秋收季节，我也会随着长辈用打谷机回收稻谷。累了，坐在田埂上，大家一起吃着黄澄澄的桔子，闲话着家常，别提多有意思了。
那个时候，村子里只有一两户人家安装了电话，所以很多在外务工的人打电话给家人只能通过这一两户更有经济头脑的人家。
人是会怀旧的，现在我一想到那些场景，都是无限感慨，因为物是人非，甚至是物非人非了。
现在，留在农村的大多数是老人和小孩，村里很多的土地也没人打理。政府不仅免了农村几千年规制的农业税，对勤于耕种的人们还有实实在在的补贴。
如今，我们当时乘坐的木船都变成现在的铁船了，船老板也换了一茬又一茬。前几年，因为出了一次较大的沉船事故，死了不少人，甚至上了央视新闻，所以政府加大力度整治人们在河道里滥采河砂的行为。以前，我们上街只能乘船，而现在，也可以乘坐汽车了。得益于国家的政策，“村村通”在全国范围内都实现了，而现在全国的钢铁长城也已经连接了整个神州大地。
每个时代，我们都可以以小见大。单看我个人，大多数的年月，我都和爷爷奶奶生活在一起。用现在的话来说，我当时也是留守儿童。一般来说，父辈比祖辈的思想更为开明，也更容易传授一些实用的知识给子孙辈，因为改革开放，所以我的父辈南下打工养家糊口，那么养育我和兄弟姐妹的重任自然就落到祖辈身上。所以，对我来说，不管从大的方面文化教育，还是小的方面饮食卫生，都没有达到我理想中的一半要求。
我没有抱怨的意思，生于斯，长于斯，无论如何，骨肉血亲都难以割舍。或者说，我的祖辈父辈可以被我埋怨，但是却无论如何不允许被别人埋怨的。
2001年4月初，我和爷爷在自家地里锄地，我还记得自己跟爷爷叨叨了一句说，有个飞行员被美国飞机撞下来，失踪了。爷爷听了，脸也沉了下来。时光荏苒，这些画面常常出现在我的脑海里。一则我怀念爷爷，二则我也衷心希望祖国能够强盛，再也不被欺辱。
今年国庆节的前一天，吴谦大校说到了周总理曾经安排开国大典飞机飞两遍，因为当时飞机数量不够。因为我们武器装备水平与日俱增，飞机的数量今非昔比，飞机不需要再飞两遍了。
很多伟人之所以能干大事，是因为那种骨子里的自信。在某一个领域里，我有时会觉得得心应手，那么到了走出社会的年纪，自然而然，我就有毛遂自荐的笃定。纵观那些伟人，军事家、政治家、改革家、发明家，无一不是这样。虽然环境有很大的作用，但是他们对自己理想与信仰的追求，也同样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
周总理26岁的时候，已经是黄埔军校的政治部主任。是别人把他安排在那个位置的么？是的，但是没有他自己对自己强烈的要求，对革命的信仰，以及自身的那份自信，那任谁都是帮不了忙的。
翻一翻历史，我们会发现十几岁就从军，最后当将军的比比皆是。比如，湖南的寻淮洲，15岁就投身革命，参加了秋收起义和三湾改编；湖北的张树才，13岁参军，解放后被授予少将军衔。当时，大部分人民都处于贫困当中，有道是穷人的孩子早当家，所以一定程度上我们可以想见英雄的出现和时代息息相关。
想想现在，我们有些人二十多岁了，仍然还会在父辈祖辈面前撒娇，仍然在啃老。这不能只怪这些年轻人本身，也和父辈的教育，和这个时代有关系。
我自己也是我们村子里为数不多的大学毕业生之一，从小到大因为上学吃过的苦只有我自己知道。一个穷乡僻壤，一个普通的家庭，想要出一个大学本科生实属不易。作为我们的后盾，家人的支持很重要，但是更重要的是我们自己的天资和汗水，以及那“鱼翔浅底”的灵性。
很多学生就败在中学阶段，青春期我们因为荷尔蒙，因为叛逆，因为理论知识的升级，因为对世界观、价值观的残缺理解，因为老师、家长的失职或不作为，甚至因为民族文化对于生理、心理常识的隐晦，都使得我们茫然失措，徒耗能量。
有的人是含着金钥匙出生的，比如王思聪；有的人一出生就在边远穷困山区；甚至有的人，一出生就碰上战乱，比如中东的那些孩童。这个世界除了出生和死亡之外，没有绝对的公平。甚至出生和死亡都是不公平的。有些人一出生是缺斤少两的，有些人生了病无钱医治只能在痛苦中死去，而有的人却可以选择“安乐死”。
有些人一出生就跟着父辈往国外跑，为什么呢？国内外的信息差，不是我们可以想象的。我相信，读万卷书，真的不如走万里路；在事业上遇到瓶颈时，多适当参加一些有效的社交活动，永远好过自己闭门造车。我们身处一个地方，如果不出去走走，只接受“方圆十公里”的信息，很可能只会闭目塞听，永远如“井底之蛙”。幸运的话，有一天我们或许会发出河伯望洋向若而叹的悲戚，因为我们至少意识到无知的危险性。
其实一切都可以用经济学来解说。不管是政治、军事，还是民族文化；也不管是国家的发展，还是个人生存，都与经济密切相关。有时候，战争看起来起源于民族争端，实际上它根源于经济危机。
如果有一天，世界上已经没有什么经济问题了，那这个世界也就进入另一个维度了。
写到这里，我还是一直在唱时代大调。现如今，最动人心魄的大调是什么呢？婚恋问题。中国的单身人士有2亿之多，而这与中国的经济，乃至世界经济都有关系。
往大处说，往远处说，美国一只蝴蝶扇动一下翅膀，就可能在非洲某一个地方掀起一阵风暴。世界的经济命脉都与地球上的个人有潜在的关联。
如果我们顺其自然，不限制生育，生下来是男孩就是男孩，是女孩就是女孩，而不要为了迎合某种文化或者某些制度，那男女比例基本上就接近1比1。那么也就很大程度上中国不会出现现在单身男女比例严重失调的问题。单身汉在中国在现在以及未来都会是一项老大难的问题。
攀比心理盛行，婚恋的本质被很多人肆意歪曲。房子、车子固然重要，但是单身男女的人品、上进心、孝心等更加重要。影视剧、网络小说，甚至是摄影软件的美颜功能都将我们一些人推得离现实越来越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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