奇特的士

有这样一群人，放荡不拘，率性旷达。

有这样一群人，清谈无为，我行我素。

有这样一群人，不以物喜，不以己悲。

他们是竹林七贤，他们是建安七子，他们是魏晋风骨。玄言大畅，清谈成风，由此出现了魏晋风度。汉末魏晋六朝是中国政治上最混乱、社会上最痛苦的时代，然而却是精神史上极自由、极解放，最富于智慧、最浓于热情的一个时代。日本学者大沼枕山曾写过一句诗“一种风流吾最爱，六朝人物晚唐诗。”无疑大沼枕山爱的是“魏晋风度”。时代有时代特征，社会有社会风尚。如果说汉朝是辉煌壮阔，唐朝是盛大开放，宋朝是清丽内敛，那么魏晋就是洒脱放达。而《世说新语》无疑是魏晋风度最贴切的身份名片。    《世说新语》的作者是南朝宋宗室刘义庆，也有史料说是刘义庆及其门客集体编撰，全书以类相从，分为德行、言语、政事、文学等三十六个门类，以笔记小说的形式记载了名士玄虚奇异的思想、言谈、举止。魏晋名士的文风、性情、思想等在本书中得到了最好的诠释。因而宁稼雨先生说：“《世说新语》好就好在写出了中国古代知识分子灵魂中值得骄傲的一面。”他们多数是恃才旷物的，张扬着一种文人特有的意识形态，也被称之为“特立独行”的魏晋名士。“手挥五弦，目送归鸿”是他们追求的闲适人生，“宠辱不惊，笑看庭前花开花落；去留无意，漫随天外云卷云舒”是他们欣赏的平淡心性。这在今天看来，非圣贤难有此等心境，而在当时的社会背景下，这是一位名士的基本标准配置。他们在性格修养上有严格要求，其内在形式就是“自我克制”，认为大丈夫胸襟应豁达开阔，喜怒不形于色。究其原因，魏晋名士真的是书上所说的那样不悲不喜，淡然超脱于世俗吗？魏晋时期确实是中国历史上“思想，行为”最自由的时期，但这种自由是相对于当时分裂的大时代而言的。其一，社会的长期动乱，连年征战政权更替频繁，国家分裂，百姓流离失所，而士人往往成为政治变革的牺牲品，这些使得魏晋士人只能在一定限度内畅所欲言。其二，儒家思想的衰退与老庄思想的盛行，魏晋士人对现实社会的失望，政治抱负难以得到实现，便转向 个人享受主义，生命短暂，需及时行乐。于是他们拼命放纵性情纵酒为乐，放荡不羁。其三，“清谈固其志气，药酒陶其情趣”。魏晋名士们放弃了儒家繁琐的礼俗，追求心灵上自由自在的乐趣。率性而为，回归自然，释放人们本身被传统礼教压抑的个性和自身欲望。人与人一起才组成了社会，魏晋名士造就了魏晋风度，魏晋风度产生了魏晋名士。魏晋士人风神潇洒，不滞于物。他们给魏晋文学带来了新气象，如王羲之的行书，顾恺之的画，戴奎的雕塑，嵇康的广陵散，陶渊明，大小谢，鲍照的诗，云冈，龙门壮伟的造像。无一不有魏晋风度的飘逸俊朗之姿态。但是过度的追求个人的自然本体主义，随心所欲，给国家带来了隐患。又如隐居的苏门山真人，不为五斗米折腰的陶潜，在其位不谋其政的向秀，他们都宁愿满足自己的闲适生活，不愿为国为民兼济天下。如此而已，一个国家将失去了前进的动力，一个民族将失去了希望。自古圣贤曰：穷则独善其身，达则兼济天下，但魏晋名士则是：穷、达皆独善其身。事实上，追求个人主义和为国为民并不一定是矛盾的，如谢安：既兼济天下又同时追求豁达坦然，此等人物才是魏晋风度的深刻体现。因此，鄙人认为：对于魏晋风度，可以取其通脱率真之个性，而弃其颓靡之态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