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阅读《中国政治思想史》第11,12章
在“管法”看来，法之“分”还表现在道德上。法同时又是道德之纲。有了法，上下分明，贵贱有别，因此“义礼明也”（《管子·君臣下》）。“管法”对礼义孝悌看得相当重要，是法的不可缺少的必要补充。《任法》说：“群臣不用礼义教训则不祥。”“管法”认为礼如同法一样，也是圣人为治乱而作。最初无君臣上下之别，乱而不正。于是有智者出，在设法之时，同时制礼。《君臣下》说：“上下设，民生体（礼）而国都立矣。”《形势解》把法度与礼义并列，视为治民之仪：“法度者，万民之仪表也；礼义者，尊卑之仪表也。”在法与礼义的关系上，《任法》篇认为礼义出于法：“仁义礼乐皆出于法，此先圣之所以一民者也。”这里又一次表现了法儒的融合。
“管法”认为法令不仅是人们的行动准则，同时也是人们的思想准则。“管法”主张一切要遵从法令，不准有任何违反或背离法令的思想与学说存在。
智者上升为君主的过程，不是靠修养，也不是单枪匹马的个人奋斗，而是借助和利用众力实现的。
“管法”主张以法治国。那么君主与法是什么关系呢？“管法”认为是双重关系。一方面，君主是法的制定者，如《任法》中所说：“有生法，有守法，有法于法。夫生法者，君也。守法者，臣也。法于法者，民也。”另一方面，法一旦制定出来之后，君主也必须“固守之”（《管子·任法》）。
官吏的任免权握在君主之手。官吏不能长久占有某种权力，君主可以随时调换，官吏的任务是执行君主所颁布的法律与命令。这样从地方到中央，权力完全归君主。君主凭着手中的法网与官僚机构，可以达到“千里之内，束布之罚，一亩之赋，尽可知也”。
把赋税的轻重视为政治问题，这是诸子早已论述过的问题。十分明确地提出“度量”概念，并且用“度量”关系去分析和说明政治的治乱，在中国政治思想史上要首推“管法”派。
商君书》说理性较差，主要表现为政策的规定和说明。“管法”则不然，文中虽不乏具体政策的论述，但更注重政治原理和法治理论的探讨。《商君书》热衷于用极端的方式处理问题。“管法”比较注意事物的分寸。《商君书》对其他诸子持绝对排斥的立场，“管法”在很多地方注意吸收其他诸说。
治天下者必须是圣人，圣人又是从哪里来的呢？作者认为圣人是精气的产儿。圣人不同于一般人，其区分在于他身心中凝聚了更多的精气。作者认为有了精气，人才能变得聪明。“
《管子》中道家派强调君主要把顺天因人作为自己政治的起点和行动的依据，这种观点是很可贵的。但是作者又一再教导君主要运用规律或必然性，作为驾驭臣民的手段，从而流为权术。由于作者把君主与“道”“气”“天”等视为同体，君主便又借助理性变成了万民之上的社会主宰，从而论证了君主的绝对性。
轻重家所推行的商业交易不能促进生产的发展和商品交换的繁荣，因为他们用权力摧毁了价值规律，把价值规律置于了无用之地。
乍然看去，轻重家格外注重经济关系，究其实，他们更看重政治暴力的作用。他们的这一套理论把封建专制主义贯彻到了经济生活过程，所以大大促进了封建专制主义思想的发展。
吕不韦没有强行改造各家，而是让各家各派保留了自己的面貌和特色，做到了学术上的存异。学术上的存异是学术发展的不可缺少的条件之一。
秦国历来只注重打仗，对文化很忽视。然而没有广博的文化基底，统治者是难以长久维持其统治的。吕不韦想补上这一课。秦始皇有他的长处，可是在这一点上是一个近视眼。后来历史发展证明了这一点。
法自然和随时变，既指明了如何处理天人关系，又指明了如何对待社会历史。这样在自然与社会面前都取得了主动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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