秋瑾
王国维：“五十之年，只欠一死。经此世变，义无再辱。”
冯玉祥：“我死后，最好焚成灰，扔到太平洋。如果国内民主和平，真的联合政府成立了，那还是埋深六尺种树，不把我的肥料白白地完了，将来树长成，好给学校和图书馆做桌椅用。”
谭嗣同：“有心杀贼，无力回天，死得其所，快哉快哉！”
蔡锷：“意见多由于争权利，愿为民望者以道德爱国”。
方志敏：“只有我小病十几天，整天拿着笔写文章，不管病与不病，都要被敌枪毙的。我们是共产党，为革命而死，毫无所怨，更无所惧。”
瞿秋白：“我自己忖度着，像我这样的性格、才能、学识，当中国共产党的领袖确实是一个“历史的误会”。我本是一个半吊子的“文人”而已，直到最后还是“文人积习未除”的。”
王国维：“五十之年，只欠一死，经此世交，义无再辱。”
陈寅恪：“我现在譬如在死牢之中。”
周作人：“余今年已整八十岁，死无遗恨，姑留一言，以为身后治丧之指针。吾死后即付火葬，或循例留骨灰、亦可随便埋却。人死声销迹灭最是理想金一生文字无足称道，惟暮年所译《希腊对话》是五十年来的心原记上。”
陈天华：“中国去亡之期，极少须有十年。与其死于十年之后，曷若于今日死，使诸君有所警动。”
弘一法师：“悲欣交集。”——1942年10月13日，弘一法师李叔同圆寂。《弘一大师年表》中记载道：“九月初一日，书‘悲欣交集‘’四字，与侍者妙莲，是为最后之绝笔。”
柳亚子：“我死后裸体火葬，一切迷信浪费，绝对禁止；于公墓买一穴地，埋葬骨灰，立碑曰“诗人柳亚子之墓”足矣！（地点能在鲁迅先生附近，最佳，我生平极服膺鲁迅先生也。）如不遵照，以非我血裔论！！！”
吴宓：“给我水喝，我是吴宓教授。给我饭吃，我是吴宓教授！”
鲁迅：“（一）不得因为丧事，收受任何人一文钱，但老朋友不在此例；（二）赶快收殓，埋掉，拉倒；（三）不要做任何关于纪念的事情；（四）忘记我，管自己生活，倘不，那就真是糊涂虫；（五）孩子长大，倘无才能，可寻点小事情过活，万不可去做空头文学家或美术家；（六）.别人应许给你的事物，不可当真；（七）损着别人的牙眼，却反对报复，主张宽容的人，万勿和他接近。”
顾准：“医院认为我的病例特殊，如果需要，我的遗体愿供解剖。我的骨灰倒在三里河中国科学院大楼（前经委大楼）前面的小河里。”
溥仪：“我这一世，当过皇帝，也当了新中国的公民。归宿还是好的。现在总算走到了尽头·······我所悬念的是：第一条，我对不起党。把我改造成一个新人很不容易。在别的国家，一个封建君主变成公民，是很难办到的。”
吉鸿昌：“夫令死矣，是为时代而牺牲。人终有死，我死您也不必过伤悲，因还有儿女得您报应，家中余产不可分给别人，留作教养子女等用，我笔嘱矣。”
秋瑾：“虽死犹生，牺牲尽我责任；即此永别，风潮取彼头颅。壮志犹虚，雄未渝，中原回首肠堪断！”
蔡元培：“科学救国，美育救国。”
陈天华：“中国去亡之期，极少须有十年。与其死于十年之后，曷若于今日死，使诸君有所警动。”
金岳霖：“哲学所党组负责同志：我可能很快结束。我要借此机会表示我感谢党，感谢毛泽东同志，感谢全国劳动人民，把中国救了，瓜分问题完全解决了，四个现代化问题也一定会解决。我死之后，请在我的存折中提出三千元献给党。请不要开追悼会，骨灰请让清风吹走。”
殷海光：“我若死在台湾，希望在东部立个大石碑，刻着“自由思想者殷海光之墓”，身体化灰，撒在太平洋里，墓碑要面向太平洋。”
胡适：“我指定我所负合法债务与葬仪费用全部须支付，我并请求而非指定我的遗体予以火葬，而骨灰的处理则听由我的诸位执行人依认为适当的方法处理。”
章太炎：“朴学从此中绝矣。”
钱钟书：“遗体只要两三个亲友送送，不举行任何形式，恳辞花篮、花圈、不留骨灰。”
沈从文：“我对这个世界没什么好说的。”
瞿秋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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