很多人印象中的古代中国都是封建等级森严，在君君臣臣父父子子的伦常与以血缘为基础的家族宗法笼罩下，且不论地主和农民、统治者和被统治者之间的压迫如何深重、矛盾如何激烈，至少在这样一个社会中，平等不会在人们的主流观念中占有一席之地。然而，这是一种极大的误解。平等这个词或许不是古已有之，但平等的思想却是受到了不论儒家、法家还是道家的各派推崇。
不论在儒家还是道家，平等都被看做是对人性的一种描述。童蒙读物《三字经》一开始就说了：“人之初，性本善。性相近，习相远。”其实儒家认为人与人的本性几乎是相同的。孟子总说，“人皆可以为尧舜”，“圣人与我同类者”。人之所以会呈现出不同的面貌都是后天影响的：“富岁，子弟多赖；凶岁，子弟多暴。非天之降才尔殊也，其所以陷溺其心者然也。”
道家也认为人之本性是相同的，但是其理由与儒家不同。道家认为，人在世俗世界中的差别，从天或道看来根本就没什么差别，庄子借孔子之口说出：“畸人者，畸于人而侔于天。故曰：天之小人，人之君子；人之君子，天之小人也。”在庄子看来，万物齐一，不但是人与人之间没有差别，连人与物之间的差别也微不足道。
人的本性是平等的或相同的，这在先秦诸子中已是一个被普遍认同的观念。当然，这个观念在中国也并非古已有之。商人尚鬼，周人敬祖。这种转变不是没有缘由的。周人认为其之所以能够取代殷商是因为文武周公具有崇高的美德，只有那些具有最高的德性之人才配做天子。而做子孙的之所以可以成为天子，是因为保有了祖先的美德，一旦丧失这种美德就会国破身灭。美德要靠自己努力才能获得和保有的，这一思想具有相当的革命性，因为这相当于承认人在本性上并没有差别。那些成为天子的人并非是生而为天子的，而是因为他们具有崇高的美德。只有在这一前提下，才会产生“王侯将相宁有种乎”的呼喊。
到了春秋战国时代，随着贵族之间的争斗加剧，传统的宗法观念也得到进一步削弱。同时，士这一阶层的兴起，更使得中国在远离分封和世袭的道路上越走越远。受我们的教育和电影电视剧的影响，孔子孟子还有许多先秦诸子都冠上了保守迂腐的形象。然而，不论孔孟老庄其实都是变革者甚至是革命者，他们所处的士这一阶层在当时是冉冉上升的阶层。他们的不但在思想上非常活跃，而且也非常积极地参与社会的改造。而他们思想中最激进的恰恰来自于人性平等的观念，因为这种观念要破除世袭，荀子说：“虽王公士大夫之子孙也，不能属于礼义，则归之庶人。虽庶人之子孙也，积文学，正身行，能属于礼义，则归之卿相士大夫。”而在欧洲，世袭传统直到近代，甚至在现代仍然没有被完全清除。
正是基于人性的平等，孔子才会大力投入教育。如果人本有贵贱之分，那么教育就不可能做到有教无类。也正是由于此，所有人才被要求由仁义行，如果某些人注定是低贱的，那么要求他们舍生取义就是愚蠢的。人性若不平等，就墨家来说，兼爱就没有根基；就法家而言，法无例外的理念也不可能得到执行。
然而，如果平等的观念在中国已经有如此久远的传统，为什么到了近代，反而没有像西方那样，产生出变革社会的力量呢？这是一个重要的问题。简单说，在伦理学中，有描述性概念和规范性概念的区分。前者是对一种自然状态或至少是当事人认为的自然状态的描述，而后者表达了一种“应该”。平等在中国传统中主要是被当做一种描述性的概念，而在西方则被认为是规范性的。如果平等是规范性的，那么不论现实中人是否平等，这一概念就要求实现平等。中西方关于平等概念理解上的这种差异，不论在实践中还是在后来的思想发展上都产生了极其不同的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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