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神宗驾崩时,程颢因为送官文到了大名府。吊唁祭祀之后,大名府留守韩绛的儿子韩宗师便问程颢朝廷的事情以后会如何发展。
程颢说:“司马光和昌公著将会做丞相。”韩宗师又问:“如果他们两个真的当了丞相,他们又会怎么处理问题呢?”程颢说:“应当对神宗元丰年间的大臣一视同仁,如果先论党派和亲疏,那么日后就会有许多忧患。”韩宗师接着问:“会有什么忧患?”程颢回答:“元丰时的大臣都是一些喜欢利禄的人,让他们自己去改变那些对老百姓危害比较重的法纪,就好了,不然,缙绅们的祸殃不会完结。
司马光忠诚正直,但很难与他议事。吕公著虽然通达世事,但仅仅靠他一人,力量是远远不够的。”程颢所说的这些话,后来果然都应验了。
司马光执政时,反王安石变法之道而行之。当时,毕仲游任河东路刑狱提点,写了封信给司马光,信中这样写道:“过去王安石以兴作的论调,说动了先帝,但忧虑财力不足,所以凡是可以得到民间钱财的政策,没有不用的。
发放青苗贷款,设置“市易务”,收敛“助役钱”,变革盐法等等,都是事;而想振兴宋室,犹虑财力不足,才是情。没有能杜绝他兴作之情,只想禁绝他散敛变置之事,这是之所以行不通的原因。现在疲除了“青苗法”,取缔了“市易务”,免掉了“助役钱”,废弃了盐法,凡只是为了获利而伤害老白姓的事,都一概取消。
那些过去实行新法时被重用的人,心里一定很不高兴。那些心怀的人,必然不仅仅说“青苗法”不可废除,“市易务”不可取缔,“助役钱”不可免掉,“盐法”不可废弃。必然还要出于不足之情,说不足的事,以感动皇上。他们的话就是让石头人听了,也会动心。如果这样,要么被废除的还可以再发放,被取缔的还可以再设置,被免掉还可以再收敛,被废弃的也还会存在。
现在冶理国家的办法,应当让天下有识之士献计献策。深人了解收支的数字,将各地所积蓄的钱粮,一并归于地方官府,使他们的经费可以支付二十年之所需。
几年之后又将会是今天的十倍,使天子清楚地知道国家在钱财上的剩余。那么所谓的‘不足’之论,皇上就不会听信,这样新法才可以永远被废弃而不再实行。
当初王安石位高权重,朝廷内外到处都是他的人,所以他的变法才能够实行。今天你想消除以前的弊病,但你身边担任各种职务的官吏,十有七八都是王安石的门徒。虽然也起用了两三个旧足,用了六七个正人君子,然而,上百人中才占十几个,这种形势怎么可能有所作为呢?不具备可以做事的条件而想去做,那么青苗法虽然废除,又会再实行,何况还没有废除呢?“市易务“,“助役钱”,“盐法”等也无不如此。
用这样的方法去消除以前的弊病,就好比一个人久病稍愈,使他的家人面有喜色,却不敢贸然祝贺,因为他的病根还没有清除。”
司马光读完这封信,脸色渐渐地沉下去,因为这情况正像毕仲游在信中所说的那样。
所以,天下大事,必作于细,而非纸上一提了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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