后疫情时代，地摊经济复苏，国内再度掀起了沿街摆摊的热潮，男女老少纷纷出动，部分地区的城管甚至主动给小商小贩打电话，撺掇他们出门摆摊，这在以往无异于天方夜谭。这阵全民摆摊的风潮使我想起了八年前的一段往事。高考结束后的那个暑假，我闲来无事，一时兴起，盘算做点小买卖，一来挣些零花钱，二来体验社会百态，于是叫上三两朋友，摆起了地摊。从进货到出摊，其间躲城管、收假钱，样样都经历过，如今想来，仍然饶有趣味。
时间要追溯到2012年七月下旬，当时我获得了一笔千余元的保费，是我妈在我幼年时给我买的保险，合同里写明高考后我可以收到第一笔教育资金，所以我的银行卡里就多了一笔在当时看来数额不算小的零花钱，算上此前三叔给的五百块，我的手里有了近两千元闲置资金。当时不懂投资，没有证券账户，但我懂得钱会贬值也会生钱的道理，抱着善用这笔闲置资金的心理，我筹划着做点小生意。这笔钱说多不多，说少不少，能干的事不多，我反复思忖之后决定沿街摆摊，一来成本不高，回本也快，二来流动性强，经营灵活，三来体验生活，观察社会。
主意定下，说干就干，我随即在QQ空间发布了召集合伙人的说说。最终有三位朋友应征，一男两女。我出钱，他们出力。简短交流之后，我们达成一致，决定卖两样东西，一是小玩具，二是衣服。这两样东西都是地摊上常见的玩意儿，而且成本低，受众多，不愁没市场。
当晚，我在淘宝上批发了一批小玩具，包括荧光棒、闪光飞碟、发光戒指、激光戒指、弹射飞箭、小赛车等。进价极低，几百个小玩具才花去两百多块。以荧光棒为例，街上一块一根，批发价不过一毛，换言之，批发一百根，只要卖出十根便回本。
次日下午，我们四人在城隍庙的大世界喜品城前汇合，打算批发服饰。虽然大世界喜品城这名字听上去响亮，颇有接轨世界的意味，不过其实是批发商城，里面大多是做批发或贴牌生意的商贩。那天闷热得很，商城里的顾客不多，小商贩们都跟蔫了的茄子似的，或者躺在店铺门前的长椅上，或者坐在门口的小板凳上，摇着扇面印着男性广告的塑料扇子，大都无精打采，见到我们并不热情。
我们走马观花般很快逛完了整栋楼，暗暗记下了审美符合我们品味的几家店铺，接着依次探访，意图合作。我们担心衣服剩货多，后期不好处理，因而希望建立合作关系——店家作为供货商，我们每卖出一笔，他/她都能获得一定比例的分成，但前提是卖不出去的衣服可以原价退还。然而，几家店铺的商贩一听我们只打算干一个暑假，无一同意这一提议，都只愿意做一锤子买卖。无奈之下，我们只好批发了千余元的衣服，至少能挂满一个移动货架。
平日里逛商场，千把块钱兴许买不了几件衣服，甚至不够一件衣服的价钱，但是在批发商城，千余元能买上几十件衣服。当年的喜品城里，凡是逛街的顾客询价，店家只说衣服的零售价，而对于我们这种大批量进货的顾客，店家则说批发价，比零售价低得多。举例来讲，当时同行的一位姑娘看中了一件蓝色丝质的中国风连衣裙，材质轻薄，剪裁也不错。姑娘问价，女店主说：“180块。”我对她笑笑，说：“我们不是逛街的，是来批发衣服的，瞧您这件衣服不错，想进回去卖卖看，要是卖得快，回头再回来多进几件。”店主一听这话，立马说：“30块拿走。”随后，她边把裙子装进袋里，边说：“这裙子在百货大楼可要卖三四百块哩。”接过她手里的包装袋，我们在店里逗留了片刻，看看其他衣服。这时，恰好一位逛街的姑娘也看中了门口模特身上的这条裙子，经过一番讨价还价，最终花了150块买下，心满意足。我在一旁对女店主使了个眼色，竖起大拇指。
此外，商贩之间还有行话。比如，对于一件衣服的批发价，他们使用的货币单位较平时生活有所不同。如果某个商贩说某件衣服三毛，那就表示这件衣服的批发价是三块；如果某件衣服三块，那批发价就是三十块。商贩很少对逛街的顾客说这些行话，以防他们琢磨出门道，只有对我们这种“大客户”才使用。那天下午，我们就这样用几毛钱的批发价买回了几十件衣服，包括T恤、衬衫、裙子、吊带和热裤，而那条蓝色裙子是价格最高的。
没两天，小玩具到货，我们的摆摊之路正式开始。
第一天，我们的活动范围在政务新区天鹅湖广场附近。下午四五点，我们在其中一位姑娘所住的水墨兰庭汇合，从她家里把衣服和衣架搬到了小区的商业街。在靠近十字路口的地方组装好衣架，挂上衣服，生意就算开始了。我们脸皮比较薄，又是第一次摆摊，不太能拉得下脸叫卖，所以起初傻站在衣架前，红着脸，不像摆摊的，倒像是看衣服的。这样站了十几分钟，始终没有路人光顾，只有几个在附近开店的人出于猎奇心理过来瞅了几眼，寒暄了几句。我自觉这样下去不是办法，第一笔买卖不知何时才能做成，于是把三个合伙人叫到一起，提出两人守摊叫卖，另外两人走动宣传。大家一拍即合，分头行动。
这种营销方式很快见效，渐渐有街坊四邻光顾摊位，守摊的两位姑娘做成了第一笔买卖，卖出的正是那条蓝色中国风裙子。没多久，又有一位打扮时髦的年轻姑娘相中了一件热裤。守摊的姑娘叫价45块，最后让价到30块。这位姑娘自称没带零钱，掏出一张百元大钞。这时，守摊的两位姑娘还沉浸在做成生意的喜悦里，收钱，找钱，把装着热裤的袋子交给对方，一气呵成。我从附近的街区回来，询问买卖如何，管钱的那位姑娘立马从兜里掏出那张百元大钞，得意地对我挥舞着，仿佛在炫耀求婚戒指。我定睛看了看那张人民币的色泽，直觉不对，从她手中拿过来，摸了摸质地，然后对着天空细看防伪标志，果然不对。这是张假币！她俩一听我说是假币，立马慌了。我问她俩这单生意是多久前做成的，买主的着装打扮有什么特征，买完朝什么方向走了。对买家有了大致印象后，我和另外两位合伙人在附近的街区转悠了一阵，没有任何发现。再次回到摊位后，我安慰两位姑娘：“没事儿，权当涨了见识，下回不怕再碰到坑人的主，至少有了经验。”她俩虽点头称是，却仍然自责。
最终，衣服没卖出几件，反而赔了本钱。天色稍晚的时候，我看人流量不见增长，提议转移阵地，去附近的天鹅湖广场继续摆摊卖小玩具。我们把衣服收拾好，带上我从淘宝上批发的各种小玩具，走到了天鹅湖广场。此时天色已晚，广场上只开着几盏路灯，不过到处是乘凉的人，还有不少大爷大妈带着孙子孙女玩耍。这正是卖小玩具的好地方。于是，我们两两一组，在广场上摆了两个小摊。摊上的小玩具几乎都可以发光，诸如荧光棒、发光戒指、弹射飞箭之类，五颜六色的光在夜色里形成了两座小小的光岛，吸引了一众小孩的目光。他们纷纷拉着大人的手围在摊位四周，看我们演示各种发光玩具的玩法，吵着闹着要买。在不知内情的大爷大妈看来，我们的要价不算高，进价一毛的荧光棒卖一块，进价三毛六的激光戒指卖两块，进价六毛的弹射飞箭卖五块，加之他们也舍得为孙辈儿花这点小钱，图一乐呵，所以卖了不少小玩具。收摊回家算账，算上收到假币亏损的这单买卖，我们仍然赚了五十来块。
第二天下午，我们再次转场，这次是市区里的逍遥津门前。起初，我们打算在逍遥津对面的步行街后巷摆摊，那里有不少地摊，来来往往的行人很多。然而，我们刚要在那里出摊，就有一位打扮土气的妇女过来声称我们抢了她的地盘，要周围的摊主评评理。我们初来乍到，谁都不认识，而她和其他摊主都是老熟人，自然串通一气。眼见争不过，我们只得悻悻地收摊走人。接着，我们打算把地摊摆在联通步行街和逍遥津的地下道里，没想到摆好没十多分钟，就碰见一位城管，对我们一通批评教育，然后责令我们立刻换地儿，否则罚款。我们好声好气地不住点头，赶紧收拾衣服走人。所以，摆在逍遥津门前实属不得已之选择。虽然这里人流量不小，但是鲜有驻足流连于摊位前的路人，大多瞅都不瞅一眼，难怪这里一无商贩摆摊吆喝，二无城管出手治理。
往后几天，我们又挪了地儿，这次是新天地国际购物中心门前的夜市，当年还叫白水坝乐购。这里是当时合肥市区为数不多的专供小商贩摆地摊的地方，也是市区里地摊经济最火热的地方。这时，合伙人已由四人减少到两人，只剩下我和一位姑娘。我俩每天下午四点多从她家里出发，拎着两大包衣服和移动衣架坐公交来到乐购门前，这时商贩还不多，摊位任我们选择。我们组装好衣架，挂上衣服，轻车熟路地叫卖，招呼来往的路人。五六点钟的时候，商贩渐渐多了起来，夜市也愈发热闹。比之大多数摆摊谋生的人，我们的摊位小得可怜。他们的移动衣架少则十个，挂着数百件衣服，而我俩守着一个衣架和几十件衣服，显然底气不足。有时顾客光临，对衣服挑三拣四，言必称材质一般、款式一般、价格还高，其实我们的叫价不过二三十块，而差不多价格的衣服我们平时甚至不屑于买。那时，我才意识到，原来现实里不少人的生活水准远远低于我在新闻联播和社交媒体上看到的模样。
后来，差不多赚回本钱的时候，我们结束了摆地摊的日子。从出摊到收摊不干差不多也就一周，幸亏当时那位卖衣服的女店主没有答应我们的提议，否则她可就被我们坑了。如今回想起这段时光，依然历历在目，颇为怀念。
文 字 / 王煜旸
图 片 / 王煜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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