渡口编年

       大家好，我是郭熙志，是一名纪录片导演。在今天的演讲之前，我想跟大家分享一段分享契诃夫的关于创作的话：

由于缺乏政治、宗教和哲学上的观点，我只好将自己限制在描述我的英雄如何恋爱、结婚、生孩子、死亡，以及他们之间怎样对话——契诃夫

       今天我要跟大家讲述的“我的英雄”是一位平民英雄，他叫贺国平。在20年前我拍了一部片子叫《渡口》，讲述了我的老家三位下岗工人在下岗之后的两个月的生活。随后的二十年我一直在跟踪拍摄。在今年3月，我完成了一部贺国平的《渡口编年·贺家》的纪录片。

       这部影片拍摄的内容是我的故乡——大通。大通是在安徽铜陵的南岸，是一个千年古镇。这个古镇在清朝咸丰年间成为长江中下游的盐税关卡，因此它是当时富甲一方的“小上海”，也是安徽四大名镇——安庆、芜湖、大通、蚌埠之一。

       1998年中国政府实行股份制改制，当时我的老家安徽提出了一个口号：要像土改一样地进行股份制改制。很多工人因此下岗。清明节这一天我回到老家祭祖，我发现我们老家有140年历史的渡口停渡了。这个渡口是我父亲上班的渡口，大通古镇大约在咸丰年间有十三处渡口，这一条清字巷渡口是十三处渡口中留下的唯一保存至今的古渡。因为实行股份制改制，下岗职工砸碎了渡船玻璃，这个事件就成为了停渡的一个导火索。在停渡的这一刻，我感觉故乡变得特别地陌生。

       这个渡口对我的意义跟别人不一样。因为我从小就在这个地方等待着我父亲的归来。他会在一天的劳累后，在归来的行囊中给我带回几个梨子、几个桃子，或者一本小人书。所以渡口停渡是我的一个心结，我甚至在之后很多年都梦见这个长江的水干涸了，然后我们能涉水而过进入更加广阔的世界。在这一年我所居住的城市铜陵也发生了很多的变化。原来工厂的一些废弃厂房变成了卡拉OK、桑拿或者是吃饭的地方，名字基本上是叫维也纳、多瑙河或者是什么风情之类的。

       在微微地感到社会变陌生的这种情况之下，我有一种强烈的想法：我们面临的这个陌生的世界会陌生到什么程度？所以我开始了我的拍摄，我实际上想记录的是转型社会的人生和人心。我感觉到好像有一种几千年不曾有的变局的到来。我的角度是我的故乡。因为我关心的是转型社会的一个概念，所以我的纪录片不仅仅是讲一个故事，我实际上在讲述的是一个社会结构。

       拍摄的三个家庭里，一个是我的同学周朝阳，他和他妻子俩人都下岗了；一个是即将离开渡口的老队长陶礼贵，他是渡口原来的权力的象征；一个是即将上任的承包人贺国平，他可能是将来的资本家。在这种社会结构之下我想看看他们会发生什么样的变化。

贺国平

       我这里要说的是贺国平，就是图片上掌舵的人。他是我的邻居，是我二姐的同学。在我的印象中他是个非常另类的人，在大家都在忙着运动、忙着革命的时候，他独自在家练习自己的肌肉，把自己的肌肉练得有点像古希腊的《掷铁饼者》，虽然他的个子不高。

       我印象最深的一个时刻是在冬天，长江已经下了很大的雪，他穿着一个非常性感的三角裤衩，爬上渡船的第二层，腾空而起，像个抛物线一样的滑入平静的江水劈波斩浪。这样的人在我们老家叫“屌烧”，就是爱出风头、显摆的意思。这样一个人，在承包渡口的时候，他去找下岗职工商量。下岗职工最担心的是：“别搞了两年我们没饭吃了，要保证我们的工资。”他拍着胸脯说：“这是废话，我哪怕自己拿不到钱，也要给你们发工资。”

       承包的过程其实相当不易。1998年和1999年，连续两年长江发大水，他也参加了抗灾的活动。在这个渡口实际上他也创造了一些所谓的辉煌，比如说他消化了六个下岗职工，比如说他也有一个所谓的比较高的创收。他掌握了经营的权力，但是并不意味着渡口就风平浪静了。

       其实在他的所谓辉煌的一面，渡口发生了惨烈的互相竞争。他承包的时段是公家规定的早上六点到晚上九点。这个时段之外还有一些小船进行竞争，有时候互相殴斗、撕咬，会发展到一种惨烈的程度。

       就在开业这一天，贺国平渡船的趸船上面被浇上了一桶大粪，他指着这个粪说：“你看，这是一个绝妙的镜头。”旁边是下岗工人周朝阳的妻子，周家祖孙三代在渡口干了很长时间。她语带讽刺地说：“你拍他们好，他们将来会盖大楼，发大财，装电话的。”那时候发财的标准就是装电话。

       短片的结尾，我放了一个镜头——长江江面出现了薄薄的轻雾，对岸的徽式建筑好像海市蜃楼一样，美轮美奂。但是航船从雾中驶来，我不知道我的故乡将来如何。

       大家可能有疑问，这两个月拍完为什么又拍了二十年？有一个具体的原因，就是承包大约七个月之后，贺国平开始不交承包金了，我接到了轮船公司经理的电话，要求我拿着摄像机去追踪报道。

       贺国平跟经理说：“我们实在是没有钱”。经理说：“我们签了合同，你就要遵守法律。”贺国平说：“我不懂法。”贺国平被告上了法庭，从此以后他就回了家。回家之后他的妻子买了一个货车开始运货，几年之后又买了一个出租车讨生活，非常地不容易。大家肯定要问为什么一个女的会开出租车而贺国平却躲在家里呢？因为滞纳的承包金还一直没缴，贺国平如果出来开车，这个车就要被没收了。

       1999年底我调到了深圳电视台，一开始我基本上每年要回去三到四次，每次15天左右，都会拍他们。很多人催我说：老郭，你这个片子要出来。但是我觉得既然我要做一个大的观察，我做的不是股票，我做的是期货。所以我相信时间的力量。随后的拍摄其实并没有跌宕起伏，并没有故事，大部分时间都是朋友圈或家庭圈的聚会。

       贺国平所处的这个城市和他自己所处的环境也在发生变化。但是在这个空间里有非常强烈的一个对比，铜陵市成功地从一个资源型的城市转型为一个所谓的可再生城市之后，它的人均GDP是安徽省的第一。那时候我们的市长到广东省的铜陵同乡会上宣布，说家乡的GDP已经超过你们广东的平均值了。

       在这个空间里有非常强烈的一个对比。城市里面会出现一些欧美的建筑，比如白宫式的、雅典式的、意大利式的，人们向往着浪漫的生活。

       2002年肯德基进入这座城市，随即又有了一些什么“意大利风情一条街”之类的，这个五线的城市开始变得有一线的感觉。

       与此同时，对比鲜明的是贺国平不足四平米的厨房。

       他所生活的区域也是一个巨大的被废弃的工厂区。这个工厂区有一栋楼，叫“厂区治安联防队”。我拍这个楼拍了二十年，春夏秋冬。这个楼在这个急速变化的城市，这个他们自称为贫民窟的角落几乎是静止的，时间是停滞的，二十年全部停滞。

       贺国平最投入的有两件事，其中一个是打牌。因为他的儿子后来贪玩，他会跟儿子说，我们打牌不是为了娱乐，不是为了玩，是为了挣钱。他确实打牌挣了不少钱。另外一件事就是烧饭。2008年夏天，我拍摄了一个镜头，大家可以看到他的投入，汗水像是在雕塑身上流淌，他仿佛是那种意大利玻璃的工艺师，在等待着作品最后成熟的一刻，掌控着它完美的造型，但是其实这只是为了煎一个饼子。

       随着时间的推移，我被他灌的酒也越来越多。我们聊起一些陈年往事，他说他其实在年轻的时候也想拼命地读书，也看过很多书，看过中外名著、唐诗宋词之类的。他会经常引用“莫笑农家腊酒浑”之类的诗句，信手拈来，根本不像一个水手。我觉得他身上有一种诗意。在酒酣耳热之际，他也在说：“其实我并不输于一般的有点文化的人。”

       他经常和我提起三句话。第一句是他要疯了。第二句话是他要出去。第三句是他的初恋，一个四五十岁的老男人在昏暗的灯下说他很在意他的初恋。他切菜的时候葱花在飞舞，刀工非常好，刀光锃亮，他在说他很怕出去见人，很怕见到同学和熟人。他说：你看我看上去还很正常，其实我已经心理变态了。除了要疯了还有要出去，他知道我在深圳所以想闯深圳。在那个时候你们在座的父母恐怕都有一个梦就是闯深圳。闯深圳其实是中国人长期生活在一个封闭的社会里面对一个挣脱生活枷锁和挣脱那种固定的生活轨迹的一个向往，其实是一种中国人的自由精神。他也想，他说他就是要出去不管挣多少钱，不能这样老死家中。最打动我的是他说到他的初恋。我在回忆他当时的那个时光，他不是那种我在采访他时的状态，是他自然地跟我说起的。他很少跟家人提及这件事，很少触碰他心灵里这一块非常柔软的地方。

       他说有一次同学聚会，他的初恋也在。他们谈了七年恋爱，因为家人反对分手了。大家喝酒的时候，在气氛越来越浓厚的时候，酒过三巡菜过五味，有一个政协委员，就是他们同学中最成功的人士，大声说：“大国平最近怎么样呀？”贺国平说：“他是在雀薄我，”雀薄就是调戏、讽刺，“是讲给某些人听的。”这个某些人指的就是他的初恋。他说：“我不知道她听这话的时候，心里是什么滋味。”

       在拍摄的过程中有人问我：你拍两个月跟拍二十年有什么区别？有必要拍二十年吗？就这个拍摄本身来讲你本身有什么感受呢？作家格非曾经说他最喜欢一句话，《圣经》里的一句话就是“没有人看见草生长”。我想反过来说：我看见了草生长。在拍摄的过程中，我看到了那种生命像草一样生长的感觉。

       这是贺国平的渡口承包开业的那一天，他的儿子贺奂在上面穿梭的镜头。

       小伙子长得很帅，很快进入了青春期，但是他不喜欢学习，他父亲就把他送到了画室。可是他最钟情的是扣女，不断地换女友。他的父亲很担心他让女孩子动情之后会伤害人家，但贺奂自己浑然不觉。一棵只知道吃和玩的小草变成了需要谈恋爱的青草。后来，他当兵、退伍、找工作，经历了很多，他想发财，有很多的梦想，但是也感到无可奈何。他改变不了这一切。他在茶楼里对我说：“过去我们打一架，女孩子就跟我们走了，现在女孩子全跟有钱人走了。过去女孩子总是找我谈恋爱，因为我帅，现在总是我去找女孩子谈恋爱，并且我在茶楼里坐下来，人家会说，你怎么这么胖。”他已经由一个需要恋爱的青草变成了一个油腻中年的壮草了。我感觉生命就在这二十年的拍摄中缓慢地生长。

另外，你也可以看到生命在降落的一个过程。他的父亲贺国平，同样是开业那一天，一个跳板被水冲走了，他就去把它救下来。你看他那个壮硕的背影。

       打牌，他最投入的时刻。他仿佛像一个杀伐自如的将军，好像这是他的战场，他把他自己的生命投射进去了。但是回过头又仿佛魔鬼附身似的跟大家说：算了算了，这钱就不要了。

       几年之后他变成了这副模样。

       他得了癌症，开了一大刀，整个人完全变形了，认不出来了。就在这一次他还给我们做了一顿饭，这是我吃到他的最后一顿饭。

       2012年的12月4日，我记得有朋友打来电话说他去世了。当时我的悲痛是无法形容的，我脑海里想到最多的画面就是他照顾岳父的画面。

       他岳父得了老年痴呆症，差不多十几年了，经常走失，在小院子里面大小便失禁。他总是给他擦背，夏天的时候拧出来的擦背的水就像黄河里的水一样的，油乎乎的。他每天都这样给他擦。我做不到。我想起我父亲背着外婆去看病的那个背影，我认为他们都是民间圣人。很多人觉得中国的文化好像是中断了，但是我在贺国平的身上看到了中国文化的延续。他是我人性的老师。

       他死的时候说了三句话。第一句话是：“你们要把我的骨灰撒到渡口的江水里去。”我想他是决绝的，甚至可以说是孤愤的，他不想把自己留在这个世界上跟不喜欢的东西在一起。还有一句话是，他想回家。第三句话就是他拉着妻子的手，说“我相信你啊”。在座的很年轻，体会不出这个话的滋味。“我相信你。作家丁玲在最困顿的时候，在北大荒差不多要病死的时候，她的老公去看她，拉着她的手说：“曾经这么坚强的你，承受了多少东西，我们和你在一起，我相信你。”

       同样的四个字，丁玲在回忆录里写到：

我相信你“，这四个字就好像一只手，把我将要沉到水底的身体托了起来，我得救了。

       2014年我重返贺国平的这条穷街小巷，房子已经拆了，我碰到了他家的狗。这条狗我2001年就开始拍，到2014年已经变成一条老狗了，一条没有主人的老狗啊。2018年我来到了他的坟地，想祭拜他。一辆高铁飞驰而过，就像我们这个时代。镜头摇过去是风幡在召唤着贺国平的孤魂。

       在拍摄了二十年之后，我发现这些下岗工人的下一代基本上还是他们父亲的状态，或者流落街头，最好的也就是做个保安。

       就在前几天，老陶走了。所以这三家里面老一辈基本上走光了。我记得当年大约有四千万的下岗工人，所牵涉的家庭成员可能过亿吧。可是大家现在好像已经完全遗忘这件事了。

       有一种观点认为，为了整体的利益牺牲局部的人群是历史必然的选择。我不太同意。历史的选择首先是人的选择，没有哪些人是必然要牺牲的，这种逻辑是一种不合常态的逻辑。不管是牵涉到一亿人还是牵涉到一个人，我们都要把人当人。我想如何把人当人，在我们的今天依然是个问题，大家说是不是？

                                                 本文整理自郭熙志在一席中的演讲《渡口编年》

                                                 视频链接：https://yixi.tv/speech/80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