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867年11月21日，也就是152年前的今天，近代中国组建了第一支派往欧美的外交使团。
美国人蒲安臣（Anson Burlingame）被清廷任命为“办理中外交涉事务大臣”，是使团的领导者；英国人柏卓安(J.MeL.Brown)与法国人德善（E．De.Champs）被任命为左右“协理”，充当蒲安臣的副手；中国官员志刚、孙家谷随行，另有秘书随员20余人。
1868年2月，使团从上海出发；6月抵达华盛顿；9月抵达伦敦；1869年1月抵达巴黎；9月前往瑞典、丹麦和荷兰；10月抵达柏林；1870年2月抵达圣彼得堡，23日，劳累过度的蒲安臣骤然去世；10月，使团返回中国。
由欧美人士率领一支外交使团，代表清廷出使欧美，这是一幕难得一见的外交奇景。
何以如此？
图：蒲安臣
维护帝国荣耀的“奇策”
此次向欧美派遣外交使团，与即将到来的“修约”之事有关。
所谓“修约”，即国与国之间，建立以条约为基础的近代外交关系。这就要求清廷抛弃传统华夷观念下的羁縻之道，但清廷并不乐意如此。
1868年是清廷与英法俄美四国早就商议好了的《天津条约》修订之期。为应付这次修约，清廷组织封疆大吏，做了两次外交政策大讨论。
第一次是在同治四年（1864）。针对中国此前种种不守条约的情况，赫德、威妥玛向清廷呈递了《局外旁观论》与《新议略论》，主张遵守条约，并建议进行外交改革以适应国际环境。经过讨论，总理衙门部分接受了赫德等人的意见，承认正视条约、遵守条约的重要性。
第二次是在同治六年（1867）。为应付次年《天津条约》是修订，奕䜣给地方督抚、封疆大吏下发了征求意见的通知，讨论方向是如何继续施展和维持传统的“羁縻之术”。
包括陕甘总督左宗棠、两广总督瑞麟在内的多数督抚，均赞成此种方针，奕譞、奕誴等皇族宗室，甚至喊出了“现在必应羁縻，将来必应决裂”，不妨趁“臣民义愤”之机，将洋人尽数“驱之出境”等高调。只有李鸿章大泼冷水，强调所谓“民心”靠不住，与洋人作战，只能依赖切实的军队实力、不能依赖虚幻的民心（未有不恃兵而专恃民者），而清廷如今的军队之中，并无可堪与洋人一战者（不但淮军文武无此可靠之才，九州内亦少中意者）。
一方面不愿走出“华夷外交”，不愿放弃“羁縻之术”，另一方面又不得不接受近代外交体系，不得不承认“条约外交”。两难之下，派遣一个外交使团出使欧美，以求知己知彼，遂被总理衙门提上了日程。
图：蒲安臣(中)与使团中国成员志刚、孙家谷合影。
中国皇帝决定派遣一个洋人作为钦差大使，出访世界各国，让1867年11月末的北京外交界十分震惊。蒲安臣本人也很震惊——在清廷的正式任命发布之前，他并未接收到任何明确的暗示。
上海的英文报纸《北华捷报》认为，总税务司的赫德是促成此事的重要推手：
“这一决定……乍听之下……当时使我们不能相信。……我们可以肯定的说，无论发表的如何突然，蒲安臣的任命是经过长期和缜密的考虑的。我们的记者说，‘此事是同赫德商议之后才提出的’。我们相信，这个计划是发自赫德的头脑。”（1867年12月14日）
查《赫德日记》可知，他并不是此事的提议者，但总理衙门确实就此事征求过他的意见：
“向海外派遣代表的问题，竟成为我在每次前往总理衙门时一定要谈论到的事情。……几天以后，在总理衙门的宴会中，柏卓安(J.MeL.Brown)告诉我，总理衙门已经在考虑派蒲安臣为前往各条约国家的代表，并问我对这个问题的看法。我当即说这种想法应当予以支持，第二天，我前往总理衙门极力表示赞同。”
赫德之所以极力赞成此事，是因为他一贯主张，中国应尽快从离群索居中脱离出来，在国际上主动抛头露面；中国必须在欧美各国的首都有自己的使节，以便及时准确地将自己的意见转达给欧美，而不必再扭扭捏捏、由驻北京的欧美国家使节代为转达。
图：赫德
但清廷考虑问题的出发点，与赫德截然不同。
天朝的“华夷观念”根深蒂固。1858年的《天津条约》规定，中国与欧美各国应该互派使节。但多年来，派遣常驻使节，一直是欧美国家单方面的行动，清廷没有任何动静。
这种毫无动静，本质上是一种鸵鸟政策。不向欧美各国派遣使节，自然就不会出现礼仪冲突——华夷外交强调的是“天朝上国”的荣耀（跪拜），近代外交强调的是国与国之间的平等（不跪拜、握手鞠躬）——回避了礼仪冲突，似乎传统的华夷秩序就能继续维系。
除了不派遣驻外使节，清廷还一直在软性抵制欧美各国驻华使节“觐见中国最高领袖”的要求。
传统华夷秩序下的觐见仪式，要求外国使节必须行跪拜之礼；但近代外交秩序强调各国平等，要让欧美驻华使节跪拜中国皇帝，无异于痴人说梦。清廷自知在武力上不足以让欧美使节下跪，又不愿意放弃彰显天朝荣耀的华夷秩序，只好采取拖延之策，以皇帝年幼为由，将接见欧美驻华使节一事，尽可能地往后拖延。
1867年，为应付即将到来的修约，清廷需要派遣一个使团，去了解欧美各国的情况，但清廷又不愿因此而丧失华夷秩序下的天朝荣耀。使团出使欧美，势必“入乡随俗”采用欧美外交礼仪（清廷自居天朝上国，本身也不愿使团在欧美行跪拜之礼）；清廷使团的这种“入乡随俗”，又势必影响清朝皇帝以何种礼仪接见欧美驻华使节——欧美驻华使节时常与清廷交涉此事，自然不会放过这样的好机会；清廷为了坚持跪拜之礼，已使用拖延战术与各国使节“斗争”了10年之久，自不愿功亏一篑。
两难之下，让外国人率领中国使团出使，就成了解决问题的“最佳方案”。正如总理衙门在奏折中所言：
“用中国人为使，诚不免为难；用外国人为使，则概不为难。”
意思是：中国人做使团的团长，代表“天朝上国”去到欧美，自然不能跪拜欧美各国君主政要；但中国人在欧美不跪拜，自然也就不好再要求欧美驻华使节跪拜中国皇帝，所以“诚不免为难”。让外国人做中国使团的团长，就不会有这种问题。
图：随蒲安臣使团出使的中国官员孙家谷
选择美国人蒲安臣为使团首领的同时，清廷还给使团拟定了诸多训令。其中在“礼仪问题”上，有如下具体指示：
（1）可“概免”行礼者尽可能免，待将来谈判落定再说。
（2）须按照欧美各国礼仪无法推托者，须严正申明，这是西方之礼，与中国国情不符，“中国无论何时，国体总不应改”。
（3）一切有违中国国体礼仪之事，可不举行者概不举行。
蒲安臣对这些训令，很不以为然。
总理衙门建议使团，不要将国书直接递给西方国家政府首脑，以免他们反过来要求直接递国书给清朝皇帝。但蒲安臣在美国接受了约翰逊总统的接见，并亲递国书。总理衙门训令回避西方礼仪，使团在美国递交国书时，行的却是鞠躬握手之礼（在英、法、瑞、丹、荷、普、俄等国，也是如此）。
因为蒲安臣是外国人的缘故，随行历练的中国官员志刚和孙家谷，倒也不觉得握手鞠躬之礼丢脸。志刚在日记里写道：
“礼从宜，使从俗，亦礼也。”
图：蒲安臣使团成员合影
事后来看，站在总理衙门的角度，以洋人为钦差大使这一“奇策”，在维护“天朝上国”的面子这件事情上，确实收到了“奇效”。
1869年，清廷的担忧发生了。英国驻华公使阿礼国向总理衙门递交照会，果然以蒲安臣使团在欧洲使用握手鞠躬之礼为由，要求清廷准许各国驻华使臣，也以握手鞠躬之礼觐见清朝皇帝。
于是，“先见之明”生效。总理衙门以蒲安臣是洋人为由，反驳了阿礼国的类比，且再次搬出“皇帝年幼”与“中外国情不同，礼节亦不同”的老招数，将问题继续往后拖延。
在欧美的成功
为了“天朝上国”的面子，而让一名外国人担任赴外使团的首脑，这是一桩极为危险的事情。
这方面的惨痛教训，并不是没有。
五年前，清廷曾试图通过总税务司李泰国自英国购回一支现代化的舰队。但有着自己盘算的李泰国，拿了清廷的钱，却致力于组建一支完全由英国人掌控，名义上属于清廷、实际上只听命于李泰国自己的私人舰队，结果酿成了让清廷损失惨重（仅白银就损失了约90万两）的“阿斯本舰队事件”。
时任美国驻华公使的蒲安臣，在“阿斯本舰队事件”中给了清廷很多提点，并参与斡旋。这些提点与斡旋，是清廷得以控制事态、及时止损的关键。这大约也是清廷敢于将外交使团交给蒲安臣率领的缘由。
即便如此，让一个外国人做钦差大臣，仍有着极大的风险——清廷应该感到庆幸，蒲安臣不是李泰国，他有着难得的操守。
使团的第一站是美国，亦即蒲安臣的祖国。
在旧金山，蒲安臣发挥了他的演讲特长，向舆论界传达：自己的出使，意味着中国已经走上了和平与进步的道路，这个伟大民族向近代文明的光辉旗帜伸出双手的时机已经降临，这样的日子已经来到。
在纽约，蒲安臣继续鼓舞欧美世界：中国已经“睁开它的眼睛了。……他愿意和你们通商，向你们购买货物，卖东西给你们。”他还告诉美国的传教士，你们将有机会“在中国每座山头上和每个山谷中竖立起光辉的十字架。”
上述言论的背后，是蒲安臣对此次出使的个人期望——让清廷融入世界。
当然，他也没有忘记清廷所交付的使命。他在公开场合不止一次说过类似意思的话：
“我希望中国的自治能够得到保持，我期望他的独立能够得到保证，我期望他能够得到平等的待遇，从而使他能够得到与所有国家同等的权利。”
使团在美国取得的最重要的外交成果是《蒲安臣条约》。这是近代以来中国与欧美国家签订的第一个平等条约。
美国在条约中保证不干涉清廷内政，还涉及保护华侨、自由移民、宗教信仰自由等条款。尤为重要的是，美国政府在条约签订之后，随即外交知悉欧美各国，表示美国将不承认任何干涉中国内政的意图和态度，并要求美国驻欧洲各国公使协助蒲安臣使团顺利完成此次出访。
图：蒲安臣率使团向约翰逊总统递交国书
1868年9月，使团抵达伦敦。
因为此前与美国签订的条约中，“不干涉中国内政”条款有直接针对英国的意思，英国朝野对待使团十分冷淡，部分媒体甚至抱有敌意。10月份，使团才得以礼节性拜会了外相斯坦利；11月，才在一种冷清的气氛中获得维多利亚女王的接见。
恰于此时，中国国内的天主教育婴堂因传染病连续死去40多名婴儿，导致数万满怀疑忌、不明真相的群众火烧教堂、殴打传教士，酿成“扬州教案”。英国驻上海领事麦华陀，调遣军舰开赴南京，威胁两江总督曾国藩。清廷与之交涉数月未果，遂令蒲安臣使团借访问英国之机，直接与英国政府交涉。
依赖蒲安臣等人对近代外交规则的熟悉，交涉成功，一场外交风波得以化解，双方还协定：此后发生同类事件，处理办法须循约而行，“不得擅调兵船与地方官争执”。英国外交部也发表官方声明，承认擅自调兵威胁中国地方官员的行为欠妥，重申尊重中国的主权和司法权。但对使用武力“以便保护生命财产受到迫切的危害”一事，英国政府仍持保留态度。
声明发表后不久，又发生了英驻中国台湾淡水领事吉必勋擅调兵船、向台湾地方官勒索白银的事件。清廷依据协定，照会英国政府。英国政府遂令吉必勋缴回所索银两，并向淡水中方官员赔礼道歉，且将吉必勋革职。
上述事件的处理结果，对清廷而言，可以说是一种非常新奇的政治体验。
图：蒲安臣使团在西方接受通行的握手、鞠躬礼
1869年11月，使团抵达柏林。
按照蒲安臣夫人的说法，使团在普鲁士受到了“最正式、最壮观的接待”。1870年1月，蒲安臣与普鲁士首相俾斯麦举行正式会晤。俾斯麦在会晤中说：
“疆域辽阔、人口众多的(中华)帝国需要一个得到尊重、具有权威和力量的中央政府。”
1870年2月，使团抵达俄国首都圣彼得堡。
半个月后，蒲安臣得到沙皇亚历山大二世的接见。此时的俄国，与中国在西北和黑龙江流域关系十分紧张，沙皇在会见中故意与蒲安臣大谈无关痛痒的美俄关系，对中俄关系避而不谈，这令蒲安臣感觉交流十分艰难。
2月18日，蒲安臣突然病倒，多方诊治均不见好转。
随行的中国官员志刚，记载了蒲病重后的工作状况：
“病势日加，犹日阅新闻纸，以俄国之事为忧。盖蒲使长于海面商政，而至俄国，则与中国毗连陆地将万数千里，而又各处情形办法非一，恐办法稍差，失颜于中国；措语未当，贻笑于俄人。乃日夜焦急，致病势有加无已。”
1870年2月23日，受人之托即忠人之事的蒲安臣，病逝于中国钦差大使任上。
图：蒲安臣使团成员合影
在清廷的失败
出使之前，蒲安臣特意为中国制作了一面黄色的国旗：
“蓝镶边，中绘龙一尺三长，宽二尺，与使者命驾之时以为前驱。”
自此，龙旗成为晚清中国的一个象征。中国也第一次以主权国家的面目，出现在国际社会中。
蒲安臣以他的演说才能，将中国打扮成了一个温和、开放的形象。每到一处，他都极力欢呼中国正准备冲破传统的铁幕，投入世界的怀抱，投入到近代文明中来。
可惜的是，这一形象营销，虽然在欧美取得了成功，却并未能够反哺中国。他演说中的那个正在走向开明的清廷，仍对近代文明抱持着极大的敌意。
比如，总理衙门大臣文祥曾给使团下达训令，“不要让西洋强迫我们建设铁路和电报，我们只希望这些事情由我们自己来提倡”，文祥的话很委婉，由自己来提倡的实质，其实是不提倡。相较之下，同治皇帝的师傅倭仁的话，就说得更加明白了，他断言欧美国家毫无文明可言：
“彼等之风俗习惯，不过淫乱与机诈；而彼等之所尚，不过魔道与恶毒。”
图：随蒲安臣使团出使的中国官员志刚
随蒲安臣使团出访欧美的总理衙门官员志刚，撰有日记《初使泰西记》。
在日记中，志刚写下了在巴黎观看西洋舞蹈的感受。他先是做了一番赞叹，然后总结道：西洋舞蹈虽好，但不符合清廷国情，因为“中国之循理胜于情，泰西之适情重于理”，这些舞蹈只能在西方跳，不可引入国内。
访问欧洲期间，志刚还听闻了海滨浴场有群聚“洗海澡”的盛况，男性只穿泳裤，女性加穿背心。他“遥闻此事而艳之”，但艳羡之外，却另有一番莫名其妙的思辨。
图：志刚《初使泰西记》封面
志刚说，洗海澡很好，但不符合中国国情，因为“欧洲之人大率血燥，故心急、皮白、发赤而性多疑。虽不赴海澡，亦必每日冷水沐浴而后快”，中国人体质与他们不同，“中国重理而轻情，泰西重情而轻理”，所以中国人不可群聚洗海澡。
跳舞与洗澡，尚且有国情不同、体质不同之说，蒲安臣努力塑造出来的那个开明中国，终究只能是昙花一现。真正有生命力的，反是奕譞、奕誴这类人所鼓吹的“臣民义愤”。
（完）
参考资料：马士《中华帝国对外关系史》；《筹办夷务始末》(同治朝卷)；《晚清首位外交使臣：美国人蒲安臣》，载《文史精华》2005年第6期；志刚《初使泰西记》；王瑛，《李鸿章与晚清中外条约研究》；等。
在这个话题无孔不入且热爱阅读的新媒体编辑部，我们经常在各种五花八门的公众号上，遇到或曲高和寡或趣味小众、但非常有意思的新鲜玩意儿。
现在，它们都将一一出现在这个栏目里。
我们也随时欢迎您的参与，留言向我们推荐您读到的低调好文。
文章来源：大象公会
网友评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