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母亲和她的毛衣

  序

      前阵子写了《我的父亲和他的石头》。父亲很高兴我写下关于他的人生文字，将文章转发给亲戚朋友。而我，更多是想通过文字记录父母对我绵绵长久的付出：过去，现在，以及希望更加长久的未来。

      喜欢林清玄《情深，万象皆深》中好几篇关于他对父母亲的回忆，其中《黑衣笔记》算不得好文，感情却真挚，文末写道“为了存真，仍保存原貌...，希望作为父亲临终时的一个纪念。” 我不愿待父母离去再回忆，我愿他们真切地坐我身旁，念叨我的文字，让我感受他们说话间微微呼向自己的气息。

      常翻看儿时照片，看父亲粗壮的手臂，看母亲肩后黑黑的麻花辫。而今他们的老人斑，花白头发，身体散发的衰老气味，时刻提醒我这是他们用半生的青春抚育我的代价。我常感到内心急迫，那样的心情就像那晚宜宾地震时倒数的警报，跟随读秒，胸中的气流像拧毛巾似的挤压和搅动——父母子女的人生excel表，空白单元格已所剩不多。

      前生千万次回眸才有缘今生父母子女，愿这些文字成为我们转入未来时空的今生戳印。

      继续记录和父母共处的时光。这次是——我的母亲和她的毛衣。

《我的母亲和她的毛衣》

      “给你说过很多次，夏天要把毛衣拿出来洗，洗完还要晒几天才不会生虫。”母亲嘴里数落着，接过我递去的被虫噬的毛衣。

      她拿出毛衣钩针，盘腿坐上沙发，顺手拉近台灯，带上老花镜，补了起来。嘴里还不忘唠叨：“以后你妈不在了，看哪个给你补！”

      我不会像以前那样会心烦母亲的唠叨，乐着说：“给你找点事做，防治老年痴呆。我站旁边学，以后自己补。”

    静静站在旁边看着灯下这个身影，三十多年前每晚灯下的身影也是她。只是而今，身影臃肿不少，背更弯驼，头发也花白干涩，钩针引线的速度缓慢很多。时不时因为老花，眼睛还会凑近看针脚，像是在闻衣服的味道。

一

        物质贫乏的七八十年代，家家户户都有一位手巧的母亲，从布衣到毛衣到棉袄，妈妈们都自己做。我觉得自己母亲手更巧一些，也许是因为母亲的毛衣里有太多智慧，太多坚韧。

      小时候母亲给我织了一件毛背心，粉色底色，胸前绣着熊猫吃竹子。当年我一直觉得那是件有魔法的背心，会随着我的个子跟着长，穿好几年都不觉短。

      后来问母亲：“妈妈，这件衣服怎么总穿不短？你施了魔法吗？”

      母亲得意地把小机关拆解给我看。背心的肩部被母亲做成类似背带裤的两段，一段纽扣，一段扣眼。我个子长高一点，肩部纽扣位置往前挪挪，便可以很好地适应我的身长。

我的母亲和她的毛衣

      随着我年龄增长，母亲会织一些适合我年龄特征的毛衣。可毛线不便宜，对于在各方面花销都必须精打细算的家庭来说，一位极会持家的女主人就显得极其重要。

    在学校，我常会穿新毛衣，同学们总羡慕我有新衣可穿。其实所谓的新衣都是用旧衣做的。母亲会把已经不能穿的，或样式过时的毛衣拆掉，旧线做新衣。但用过的毛衣线有织痕，是弯曲的，不能直接用。母亲会把弯曲的毛线团放蒸锅里蒸，她将蒸锅盖上的手把拧下来，露出个洞。当毛线蒸到一定时候，便从洞里将毛线扯出。从蒸锅出来的线变直了，线团成团，又可以织新衣。

      旧线的颜色往往不同，如何搭配成一件新衣需要智慧。

    最简单的搭配就是条纹，几排父亲旧毛衣的黑色，几排母亲的灰色，再几排我的白色。三种颜色协调搭配着，小时候我并不知道这就是最简单的近色系搭配。母亲没有学过画画，也没有学过配色，但她天生就懂得颜色的搭配。

      如果颜色上没有太多变化，母亲会在织法上创新。在简单的平针织法中，会穿插元宝针、桂花针、绞麻花等等花样。母亲给我织过一件纯黑色的高领细线毛衣，衣领用反织的方法，很自然地反卷在外，像花瓣。袖口和衣脚用钩针勾出花边，再和衣体缝合在一起。衣服样式很别致，路上走着的时候曾被一位陌生阿姨拉着问购买地址。

    我欢喜地回家与母亲说此事，母亲平淡地说：“既然要做就要做好。”

我的母亲和她的毛衣

二

      母亲当完知青，回城在一个制造液压机的国有工厂当工人，每天在轰鸣的车间按照图纸操作机床，制作液压零件。八十年代的国有企业很红火，厂区就是一个小社区，工厂、医院、学校、商店样样齐全。每天上下班，工人们潮汐似得涌入涌出工厂。母亲、舅舅、姨妈都在厂里工作，我和表姐、表妹们幼儿园、小学、中学都在厂里的子弟校读书。父母对孩子们的长远规划大部分都是小学中学读完就在厂里读技工校，毕业后留厂里工作，端铁饭碗，似乎一辈子就这样一眼可以看见，无需过多规划，平稳无波澜。

      不到二十年的时间，铁饭碗变成土饭碗。九十年代初期，国有企业纷纷改制，母亲所在的工厂也在改革的浪潮中起伏徘徊。以前三班倒都干不完的活，后来已经接不到订单，部分机器停机。工人们没活干，工资上不去，心里还忐忑焦虑自己是否会下岗。已经进入中年的父母，上有老下有小，顶梁柱们面临着人生的一波大浪。

      一日，一家三口坐沙发聊天，母亲郑重地对我和父亲说：“我准备织毛衣挣钱，反正现在厂里没有什么活。娃娃上初中了，需要钱。”

      我低着头，对母亲的决定不做回应。也许更多是没有资格去回应。我的数理化一直不开窍，上中学后更加吃力。母亲请了老师给我补习，一小时50元，九十年代初这个价格不便宜。母亲决定织毛衣挣钱，也更多是想让我书读的好些。

      她对着我说：“你就专心学习。读好你的书！不要想着读啥子技工校，出来就只能像你妈一样一辈子天天站机床。书读好了，就可以坐在办公室里面吹着风扇指挥别个站机床。”

      父亲也没做声。他明白，母亲既然说了，这件事情就算定下，多说无益。

    此后一段时间母亲总出差，约莫一个月，她带回两台机器。一台长方形，书桌大小，上面有一排排相互咬齿的长针。另一台是圆形的，菜板大小。母亲说：“这是我的新武器，织毛衣机器。”她出乎大家意料地开启她的新事业。

      母亲请假出差去重庆考察市场和学技术，学完就把机器带了回来。长方形的机器是织机，穿上线，拉着手柄沿着织机上排针的方向一拉，一排线便织好了，比以前手工速度快几倍，而且针脚更平整。圆形的小机器是缝机，用来拼接缝合分开做好的前胸后背袖子等各部位。这两个家伙用上，三四天就可以织一件毛衣。

    母亲白天在工厂上班，晚上下班后织毛衣。她把机器放外婆家，一是外婆住集市上，顾客多，二是离上班的厂区较近，节省路途时间。下班后母亲往往要忙到晚上十一二点，才从外婆家骑自行车往家赶。一日，快十二点了，母亲还未回家。我和父亲有些着急，收拾着出门去接，刚巧碰到推着自行车回家的母亲。在路旁昏暗的灯光下，母亲脸上和手上有很多处擦伤，自行车的链条也脱落在外。父亲心疼地接过自行车，连声问：“怎么啦？怎么啦？”

    母亲有些虚弱地说：“不着急，进屋说。”

    我扶着母亲进屋，父亲心疼得去拿酒精纱布处理伤口。稍微缓口气，她平静地讲起事情原委。

      从外婆家回到家大约需要十五分钟自行车车程，中途有段路因为市政维修断电没有了路灯。施工方白天挖坑维修，却没有放置警示标识。

      母亲说：“没有路灯，看不见路上的坑，我一下子就骑进去了。在坑里坐了会儿，活动了下手脚，我看都能动，感觉应该没有伤到骨头。我喊了几声，估计太晚，也没有人应我。就去试了试高度，手伸上去离坑边距离很近。等人来救不知道什么时候了，我就自己试着爬了出去。”母亲的手掌手背有很多血痕和擦伤，有些还在渗血。估计是爬坑壁的时候被划伤的。

    “还好，没爬几次就爬上去了。幸亏自行车没掉进去，只是链条断了,我慢慢推着回家。”

      母亲说着话，父亲帮着处理伤口。挽起母亲的裤腿，小腿和膝盖都是擦伤，膝盖已经瘀青肿大。父亲用酒精消毒伤口，涂抹时母亲皱了皱眉头。我知道很疼，但她没吭一声。

      伤口处理完，母亲说：“没事了，都睡觉吧。”

      说着从沙发上起身。站起时她使劲撑了撑沙发扶手，减少膝盖支撑的疼痛，慢慢挪到床边。

      母亲一贯冷静，有主见。从我记事起，她就是一个哭泣功能迟钝的人。若见我哭，母亲会严厉地说：“哭不解决问题，你要想办法。”

    记得三年级的一天，还没到放学时间舅妈便来教室接我。

    我正纳闷，舅妈已经开口：“你爸爸干活不小心从楼上摔下去，被送到医院去了。今天舅妈来接你，先回家。”

      回到家，奶奶已经在家泣不成声，站也站不稳，需要旁边的亲戚扶着。母亲也被熟人从厂里叫回家。

      她问奶奶：“老母亲，你知不知道怎么回事？”

      奶奶边哭边说：“说是，说是从楼上摔下去了，全身都是血。扎个办？扎个办？”奶奶腿一软，被亲戚扶着进屋了。

      “晓不晓得送哪个医院了？”母亲问周围的人。大家都说不清楚。

      母亲嘱咐舅妈：“你帮我看着娃娃和老母亲，我去医院找找。”

    当时没有手机，也没有传呼，根本联系不上送父亲去医院的亲戚和朋友。

      母亲骑着自行车，挨着去每家医院的急诊室找。终于在一家医院找到父亲。

      万幸，父亲没有大碍，只是鼻梁骨折穿孔，手臂骨折，修养一段时间即可。

      得知父亲平安，母亲找人回家报信，奶奶也终于放下心。

      有时和父母聊到此事，背着奶奶母亲会教育我：“遇到事情，不要着急，要想办法。像你婆（奶奶）那样哭有啥子用？”

三

      母亲这种胆大冷静、有主见，在生活中会表现的略强势。

    父亲有时会埋怨母亲“强势”，少了一些温柔。母亲曾回怼过：“我不强势早就死了。”

      母亲兄弟姐妹三个，她排行老二。外婆总给我说：“我三个娃娃中，你妈妈最不容易。你舅舅虽是老大，但是独子，讲究一些。你姨妈又是幺女，岁数小，也养得娇气。只有你妈妈，最辛苦，从小就帮着做事情。知青下乡，一待就是七年，受了好多苦哦。”每次讲到这里外婆就流泪。

      母亲小学毕业后在家待业两年，16岁下到乡里当知青。对于尚未成年的母亲来说，知青生活很艰苦。母亲说，她庆幸下乡的前几年是和舅舅、表舅在一起，有别人没有的精神支撑。和她同批去的一个女知青，因为害怕，精神压力过大，没多久就疯了。但精神支撑也仅是精神上的，都只是半大孩子的舅舅们，突然没有父母的管束完全放飞了自我。下发的口粮上半月全吃完，下半月饿肚子。猪不喂、田不耕，肚子饿了偷农民鸡吃，十足是一群来自城市的“土匪”。母亲作为唯一的女性，很重要的任务是要管理好这群人的生活。管理好每顿的口粮，管理好鸡鸭鹅，耕田种菜养猪，尽量保证大家不饿肚子不干坏事。母亲说她曾经是“三军司令”，“海陆空”动物全部养齐，不仅够大家吃，剩余的还能担回去帮外婆补贴家用。

      没过两年，舅舅顶替外公的工作被招工回城。作为家里唯一的儿子，这个名额毋庸置疑，母亲也觉得理所当然。但这就意味着，她回城遥遥无期。

      母亲在乡里等待回城一等就是七年，大半的青春在山里的田埂度过。我去过母亲当知青的山里，风景很好，大山里青山绿水，烟雾缭绕。但晚上一个人在茅屋时，肯定会害怕。母亲说，害怕没有用，唯一有用的是门口看家的狗和鹅，以及枕头下那把镰刀。

        “胆子都是逼出来的”，母亲常说这句话。

      她说，有次半夜她正睡觉，突然堂屋轻微的脚步声把她惊醒，那个声音正“啪叽、啪叽”往卧室走。

      “我心里打鼓，赶紧把枕头下的镰刀握在手上。只要他敢进来，我就准备砍下去。”

      母亲说那个声音确实进了卧室，只是刀没用上。因为那是她养的鹅，那晚忘记关门外了。

      我家现在杀鸡杀鸭都是母亲操刀。母亲常调侃父亲：“我总当恶人，见血的都是我来。你就当菩萨。”

      父亲笑嘻嘻答：“你要能干些，蛇都敢杀的人。”

      小时候集市上卖蛇，母亲买了一条活的回家杀掉炖汤。她把蛇头绑在一根木棍上，棍子架在两根树之间，先把蛇脖子切开，然后从切口处把皮从上往下剥，就像剥桔子皮一样。蛇还没死硬，剥完皮整个身体白色泛着粉红，吊在棍子上搅动。这个场景让我做了好几日噩梦。

      母亲下乡的地方蛇很多，大部分是“乌梢蛇”，无毒，粗壮，肉质鲜美。当地农民经常把蛇和鸡一起炖着吃，名曰“龙凤汤”。那时的母亲也怕蛇，还怕老鼠，最怕田里的蚂蟥。一下田，腿上不一会就爬满吸血的蚂蟥，头皮发麻，吓得惊叫着往田埂蹦。天天下田，天天爬，慢慢麻木了，爬就爬吧，随手拍掉继续干活。

      有次母亲从田埂走过，一条小乌梢蛇游过脚背，被她一把抓住。那蛇小，肉少，炖汤不够，抓回去喂家里的猫。家里两只毛孩，为这条小蛇大打出手，一只咬头，一只咬尾，从堂屋争夺到厨房，互不相让。母亲一镰刀下去砍成两截，帮它俩结束战争。

四

    七年后，待到外婆退休腾出厂里的用工名额，母亲得以回城，开始她的工人职业生涯。

    七年的知青生活塑造着后来的母亲，无论是工厂干活，还是家里织毛衣，母亲都充满着杀蛇那股劲。

      小时候寒暑假家里没人看的时候，母亲会带着我去上班。车间硕大的空间，衬得我渺小如恒河沙。车间三四层楼高，横向跨度六七十米，纵向约百米，上空跨着行车，两侧整齐排满上百台机床。我最佩服会开行车的叔叔阿姨，沿着长长的铁梯爬上十余米高上空，在操作间熟练地控制着上千斤的铁坨，吊上吊下，运这运那。

    车间地上机油遍布，母亲总提醒我：“小心皮鞋，踩了机油会变形。”为保护鞋子，我在车间里跳房子似的蹦。有搞恶作剧的叔叔，会在我后面喊：“机油、机油，要踩到！要踩到了！”腾在空中的一只脚顿时不敢落地，定在那里，另一只脚努力支撑着，身体来摇晃保持着平衡。

      我嘴里忙喊“哪里？哪里？”叔叔阿姨们哈哈哈大笑。

      上班时间，上百台机器一起工作，噪音极大，相互之间说话都扯着嗓子吼。夏天，除了轰鸣的机器声，还有几十台挂在墙上的超大风扇呼呼声。每隔三四台机床，墙上都挂着一台直径接近两米的超大风扇，使劲地左右摇头，够着脖子卖力地把风吹去更远的地方。我曾站在大风扇前张开手臂，想把小小的自己吹到空中。风并不凉快，更多是把原本闷热的空气搅动起来，给大家心理安慰。

      母亲会安排我去车间尽头的库房待着，摞起几个零件纸箱给我当桌子，我趴在上面写《暑假生活》。

    库房有几个窗户正对车间，从那里一览车间全貌。工人们都戴着蓝帽子，穿着蓝工装，带着手套。棉织的白手套油渍斑斑，再脏再热，大家也必须按操作规程穿戴整齐，以防事故。每人脖子上都挂块毛巾，有的人将毛巾用凉水透过，挂脖上，后颈的衣领浸湿一片，这样直接触肤的凉爽可能比那几台扯尽狂吼的大风扇管用。大家都这样穿着戴着挂着，男的女的高的矮的都一样，一眼望去辨不出哪个是母亲。后来我特意去数母亲的机床位置，正数的位置，倒数的位置。作业写得差不多了从窗户搜索定位到那里，望一望。母亲的后背已经浸湿，工装上椭圆形的汗渍，下午的时候会泛出白白的盐渍。母亲中短发烫有小卷，帽檐下能模糊看到缕缕卷丝。我猜想，此时的头发肯定在滴汗，因为母亲正用搭在肩上的毛巾从额头擦到后脖颈。工作久了，她会转转脖子，用两手撑撑腰，再捶锤肩，端起旁边的水杯猛灌几口，深呼吸两口，再继续工作。

      这样的身影白天在工厂车间，晚上就切换到毛衣工作间。

五

      织毛衣的工作间是阳台改造的，封上玻璃，便是一间小屋。阳台位置朝西，而且凸挂在外面，四周没有邻居的墙壁隔档。夏日太阳一出，小屋三面被直晒，晒上一两个小时屋里跟蒸笼似的。夕阳西下，晚霞晒红天边时，母亲便拉开工作间防光厚窗帘，打开风扇，脖子搭上毛巾，开始了她晚间工作。

      三四平米的工作间摆着两台机器，堆着各色毛线。坐着操作太热，母亲便站在那里。拉着织机手柄，向左，哗得一声，飞起一遍毛絮，向右，又哗得一声，又飞起一遍毛絮。风扇开到最大档，呼呼得来回摇头，毛絮在强劲的风中焦躁地群魔乱舞，飞到母亲脸上、脖子上、胳膊上，混着身体的汗水牢牢黏在皮肤上。汗多了，毛絮粘在睫毛上挡了视线，母亲便用搭在脖子上的毛巾擦一下。傍晚的知了声更大，像是要与织机的声音一比高下。但天黑下来，它们就失去了耐性，只有织机还哗哗地坚持到深夜。我总觉得夏天织出的毛衣都带着暑气，放手里有温度，还带着一股知了的热气。

      寒来暑往，机床前的身影，织机下的身影，日复一日，年复一年，母亲的颈椎和腰椎再也支撑不了长久保持这个动作。

      医生对她说：“你需要休息。再不注意，要瘫的。”

    母亲对我们说：“那就不干了，做点别的。”

      此时的母亲赶在企业下岗分流之前办了提前退休。但我的学业还在继续，母亲又想办法办起彩票销售点。

      母亲说：“你的书能读好久，你妈就供你好久。”有时我会去彩票点帮忙，母亲的卷发已剪成板寸，染上板栗红，正敲打着彩票机键盘忙碌地帮人选着吉利数字。

      期间，母亲卖掉了织机。后来等我工作了，她转让了彩票销售点，开始了她的老年大学生活。那个身影在跳舞室里飞舞、在摄影课堂拨弄单反相机，在天南海北与一群红黄绿中国大妈旅行。

   

我的母亲和她的毛衣

      这些身影才与真正的母亲重叠，与公社文艺队里跳舞的身影重叠，与少女时相机镜头前的身影重叠，与台灯下读书时畅想世界的身影重叠。

   

我的母亲和她的毛衣

      “跑神了哦！认真点！”母亲的声音打断了我的回忆。

        她转身对我的女儿说：“幺儿，你看你妈妈，不认真学。外婆现在是做不动了，要不你会有好多新衣服穿哦。造孽的娃娃，遇到过啥子都不会做的妈妈。”

      我赶紧拉过女儿去挨着母亲：“乖乖，妈妈现在是学不会了，你快来给外婆学，学会了以后做给妈妈和外婆穿。”

      女儿从小喜欢缝缝补补，挨过去就不停问这问那。

      “外婆，你会织毛衣哦？…那么难，你都会啊？…外婆好厉害哦…”

      看着女儿认真的样子，也许过不了几年，真能穿上她织的毛衣。

      也许那件衣服会带着暑气，也许花色有近色系搭配，也许领口会有翻卷的花边…

我的母亲和她的毛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